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建强因“得罪”程维高入狱，程受到惩罚后，阴法唐将军帮其伸冤

2003年11月初冬的石家庄，冷风裹着沙尘。清晨七点，省监狱大门吱呀打开，刚满五十岁的史建强拎着一只旧皮包走出铁栅。他抬头望了眼阴沉的天空，喃喃自语：“整整六年半，终于出来了。”这一天，后来被他称作“第二次生日”。可若将时钟拨回到1996年2月，没人会想到一场寻常的酒局能把他送进高墙。

那晚的饭局设在石家庄槐安路的一家新开张的海鲜酒楼。时任《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史建强刚从香港赶回来，邀了十几位省里和市里的老相识叙旧。觥筹交错间，酒意渐浓，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当时的“焦点人物”——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父子身上。有人试探着问：“听说程书记可能要进京？”史建强随口答道：“慕阳透露过，也许去北京当市长，也可能去三峡委，谁说得准呢。”席间还有一句闲谈，“这孩子仗着老爹招摇，早晚要闯祸。”本是醉话，却成了日后定罪的“铁证”。

更扎眼的细节出现在新一期《中国发展》的版面。封面人物虽是程维高，却只露了半边侧脸，主位被另一位中央领导占去。杂志送到省委办公桌上时，程维高脸色一沉，冷声说：“他这是故意的。”讽刺意味不言自明，也为随后风波埋下火种。

4月13日凌晨两点，福州台江区的一家商务宾馆灯火微暗。几名便衣敲开史建强的房门，“史社长，河北省有点事儿向您了解，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对方语气客气，手续却一概没有。史建强心知不妙，但还是披衣而出，从此踏入漫长黑夜。傍晚，他已被押进福州市第一看守所，对外宣称“协助调查”。

所谓调查，实则对口供的强行“引导”。牵头人杨益铭原是中央某机关的处长，后因与程维高交好，被“空降”河北。审问伊始，他拍着桌子：“史社长，你在宴会上都骂了什么？还有谁指使你给北京写黑材料？”史建强摇头：“我没骂，也没写信，莫须有的事何谈指使？”僵持无果后，杨益铭话锋一转：“写份检讨，撇清你跟上一任省委领导的关系，这事就到此为止。”史建强拒绝：“酒桌闲聊罪不至此。”

僵局让专案组恼羞成怒。半月后，他被押回石家庄；再过十几天，又被转送邢台。罪名先后换了几茬：非法出版、贪污、伪造印章、投机倒把，仿佛菜市场随挑。批捕通知姗姗来迟，律师屡屡被拒之门外。1997年1月，邢台中院宣判：数罪并罚，十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个人财产没收。

判决书一出，法律界不乏惊诧。史建强的辩护律师张星水把材料寄往母校恩师夏家骏教授处。夏教授曾参与刑法修订，对案卷逐页细看后，只说了句：“这不是刑事案，是政治报复。”他联络多位法学同仁，联名上书全国人大。信访局随即函询石家庄中院，但得到的答复依旧是“证据确凿，量刑适当”。第二封督办函发出，仍未能撼动既定判决。

时间来到2000年初春。程维高秘书李真因“经济问题”东窗事发。调查组循线掀开了一角盖子，杨益铭、李真等专案组成员的种种操作浮出水面。2002年8月，石家庄中院对杨益铭判处十五年徒刑。河北政坛开始大面积震荡，程维高随即被立案审查，同年底被撤销正省级待遇并开除党籍。

高墙之内的史建强得知消息，心中五味杂陈。为了自证清白，他在狱中写下一万多字的申诉材料，辗转交到外界。2003年初，老友郭光允找到曾任福州军区副司令的阴法唐上将。阴老戎马一生，嫉恶如仇，翻完材料只是皱眉：“这么办案，像话吗？”随即提笔写信给新任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条分缕析列出案件的五大疑点，并附三点建议：复查、开庭、归还财物。

河北方面成立了复查组。两个月内调阅卷宗、走访百余人，发现多处关键证据被涂改，涉案账册与账款去向无对应记录，“非法出版”一条更是难以自圆其说。4月，石家庄中级法院公开再审。旁听席上，有当年酒桌上的两位干部作证，承认“那天就是几杯酒闲聊，根本无诽谤之实”。6月25日，法院宣告史建强无罪，当庭释放，并责令退还全部扣押财物。

出狱后，史建强谢绝媒体跟拍。他先去医院做了体检，又悄悄南下福州，专程给当年押他的两位普通干警鞠了一躬：“公事公办，我没怪你们。”此言一出，哽咽声在走廊回荡。七个月后，他回到香港，重拾笔杆，却再也没办过任何关于地方大员专访的栏目。他常说：“记者的命脉在纸上，刀口也在纸上，写字得对得起自己。”

程维高离开河北被安置在江苏常州。2008年初，他在体检中被查出肺癌，之后病情迅速恶化。2010年12月28日凌晨，医院传来噩耗，终年76岁。病房外，有人听见他在最后几天反复念叨：“我服从组织。”这与八年前他向中纪委递交的检查几乎是同一句话，别有深意。

史建强的冤情昭雪后，又与律师一道写下三十余万字的《无声的证词》，详述案件始末以及官场沉疴，寄望“留给后人一个注脚”。面对友人夸他坚韧，他摆手：“不是我硬气，是有人坚持了正道。”的确，没有阴法唐将军那封掷地有声的万言书，没有法律学界的不懈奔走，今天的他或许依旧在高墙之内数砖头。

如今，史建强把那本当年惹祸的《中国发展》放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卷起的封面边角早已泛黄。他偶尔抚摸杂志半边的程维高头像，神情复杂，却再不多言。他知道，有些答案已永远写进了案卷，但那晚杯盏交错间的几句闲谈，仍像老式留声机里的旋律，时不时在记忆深处回响——提醒着后来者：权力如若无边，笑谈亦成重罪；而公道虽迟，终究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