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中的帝王，为何被称为官家？

五代十国（907—979）是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动荡期之一。唐朝覆灭后，中原政权走马灯般更迭，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而立，南方诸国割据林立，“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道尽乱世逻辑。《太平年》所呈现的，正是这段黑暗历史的终章：后周世宗励精图治，赵匡胤代周建宋，钱弘俶不血刃而归宋，终结百年分裂。在这样一个皇权神圣性崩塌、合法性重建的时代，“官家”悄然成为帝王的主流称谓，它褪去了“天子”的神权光环，更贴近“治理天下者”的现实身份。

“官家”之称，并非宋人的独创，其源头可追溯至魏晋，成型于五代，定制于赵宋。最早以“官家”指代君主的明文记载，见于《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元代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明确考证：“称天子为官家，始见于此。西汉谓天子为县官，东汉谓天子为国家，故兼而称之。”一句话道破语源：“官家”是汉代“县官”“国家”两种帝王称谓的融合，是“公”与“私”、“天下”与“王室”的结合体。

而“官家”最核心的义理，来自三国曹魏蒋济《万机论》：“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所谓“官天下”，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家天下”，即世袭传承、家国一体。“官家”二字，意在要求帝王兼具公心与治权，以天下为重，以一姓为轻。这一解释在宋代得到官方定论，《湘山野录》记宋真宗宴问群臣，李仲容以此对答，龙颜大悦；《国老谈苑》亦载徐铉以此说进言宋太宗，成为君臣共识。这不仅是一个称呼，更是宋代“君臣共治、以民为本”政治理念的象征。

五代时期，“官家”已在宫廷与民间普遍使用。后蜀花蕊夫人《宫词》云“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以诗证史；《旧五代史》中，将士、宫人、臣僚皆以“官家”呼帝，成为乱世中最接地气的帝王称谓。五代帝王多出身行伍，无汉唐皇室的血统与神学加持，用“官家”自称，既能弱化天命色彩，又能凸显执政者的务实身份，恰与《太平年》中郭荣、赵匡胤等务实进取、以安定天下为己任的形象高度契合。

入宋之后，“官家”正式成为皇帝专属的制度化称谓，贯穿两宋三百余年。《宋史·太祖本纪》载，陈桥兵变后，后周符太后泣谓赵匡胤：“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这是宋代正史中第一处“官家”记载，标志着新朝对这一称谓的正式接纳。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料中，上至宰相奏对，下至市井闲谈，称帝王为“官家”已成常态。宋太祖“我为天下守财耳”的名言，正是“官家”精神的最好注脚——皇帝不是天下的主人，而是天下的守护者。

从《太平年》的荧屏烽烟，回到千年之前的历史现场，“官家”这两个字，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转型。五代十国用战乱打碎了旧秩序，宋朝用文治与理性重建了新伦理。“官家”不只是一个称谓，更是从“兵强马壮者为帝”到“以德居位、以公治天下”的历史跨越。它告诉我们：帝王之尊，不在名号之神圣，而在是否以苍生为念、以太平为责。

《太平年》以“太平”为名，以“官家”为称，正是对这段历史最精准的还原。乱世求治，人心思安，一句“官家”，承载的是百年动荡后的秩序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