阳光明媚,我和女儿坐在小区草坪一角的台阶上。女儿玩滑轮累了,开始吃面包。我坐在旁边,看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
面包酥酥的,裹着巧克力,咬开就露出淡黄色的面包芯。吃到第三口,她小手一松,一小块面包落在了石阶上。几只蚂蚁围拢过来,啃食起那块面包。“爸爸,你看。”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蚂蚁从水泥缝里、枯草里钻出来,团团围住面包。“蚂蚁在吃面包,它们也要过年吗?我给它们吃点好吃的。”女儿兴奋地说。
我“嗯”了一声,其实早想站起来走了,石阶坐久了硌得慌。但女儿没动,她这个年纪,对什么都抱着认真的劲儿。我只好陪她蹲下来。
蚂蚁越聚越多。有的钻到面包底下托举,有的攀在侧面啃咬,更多的在周围打转,触角碰着触角,像是在开一场紧急会议。而后,有些蚂蚁往回跑,像是去叫同伴;有些咬着一小粒面包往家走,有些三五个拖着米粒大的碎块缓缓移动。面包移动得很慢,但确实在动。女儿看得入神,连手里的面包都忘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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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说蚂蚁是在搬家,我纠正她说是搬食物,她却固执地说:“那就是搬食物的家。”
我蹲得腿麻,换了个姿势,忽然冒出个奇怪的念头:此刻,会不会也有什么存在,正看着我们?
这个念头来得没头没脑。我抬头望天,几片云慢悠悠飘着;四周,桂树的影子落在地上,纹丝不动。小区里很安静,只有零星几个身影。
但如果真有呢?如果在我们头顶、在看不见的地方,有那么一双眼睛,正看着这两个蹲在石阶上的生物,一大一小,围着一群更小的生命,看得津津有味。那双眼睛的主人会不会觉得好笑?觉得我们蹲姿笨拙、反应迟钝,为这点微不足道的事浪费时间?
女儿拽拽我:“爸爸,你怎么不看了?”我说:“看着呢。”
蚂蚁们还在忙碌。面包芯已经被啃掉小半,只剩深褐色的巧克力层。蚂蚁们在巧克力边缘徘徊,触角试探地碰了碰,又缩回去,绕开巧克力,继续啃剩下的面包芯。
女儿好奇地问:“它们怎么不搬巧克力?”我说可能太硬,她却觉得是蚂蚁不爱吃。
我看着那些蚂蚁齐心协力,步调一致,为这块从天而降的面包倾巢而出。它们不知道面包从哪来,不知道为什么掉在这里,不知道旁边这两个庞然大物是什么。它们只知道搬,只知道眼下这件事要紧,要赶在变故出现前把能搬的都搬回去。
如果真有那双眼睛看着我们,它会看到什么?
它会看到人们为生计奔波,为房贷加班,为孩子成绩焦虑;看到我们挤地铁、写报告,在酒桌上赔笑,在深夜里失眠。它会看到我们像蚂蚁一样忙碌,为某个目标耗尽气力。
它会不会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不吃那块“巧克力”?为什么绕开最甜、最本质的东西,去啃食松软却易碎的“面包芯”?
我不知道答案。也许那双眼睛根本不存在,也许它存在却懒得看。但女儿还在看,看得那么专注,那么信任眼前的一切。她不会深想蚂蚁为什么不吃巧克力,不会想有没有谁在看她,不会想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她只是看,只是好奇,只是在这个冬日的下午,和父亲一起,见证一群小生命的忙碌。
这大概就是孩子和大人最大的不同吧。孩子看蚂蚁,眼里就只有蚂蚁;大人看蚂蚁,却总能看到自己。
面包芯终于不见了,只剩一小片巧克力粘在石阶上。蚂蚁们散开了,钻进裂缝,钻进枯草底下,回到来时的方向。女儿站起来,腿麻得踉跄了一下,我扶住她。
“爸爸,”她忽然说,“蚂蚁知道我们在看它们吗?”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又自顾自地说,“应该知道吧,我还陪它们过年了呢。”
晚上回家时,我们又去看那级石阶,巧克力已经不见了。也许被鸟叼走,也许蚂蚁终于想通了回来搬走。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在这个院子里,这个冬日的下午,我和女儿曾蹲在那里,看一群蚂蚁搬运面包。我们以为自己在观察它们,说不定,我们也只是某块石阶上的风景,只是某个更漫长故事里,微不足道的片段。
女儿进门时忽然回头:“爸爸,如果蚂蚁知道我们在看,它们会害羞吗?”这就是孩子的逻辑啊,直白,天真,带着点让人心软的温柔。我说:“也许吧,但如果它们知道我们看了那么久,说不定还会骄傲呢。”
“骄傲什么?”“骄傲自己搬得动那么大的面包啊。”
女儿想了想,点点头,似乎接受了这个答案。
晚上她睡着了,我坐在阳台上,院子里彩灯闪烁。我想,如果真有那双眼睛,它看到的应该不只是忙碌。它还会看到,在午后的石阶上,一个父亲陪着女儿,蹲下来看蚂蚁,并想了想自己。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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