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大量失业是灾难吗？孙玉良：未来增加就业不是政府施政目标

文︱孙玉良

最近一份名为《2028年全球智能危机》的所谓“AI末日报告”在网上流行，各大论坛、智库、社交媒体疯传“AI将让每个人失业”的戏码，连马斯克都在最新访谈里重申未来3～5年所有行业都可能出现“巨型失业潮”，白领蓝领无一幸免，好象“AI要灭绝人类”，世界末日真的到来了。

人类发明机器人消灭了自己，这是啥逻辑？我就没有那么悲观。事实到底是什么？先把历史翻出来。技术革新从来不是第一次来了就把人类统统干掉。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机械纺纱机、动力织布机把家家户户的织布妇女逼出家庭，但结果不是“全家挨饿”，而是把大多数人从低效劳动里解放出来，让社会生产力指数级增长；农业机械化让农民失业了，把全球70%以上的人口从地里撤下来，我看农民的日子比过去过得更好，人们有钱了、时间多了、生活质量反而提升了。技术淘汰“旧岗位”不等于终极失业，这就是历史的基本逻辑。但今天AI时代的论调往往忽略这点，把“工作样貌变化”误读成“就业全部消失”。

再看现实新闻数据，AI影响就业确实已在发生，但规模和情绪远超实际。根据美商美瑟（Mercer）发布的《2026年全球人才趋势报告》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全球约12,000名员工中担心因AI导致失业的比例已经从2024年的28%上升到2026年的40%。这说明焦虑在积累，但这还是“担忧”，不是“现实崩溃”。 部分企业裁员数据确实让人警觉：亚马逊、Salesforce等大厂在组织重构中提到AI因素，但这仅仅是行业调整，是效率优先逻辑下的资本行为，不代表全社会失业潮已全面爆发。同时也有主流经济机构指出，AI可能在短期内让失业略微上升，但长期会创造新工作和提升生产力——高盛研究估计AI完全普及可能最多让就业减少约2.5%（美国），这种变化是“转型”，不是经济社会崩盘。

技术变革从来不只是替代，而是创造新的劳动形式和需求结构。AI不是把整个经济体从有工作推向无工作，而是把“什么是工作”重新定义。既有旧的岗位减少，又有新的岗位增加；既有低端劳动消失，又有高端技能需求上升；既有劳动形态改变，也有就业结构调整。简单把技术变革等同于失业潮，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到荒诞。

再来谈谈中国的现实和制度优势。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任失业潮自生自灭”，而是在积极布局。比如通过“AI+”计划引导AI与产业融合，推动技术同时创造新就业岗位和提升劳动者技能，同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缓冲AI对就业的负面冲击。 这说明判断AI就业趋势不能只看“岗位减少数字”，更要看制度如何引导产业升级和吸纳劳动力。制度不同，结果就天壤之别。需求不会消失，只会迁移。当技术提升生产力时，产品更便宜，消费者手中剩余的钱会增加，新的消费需求被激活，这恰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如果劳动力失业了，消费确实可能受到短期冲击，但长期看技术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出，人们整体收入并没有消失，而是从传统劳动收入转向资本分配、技能溢价、创新参与等多元形式。把AI冲击等同于“全民失业、经济崩溃”，是典型的因噎废食式逻辑错误。

冲突点的深层其实在于对“社会价值和分配制度”的不同预设。悲观论者看到技术替代劳动，焦虑的是收入的重新分配问题；乐观论者强调生产力提升带来的社会潜力。中国立场在于，不能因为技术导致个别岗位消失，就放弃整体社会的经济治理能力。我们有责任把生产率革命转变为全社会的普惠福利，而不是让资本圈层垄断收益、让普通劳动者被边缘化。

所以关键变量有三：一是技术发展速度和劳动市场的适应速度；二是政策制度能否引导收入分配向更广泛的社会成员倾斜；三是教育和技能转型是否能让劳动者真正融入新的经济结构。只要这三个变量向好的方向发展，所谓的“AI失业灾难说”就不过是恐慌性噪声。相反，如果忽视制度设计，让技术红利被少数资本垄断，那才是真正的经济和社会风险。这不是“技术螺旋”的问题，而是社会制度如何拥抱技术革命的问题。

我的看法，要抛弃那种把AI就业影响妖魔化的思维，技术进步从来不会把人类推向悬崖。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有资本主义制度国家无以伦比的优越性，未来就业数量不应该再是政府施政的唯一指标，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机制才是决定未来社会稳定与繁荣的核心。与其担心AI抢走工作，不如思考如何让AI创造的价值惠及全民。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生产力越发达，人民越幸福；制度安排得好，技术福利最终会惠及社会每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