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上的知青岁月：每当想起第二故乡的狗蛋，我心里就很难受

1969年1月19日的午后，陕北的风还带着刺骨的寒，阳光却稀稀拉拉地洒在公社革委会大院的土墙上，泛着淡淡的暖黄。我们六名北京知青，刚吃完一顿简单的午饭，刘家塬大队前来迎接的社员，早已默默挑起了我们沉重的行李。我们背着各自的挎包，手里拎着零轻便的包裹，亦步亦趋地跟在老乡身后，踩着坑洼不平的黄土路，向着十里外的刘家塬大队走去。

一路黄土漫漫，沟壑纵横，寒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生疼。我们三个男知青、三个女知青，就这样一路沉默地走着，心里揣着对未知乡村的忐忑，也藏着少年人离家的茫然。走了约莫一个多时辰，远远望见坡上错落的土窑，炊烟袅袅，那便是我们日后要扎根落户的刘家塬三队了。

陕北黄土高原

队部大院里一排五孔土窑，简陋却规整。刘立成队长是个皮肤黝黑、淳朴憨厚的陕北汉子，待人实在，他早早等在院里，笑着把我们迎了进去，当场就安排好了我们的住处。三名女知青住的是队里队长和会计办公的土窑，窑里收拾得干净，土炕平整，锅灶齐全，门窗严实不透风，烧起火来暖意融融，窑里一点都不冷。

我们三个男知青被安排在了紧挨着羊圈的另一孔土窑，这孔窑原本是拦羊老汉王大伯歇脚、打更住的地方，窑里同样有土炕、有锅灶，可一踏进去，浓重的羊膻味、土腥味混着陈旧的霉味扑面而来，窑壁被烟火熏得黑乎乎的，光线昏暗，和女知青住的窑洞比起来，有着天壤之别。我们没有半句怨言，放下东西，默默打量着这个即将属于我们知青的家，心里清楚，从今天起，我们便是黄土塬上的庄稼人了。

我们知青一来，队部有了人住，夜里王大伯就不用来打更了。刘队长心疼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娃，特意跑到公社供销社，买了一口崭新的大铁锅，换下了王大伯用了多年、锈迹斑斑的小铁锅。我们都是城里长大的孩子，从小没摸过锅铲，别说做饭做菜了，连生火都手忙脚乱。队长看在眼里，当即请来王大伯的老伴王大妈帮我们做饭，照料我们的日常起居。

王大妈当年约莫五十岁的年纪，眉眼温和，手脚麻利，她嫁给王大伯一直没生养，身边倒是有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娃，小名叫狗蛋，是当年王大伯在山沟里放羊时捡回来的弃婴。王大妈来帮我们做饭，狗蛋总爱跟在身后，蹦蹦跳跳地帮着抱柴禾、递东西，安安静静的，只是一双眼睛总盯着我们看，时不时就嘿嘿地笑，眼神单纯略显呆滞。相处了几日我们才发觉，狗蛋脑子不太灵光，心智不全，见了人只会傻笑，女知青们初见他时，都有些害怕，下意识地转身躲开，他便怯生生地站在原地，也不靠近，只嘿嘿傻笑。

那时上级拨下来的供应粮，多是存放多年的陈粮，口感粗糙难咽。刘队长心疼我们，悄悄把队里库存的新粮匀出一部分给我们吃，高粱、玉米、红薯干，都是山里最实在的口粮。可这些粮食都要磨成面，才能蒸团子贴饼子果腹。村里没有粉碎机，磨面全靠石磨和碾子，推磨、推碾子是实打实的力气活，我们几个城里娃推不了多久就气喘吁吁、胳膊发酸。

每每这时，狗蛋就格外兴奋，眼睛亮闪闪的，抢着上前推磨。他个子不高，身子却结实，一个人闷着头，能稳稳推动沉重的石磨，也能独自推着碾子转圈，我们想上前搭把手，他执拗地摆手不让，满头大汗地推着，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浸透了破旧的衣衫，却从不说一句累，脸上始终挂着憨憨的笑。

我们看着心疼，总会掏出兜里的糖块、饼干塞给他，他攥在手里，自己从来舍不得吃，先掰一块塞给王大妈，还要小心翼翼留一块，带回家给放羊的王大伯吃。

日子一天天过去，黄土塬的春风吹绿了山坡，转眼间到了第二年初秋，队里为我们箍了新窑，宽敞明亮，条件好了许多，王大妈也就不再过来帮我们做饭了。秋收农忙的时节，地里全是忙碌的身影，狗蛋也天天跟着我们知青一起出山劳动。我们弯腰收割高粱，他就一趟趟往场院背高粱头、扛秫秸，一刻也不肯闲着。

