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25岁成宁波全国劳模，辞官坚持工作在车间，退休后盘活街道经济

鲍春玲当年工作照

鲍春玲，1931年3月出生，浙江宁波夏禹乡人。

她小时候家里非常苦，自懂事开始，吃的是有中餐无晚餐，穿的是破烂不堪。家中无田无地无财产，八口人全靠父母二人工资维持生活。

她父亲在上海久益袜厂做职员，每月寄回家中的钱不能维持一家八口的生活。母亲陆梅娣只好丢下六个子女，在宁波席子厂做席子，所有的家务都落在鲍春玲的身上。两个妹妹因没人照顾，先后病死。

抗日战争爆发后，宁波被鬼子占领，她家生活就更苦了。父亲失业了，一家的生活来源全靠母亲一人，生活更无法可想象了。1939年6月，母亲就叫鲍春玲一起去徐家做席子，她就这样开始做工了，这时她才8岁。

虽然母女二人一天到晚像牛马一样地做，但仍难维持家里生活。1943年11月，父亲说做席子不能维持生活，就到北渡去背米吧。这时鲍春玲才11岁，每天至少要走50—60里路。

背米非常危险，碰到鬼子，米就要全部被劫走。有一次，她和父母三人背了五斗米，被鬼子发现了，全部被劫，全家人没法过日子，只好把一点点家产都卖掉。

没过多久，母亲说本钱也没有了，背米又危险，叫鲍春玲到三市街吴永兴筷店去削筷。每天至少要工作17个小时，晚上到半夜11点钟，还不能好好回家。因为回家一定要过向阳桥，而鬼子把这座桥用铁丝绑了起来。

有一次，鲍春玲和小姐妹二人做到半夜11点钟，想回家。她看铁丝绑得紧紧的，和小姐妹说：“现在日本鬼子不在，我们还是爬过去吧。”但其实日本鬼子在河对面站岗，二人被发现了，鬼子就朝她们开了枪。

这时天在下着大雨，鲍春玲买不起套鞋，穿的是木拖鞋。她被枪声吓得走投无路，差点掉进河里，亏得小姐妹把她一把拉住了。后来，二人不要命地逃，这才捡了条命。

这让她觉得做人太难，一天到晚牛马一样做，还要受鬼子威吓，连路都不给走，做来的工资呢，连自己生活都过不下去。

后来，母亲就设法托人让她到工厂劳动。经恒丰布厂老工人王阿水介绍，鲍春玲到恒丰厂当摇纱工，这是1948年6月，她哥哥则到上海龙昌布厂当机匠学徒。这样，全家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

工厂的生活实在难受，虽然工资多了一些，可是被压迫得更厉害了。工人都被当作贱骨头，进去时都要被抄身婆抄身，在上班时要受领班压迫。领班在车间荡来荡去，工人做得满头大汗，还要被他批评，被骂几句算是客气，不客气的就要叫工人滚蛋。在旧社会做工，今天不知明天事，工人有句老话：包袱上头，雨伞摆在门后背。

1949年5月，宁波解放了。9月，鲍春玲加入中国纺织工会。

新中国成立后做工与之前做工完全不同了。新社会里做工是到处受人尊敬的，再也不会被人压迫了。压在工人头上的坏分子都被镇压掉了，工人可以轻松愉快地进行劳动，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得到了彻底翻身，这是前人所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她妹妹鲍翠玲从筷竹社被调到菱湖缫丝厂工作，她父亲也在1958年参加了工作，到甬江公社化工厂胶丸车间当工人。母亲再不用到外面去工作，家里经济略微宽裕了一点。

恒丰布厂很大，也很有名。本来厂里有一千多人，后来又两千多了。在恒丰布厂的头三年，鲍春玲是摇纱的。后来车间主任看我手脚很快，就让她去织布车间。她本来做帮拆工的，后来调她做挡车。

原先挡车很困难，工作法掌握得不牢。后来通过技术革新运动，特别是介绍了王崇伦创造的万能工具胎，挡车就方便多了。王崇伦文化水平不高，居然能刻苦钻研，自己动脑筋打图样，这件事大大鼓舞了鲍春玲。

领导也再三教育她，说挡车工的责任就是把工作法掌握牢，不发次布，提高质量，用创造性的劳动来投入到技术革新运动中去。鲍春玲在思想上重视起来，对待次布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困难总是免不了，当时还没有周美大先进工作法，巡回没有规律，为了不让坏布逃过，唯有把布面多检查几次，她百倍提高警惕，始终没有在工作中疏忽过一刻。

鲍春玲在生产上很会钻研，能根据方法灵活运用，操作技术又稳又快，全厂挡车工一致赞扬她的操作。

平时来观摩并和她定技术互助合同的人很多，她热情帮助他们提高技术，同时对推广先进经验和学习先进经验非常积极。工会号召挡车工，组织技术互助、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小组里陈根凤向她学习巡回工作，她把自己做巡回工作的方法全部教给他。

