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描之问：是造型基础，还是“心灵之物”？

中国绘画历经数千年演变，始终未脱离线性表达，并将线条的意趣不断丰富延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素描”经由李铁夫、徐悲鸿、潘玉良等美术先驱引入国内，继而经过系统的学院化传播，由朴素的单色线条训练，逐步内化为中国现代绘画尤其是现实主义创作不可或缺的“骨骼”。它革新了艺术家的“观看之道”，赋予科学分析物象的视角，深刻拓展了民族艺术表达的疆域，为其注入了坚实的造型基础和严谨的叙事逻辑。

▲ 傣族花环舞（素描） 叶浅予

勾勒中国素描百年发展历程

近期，由中国国家画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百年素描——学术邀请展（第一回）”，即以“中国百年素描”为主题，聚焦中国艺术家在中西艺术交融中的探索成果，汇聚了齐白石、黄宾虹、刘开渠、蒋兆和、叶浅予、李可染、王式廓、石鲁、吴冠中等150余位艺术家的330余件作品，通过“西学东渐”“绘事后素”“多元共融”3个板块来展现中国百年素描艺术的演变脉络，探讨素描艺术在当代语境下的文化价值与创新可能。

展厅中，跨越百年的素描作品如同一个个精神坐标，串联起中国艺术的变迁，也引发观者对中国素描的新思考。“西学东渐”板块主要聚焦早期留洋或游学域外的艺术家群体，如李铁夫、徐悲鸿、吴作人等。他们以西方素描技法为根基，将解剖、透视与中国题材相结合，创作出《愚公移山》等具有本土叙事性的经典作品，拓展了“以西方之法绘中国之魂”的融合之路。“绘事后素”板块主要以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等传统中国画家为代表，呈现他们以传统白描、墨稿的形式探索造型、构图的实践，通过《文殊菩萨赴法会图》《白衣大士》等粉本、墨稿的展示，揭示传统笔墨对结构、空间的独特表达，凸显“以线塑形”的东方美学体系。“多元共融”板块呈现了当代艺术家对素描的本土化重构，展示70余位艺术家在实践中运用素描、融合素描、转化素描的优秀成果，呈现中国素描的多元面貌。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鸣认为，展览清晰地勾勒出素描在中国从引进、消化、共融到再生和创新的发展历程，是一场关于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未来的学术寻根与对话，是对素描本质的持续追问。“它让我们从这最朴素也最根本的艺术形式中，重温前辈大家技道并重的探索精神，再次审视中国艺术现代性生成的复杂机理，从而为我们思考当代美术创作的未来方向，提供坚实的历史坐标与深刻的思想启迪。”刘万鸣说。

中西方素描虽异工却同趣

▲钓台写生（素描） 黄宾虹

长期以来，中国画与素描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绘画界争论的焦点。此次展览将西方素描与中国白描、线描并置陈列更加印证了这一议题的现实性，展览入口处可见潘玉良的《人体》，随后展陈的徐悲鸿、刘开渠等艺术家均有海外求学经历，即便始终在国内深耕的蒋兆和，其创作的素描作品也带有鲜明的西式风格。而真正引发人们深入思考的是，齐白石、黄宾虹等笔下长期以来被界定为“中国画”的作品，此次也被纳入素描展的范畴。在中国国家画院人物画所画家赵奇看来，能够精准抛出具有探讨价值的问题，正是此次展览的价值所在。

“齐白石、黄宾虹等大家虽然没有学过素描，但是具备素描意识，其笔墨的浓淡枯湿、疏密节奏等，本质是素描认知的体现。徐悲鸿、吴作人等的素描将中国画‘气韵生动’的理念与线的理解融入形体建构；靳尚谊的素描则以简约之美凸显对人物造型的深刻把握，体现了素描艺术从真实再现到审美品格追求的高级形态。”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与策展委员会主任尚辉认为，风格并非素描核心，解决“形”的理解、结构处理等问题才是关键。

广义上，素描关乎造型艺术的整体把控、结构设计及基础训练，“其本质不仅是造型训练，更是作品整体架构与元素基础的构建过程，可将其称为‘描素’‘绘事后素’，这是人类造型艺术的共通环节。”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认为，中国画与素描的关系无需统一说法，所谓“学素描丢传统”的观点并不成立。艺术家应以开放心态认知素描，不必纠结传统的造型问题。对素描的理解可因人而异，只要作品符合艺术规律、兼具内涵与风格即可，形成主流共识更有利于美术发展。

素描教学体系的引进是中国艺术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它不仅带来了科学的造型方法，还深刻影响了中国艺术的表达方式和审美体系。然而，由于大型历史画和写实油画在西方的式微，20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就已经大幅压缩甚至放弃学院派写实素描。与之相反，国内的美术院校至今仍将素描作为判断造型水平的重要标准。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邵亦杨表示，在中国提倡素描，甚至用素描全面改造中国画时，正是西方向“东”看时，罗兰·巴特称中国绘画是“书写的艺术”，德勒兹在中国画中看到了“逃逸的线”和“生成的力”。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也借鉴了东方水墨画的表现方式。