有时在路上撞见我挑着沉甸甸的高粱头，他二话不说就抢过扁担挑在肩上，力气大得惊人，拦都拦不住，非要替我挑到场院才肯罢休。那时候，队里不给狗蛋记工分，社员总说他半憨不傻，干活没长性，不算正经劳力。我看在眼里，心里不是滋味，便主动找刘队长提议，说狗蛋踏实肯干，从不偷懒，该给他记点工分。队长听了我的话，召集队里的老社员商议，大家处于对狗蛋的同情，最终同意一天给他记四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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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王大伯和王大妈耳朵里，两位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粗糙的手抹着眼泪，嘴里反复念叨着感谢的话。在他们心里，狗蛋能挣工分，便是被人认可、被人看得起，是天大的喜事。狗蛋自己不懂工分的意义，只看到养父母开心，他也跟着嘿嘿傻笑，干活更卖力了。

往后的日子，狗蛋成了知青点的常客。他每天都来，帮我们推磨、挑水，忙前忙后，有时赶上饭点，便留在我们这里吃一顿。但他始终怕见女知青，远远看见女生的身影，就像老鼠见了猫一般，老远就躲到墙角或旁边。其实，女知青们也没怎么着他，只是有点怕他，毕竟他不是健全人。

那年我回北京探亲，返程时特意买了不少北京的糕点、糖果，想着带给山里的乡亲们。狗蛋来知青点玩时，我抓了一大把糖块，又拿了一斤点心递给他，让他带回家给王大伯、王大妈尝尝。没过多久，王大妈就急急忙忙跑来了，她以为狗蛋偷拿了我们的东西，要给我们赔礼道歉。我连忙解释，说都是我主动送的，王大妈听完，眼眶瞬间红了，拉着我的手哽咽着说，在刘家塬，也就我们知青把狗蛋当人看，不嫌弃、不欺负他。

自那以后，狗蛋对我们愈发亲近。他上山放羊、割草，总会摘一把酸枣、最新鲜的野果，小心翼翼揣在怀里，跑到知青点送给我们吃。在地里干活时，他总挨在我们身边，干他自己的活，也帮我干活。偶尔帮了倒忙，弄得一团乱，我们从不责怪他，只是笑着教他怎么做。队里有些年轻后生爱欺负他，骂他憨傻，我们总会上前护住他，看着他憨傻怯懦的样子，只觉得这孩子实在可怜。憨傻不是他的错，他更需要疼惜。

随着年龄的增长，狗蛋越来越强壮，他一个人能把一架子车牛羊粪拉上山坡，他做错了什么，谁责骂他他从不反驳，只会嘿嘿笑。有时几个后生扒下他的裤子，他提上裤子就跑，也不恼。不管谁让他干啥，他都屁颠屁颠地去干，从无怨言。乡亲们渐渐改变了对他的歧视和偏见，看他汗流浃背地干农活，反倒开始心疼他。

1978年初秋，一纸北京林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的手里。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我要离开生活了近十年的刘家塬，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读书了。离开那天，全村的乡亲都来送我，黄土坡上站满了人，叮嘱声、道别声混着风声，听得人鼻子发酸。

就在我即将踏上路程时，狗蛋气喘吁吁地跑来了，跑得满头大汗，手里拎着半水桶刚红透的酸枣，颗颗饱满鲜亮。他说老早他就爬上沟崖一颗一颗摘的，给我路上吃。我低头看去，他粗糙的手脖子上，划满了深浅不一的血道子，渗着血丝，应该是是爬沟崖摘枣时被荆棘划破的。那一刻，我鼻头一酸，眼眶瞬间湿热，心里又酸又暖，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只化作一句轻轻的谢谢。

狗蛋似乎不懂谢谢的意思，只是冲我傻笑。

我抓了几把酸枣装进挎包里，挥着手告别了刘家塬的黄土，告别了淳朴的乡亲，也告别了憨憨笑着的狗蛋，踏上了返程的路。这一别，便是几十年。

岁月流转，光阴匆匆，当我再次踏上刘家塬的土地时，黄土依旧，沟壑依旧，只是当年的青年早已满头华发，村里的老面孔，也少了大半。我拉住村里的老人，急切地打听王大伯一家的消息，问起那个憨憨的狗蛋。

老人听完，脸色沉了下来，语气满是惋惜与难受：“他家没人哩……狗蛋的养父母走了没几天，村里人在老两口坟前找到的狗蛋，就跪在那儿，身子早就硬了，安安静静地跟着他爹娘走了……”

一句话，像一块重石砸在心上，瞬间让我哽咽难言。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陕北插队的青葱岁月，早已刻进我的骨血里。每当想起刘家塬的黄土窑，想起乡亲们把最好的粮食留给我们，把最实在的温暖捧给我们，心里便满是滚烫的暖意，那是刻在生命里的乡情，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可每每想起王大伯、王大妈两位善良淳朴的老人，想起那个只会傻笑、拼命干活、摘酸枣给我、跟着养父母一同离去的狗蛋，我心口就止不住地发疼，酸涩与怀念交织，久久无法平复。

知青当年住过的土窑

黄土塬的风还在吹，那些藏在窑洞里、田埂上、石磨旁的往事却从未消散。那一份质朴的善意，纯粹的情义，成了我一生里，最温暖也最心疼的念想，岁岁年年，萦绕心头，一直不曾远去。

讲述人：宋清雨老师（六九届北京老知青，园林工程师）

执笔创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