陈彩娟来学习检查布面的方法。鲍春玲告诉她，不论布机拆布也好落布也好，一颗纡子换掉后，布织到哪里，就要检查到哪里。陈彩娟按她说的去做，有三个月不出次布。有一次，她贪快，四台布机换上纡子后，没有去检查，第二天布房里发现做了一尺坏布。她由此深深体会到认真检查布面的必要。

鲍春玲积极向领导建议在织布车间推广揩车，领导欣然采纳。果然使用揩车后，效果很好。揩车在运行时极有步骤，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内到外，次序井然，是防止珠巢次布的有效工具。

在做技术鉴定的时候，鲍春玲每次都担任辅导员，做“小先生”，耐心地演示自己的技术，看到，及时指出别人技术上的错误，并提出改进的地方，共同提高技术。因而在群众中威信较高。

1953年她被评为厂级先进，1954年被评为厂级劳模，1955年被评为浙江省级劳模（先进生产者）。她的织布产量，比别人高出两到三倍，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织过一匹坏布。1956年，我被评为全国劳模。

当时的奖金很少。1952年她评上三等功，奖了几件日用品。1953年，奖日记簿一本。1954年被评为厂级劳模，奖励26元。1955年，评上厂级先进生产者、市级先进生产者、省级先进生产者、全国先进生产者，共得奖金200元左右。

被评为全国劳模后，鲍春玲到北京参加群英会，这是她第一次去北京，天安门非常大，马路很宽广。她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还和她握了手。鲍春玲都惊呆了，这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他知道这是是毛主席、共产党对她这个普通工人的关怀。因此，同志们对她越信任，她越感受到新社会的甜、毛主席的亲。

鲍春玲把群英会上发的一套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会见代表的照片好好地珍藏起来，经常拿出来看看，进一步增强自己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恒心，进一步增强对敌斗争的意志，进一步增强继续革命搞好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从全国劳模大会回来后，鲍春玲就不织布了，去搞操作了。她去武汉、青岛、上海学习先进技术和操作，回来推广。青岛都是内动式的，叫郝建秀操作法，新车间本来一个人只可顾8台机器，现在一个人可以管24台了。

她又想到加入组织以后群众对自己要求高了，必须要保持光荣与纯洁，不论在生产上还是工作上要起带头作用，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向好党员学习，不断克服现存缺点，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1956年1月，鲍春玲脱产任车间技术员。后来，担任车间副主任，工作担子比原来重了。她依靠广大职工，克服困难，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担任车间副主任时，她坚持每周两到三天参加劳动。后来，担任车间支部书记时，要考虑和处理的问题更多了，她仍坚持每周劳动一天。

她关心群众的生活。织布厂工作非常苦，在大热天，车间工人劳动汗流浃背，没有电风扇，只有摇头的、用喷雾剂的风扇，她和车间干部一起给工人送凉水，工人们都很信任她。

1961年5月，鲍春玲被任命为副厂长，负责抓生产。她对工作很用心，但又不太适应。

1962年8月，她要求辞去副厂长职务。她文化水平不高，副厂长需要去上面汇报工作。省里的铁瑛书记问她：“鲍春玲，你们今年完成得好吗？百分之几啊？”这些数据她都是要背熟的，不然就会说不出来。

她还是喜欢织布，就要求去车间。9月，她重新回车间，档案上称“为了加强生产第一线，调任织布车间主任、连队连长、党支部副书记”。回到车间，她非常开心。

她在1963年2月1日的工作总结中记录道：“1962年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对照党对我的要求来说，觉得非常惭愧。”

“1962年6月份织布车间进行合并，领导叫我跟班去。这时候三班对照起来，是乙班政治空气比别班差一些。我也下了决心，既然党已经分配我到乙班，我一定要把乙班生产搞好，想要搞好生产，必须要依靠骨干、发动群众一起搞。”

“首先依靠车间分工会主席、检查员和生产组长。我经常和他们进行商量研究，这时候因天气很热，我就给每个工人盛饺面水喝，这样一来乙班的工人与我越来越亲，我一共跟了他们一个月零二十天。”

“后来厂领导又叫我来做长日班，搞操作。这时候有个别人织出的坏布确实很多，我想了办法进行个别帮助，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如徐翠金、陈如利、李照云、包日娣等同志。”

1967年宁波市革命群众分裂为两派，提出要关车参加游行，鲍春玲暗地里支持老工人不能关车闹革命，她认为关车不生产不行，搞好生产不会错。这时，厂里车间一部分群众劳动纪律松散，一天上班只有四五个小时，鲍春玲所在车间也发生迟到早退现象。