▲《矿工图》组画速写水墨稿 周思聪、卢沉

素描的表现力与情感表达

“在现代艺术中，素描并没有被抛弃，而是摆脱了教条和模式。保罗·克利的名言‘带着线条去散步’将素描从再现中彻底解放。线条不再‘描绘’，而变成一种生成的动作，它是时间而不是形体，是事件而不是图像，是生命本身的运动形式。”邵亦杨认为，在当代艺术中，素描不需要完美，它可以随意地涂抹，甚至是“黑的污渍”，它为身体、情绪提供了一个图像学入口。总之，表现力才是关键，过分强调写实素描作为造型基础会束缚艺术表达，尤其是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对素描的理解更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应该强调情感的表达和创造性。

实际上，素描不仅是创作的基础，其自身也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同时，素描常带有“未完成感”，这种不完整性使其更具生动性。创作者常有这样的体会：一张素描稿画得很精彩，一旦转换到创作上，反而不如素描稿生动。在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所长陈明看来，这正是素描的魅力所在，其中的留白、取舍、笔断意连，与中国画的审美追求高度契合。因此，素描与创作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彼此转化、相互滋养，这也是为什么创作离不开素描的重要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下，手绘素描更显珍贵。AI可以生成图像，但无法替代手绘过程中人的感知、判断与情感投入。因此，坚持素描，即是对绘画性与精神性的守护。

▲《愚公移山》及部分速写稿 徐悲鸿

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原院长田黎明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谈素描与中国画形态的关系时提出，人物画写生必然面对“形”与“艺”的课题。艺术家既要深入生活、感知对象的“原形态”，更要体悟其“象外之象”。素描想要达到“形意相守”，实践起来非常不易。而老一辈艺术家正是在此理念下进行了不懈探索，如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将人体动态与工具结构相融合，构成了作品内在的意象语言；蒋兆和的《流民图》通过笔法的突变（如“折枝笔法”），深刻传递了人物的悲怆感。这些经典之作印证了素描需要意象的滋养，形式语言与时代情感、个人修为及整体文化观融为一体，方能产生真正的力量。

提倡多元教学 培养观看之道

展览中，各个时期的素描手稿生动记录了艺术家创作过程中的推敲与即兴发挥，手稿的精微与状物时的踌躇与拿捏，无不揭示了艺术家的真性情与思维轨迹。“素描可以使人的观察与表达更加生动直观，训练心与手的精微度与细腻感。然而，单一化的素描观察方法与表现体系消解了中国画的笔墨意趣与审美，这是当下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丘挺建议，在素描教学中提倡更多元化的教学模式，除了通行的模特摆设，可以注重人体解剖和在动态中锻炼学生的目识心记，以及诸如空间、势象及平衡感等。

“国外美术学院灵活自由的素描教学方式值得借鉴，比如，鼓励学生凝视模特而不看画纸，让左手随着意识流表达，试图以左右脑平衡训练来提升想象力与创作能力，探究个体超脱于某种规则之外的感受，其中自画像素描课程更提倡情绪的自由表达。素描可以使人严谨精微，也可以激发开放而自由的语言表达。”丘挺说。

本次展览将素描置于中国百年美术史的整体脉络中去审视其在当代艺术中的价值，但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中心主任郑工表示，需要注意的是，“现代”与“当代”在中国语境中并非截然断裂。这百年仍处于现代性过渡与转化的长周期中。在此过程中，现实主义并未被现代主义取代，而是与之交织、博弈、共生。素描的价值也体现在两种路径中：在现实主义脉络中，素描是从手稿到成品的桥梁，强调最终形态的完整性；在现代主义视野下，素描本身即作品——其价值在于过程中的“痕迹”，那些片段性、瞬间性的笔触，承载着艺术家的实时感知与观念实验，这与现代性对“过程”“身体”“时间”的关注密不可分。因此，素描不仅是一种基础训练，更是一种观看世界的哲学，一种介入历史与当下的文化实践。

▲大提琴家林恩·哈雷尔（素描） 庞茂琨

▲ 陌生人（素描） 艾轩

针对当前中国画创作存在的某种“俗化”倾向，刘万鸣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对西方素描观念的吸收有时过于直接且缺乏甄别，未能充分保持传统文化的精髓。相比之下，明清肖像画与徐悲鸿等大家的成功实践，在于他们在借鉴外来元素的同时，坚守了本土艺术的“心灵之光”与内在精神。“素描绝不仅是造型基础，更是一种朴素的‘心灵之物’，对它的理解应深入其美学与哲学内涵。本次展览通过呈现齐白石、黄宾虹等大家的线描稿或粉本，意图引发关于素描与线描、草稿与创作、自然之光与心灵之光等关系的深层思考。‘中国百年素描’展览（第二回）将持续推动对素描的再认识，既可纵向梳理其从传统到当下的观念演变，也可横向展现不同艺术家理解的差异性。”刘万鸣说。

2026年3月1日《中国文化报》

第1版刊发特别报道

《素描之问：是造型基础，还是“心灵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