她想起1956年参加全国群英会上奖励的一只闹钟。总工会的领导同志说：“这是毛主席奖励给你们的，要你们劳模和时间赛跑。”于是她遵照毛主席抓生产的教导，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对擅自迟到早退的少数人进行正面教育帮助，对多次不改的在大会上进行批评。

1970年9月，鲍春玲任宁波印染织厂织布车间党支部书记。

劳动竞赛是组织广大职工促生产的重要举措，厂里的其他车间在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不能坚持。鲍春玲所在的车间1973年以来仍坚持以提高棉布质量为中心的劳动竞赛，做到年年、季季、月月组织群众开展人与人、组与组、班与班的劳动竞赛，给优质高产的先进个人和班组敲锣打鼓送红旗，涌现了团结好、守纪律、超计划的织布丙班学大庆的先进集体。

织布丙班连续两年被评为厂级、局级、市级和省一轻局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1966年到1976年连续11年较好地完成了国家下达的棉布产量计划。即使在受干扰严重的1974年，棉布总产量为1141.38万米，占国家下达计划的92.7%，仍能接近国家计划。

1972年春节刚过，鲍春玲的丈夫陈品康过世。陈品康曾是宁波地区百货站业务副股长，党员。这年冬天，她父亲又不慎失足溺亡。丈夫、父亲相继病故，这对陈品康的刺激比较大，一段时间内思想苦闷，产生了悲观情绪。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鲍春玲作为人大代表也去参加了。当时毛主席纪念堂第一次开放，他们这些代表是第一批瞻仰到毛主席遗容的人。这也是鲍春玲第二次到北京，跟市里的领导一起去的。领导们都对她非常好，给她牛奶喝。

她去北京的时候人很瘦，丈夫没了，她每天哭，瘦得只有七十几斤重。从“十一大”回来之后，她就不哭了。她想领导这么重视我，对我这么好，不能再这么哭下去了。

她精神更加振奋，经常对工人说：“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很信任，给我这样大的荣誉，我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做好本职工作，要出色地完成生产任务，以优异成绩报答党的恩情。”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她信心更足了，觉得“四化”是国家的头等大事，生产是工厂的中心任务，必须更加把生产搞上去。

此时，织布车间大多数老工人退休，新工人大量增加，技术力量薄弱，产品质量下降。她就举办工人技术训练班，请老工人来厂传授操作技术，自己也深入一线，亲自操作示范，认真做好青年工人的政治思想工作。

不到三个月，青年工人的操作技术普遍提高，大部分青年工人能独立操作二十四台布机，质量也符合要求。车间工人李惠芬（市劳动模范）在鲍春玲具体帮助下，自1975年以来，月月超额完成产量、质量计划，连续四年被评为市级操作能手。1979年11月，在全省操作比赛中，她一举打破了三项织布最高纪录，夺得第一名。

她坚持早上班晚下班，加班晚的话，机车开到晚上一两点，就住在寝室里。她整天在车间抓生产，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组织工人开展万米无次布班组流动红旗竞赛等活动。

1979年年初，有一个生产府绸的厂，因产品产量长期过不了关，被要求暂时停止生产府绸。主管局要鲍春玲的车间生产，她一开始想不通，认为这种产品难做，利润又低，质量也难过关。

后来，她参加了绍兴棉布产销会议，听到会议上说市场上很需要这种府绸。回来后，她就主动接受了这项任务，组织骨干力量，调配技术设备，不断地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在较短时间内，生产出合格的府绸，受到了主管局的表扬。

1979年，在织布车间因迁移厂房耽误时间的情况下，鲍春玲仍带工人提前一个月完成织布生产计划，她也因此被评为1979年厂级先进生产者。

1977年11月，鲍春玲被推荐为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6月，他又被推荐为宁波市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1年12月，鲍春玲正式退休。当时她虚岁才51岁，还没到退休的年纪，是为了儿子才退休的。政府领导也不让她退，常常来问她为什么退休，她说明情况后领导也就同意了。

退休后，街道副主任把她堵在弄堂口，笑着说：“除非你答应做居委会主任，否则我不让你进家门。”当时在一旁的居民，也要求她来担任居委会主任。领导信任、群众支持，她只得放弃安度晚年的念头，担任了居委会主任。

她刚到居委会时，固定资产只有300多元。她想，既然担任主任，就要为百姓办实事，于是组织闲散人员，办起了一个个小企业。到1991年时，居委会已经有了荣华电脑现代办公用品服务部、海曙机电供应站等12家企业，居委会有11万元的年收入。许多居民说，鲍主任无愧于全国劳模称号。

退休多年后，鲍春玲还经常做梦，梦见同事们都上班去了，就她迟到，心里特别着急。

2016年6月，鲍春玲在宁波逝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