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法实践讲堂：斩断权力寻租的“手”，握住社会公平的“秤”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三年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开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反腐败工作的新动向已然清晰：不再满足于“打虎拍蝇”的抽象数字，而是将“群众可感可及”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核心标尺。这一转变的背后，折射出反腐败与社会治理协同路径的深刻变革——反腐败正在从一场“专门斗争”融入日常治理的肌理，成为老百姓每天可触可感的公平正义。

“可感可及”背后的治理逻辑之变

过去谈及反腐败，公众往往关注“大老虎”落马的消息。这类案件固然彰显决心，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身边的“蝇贪蚁腐”、办事过程中的“推拖绕假”，才是痛感最强烈的所在。

今年2月，青岛市晒出的集中整治“成绩单”颇具代表性：胶州市改造20所农村薄弱学校食堂，惠及学生2.1万余人；莱西市改造农村供水管网296公里，近14万群众喝上“放心水”；全市解决294个历史遗留不动产问题，惠及群众7.5万户。这些看似不属于传统反腐范畴的民生实事，恰恰成为检验反腐败成效的新标尺。

这一变化的深层逻辑在于：反腐败与社会治理正在从“两张皮”走向深度融合。 正如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所强调的，要在一体推进“三不腐”上下更大功夫，强化系统观念，加强联动配合。当纪检监察机关介入农村供水、校园餐、养老服务等具体民生领域，反腐败就不再是孤立的“查案子”，而是嵌入社会治理全过程的“解难题”。

协同治理的“全链条”实践

从各地实践观察，反腐败与社会治理的协同正在形成“全链条”模式。

首先是“群众点题”与“纪委解题”的上下协同。在广西，村民抱怨“取快递被二次收费”，纪委监委随即介入推动全市末端网点规范收费；在四川，群众反映农机补贴落实难，纪检监察干部直接下到田间地头核查。这种“老百姓出题、纪委监委解题”的模式，让监督的探头精准对准民生痛点，也使得反腐工作从一开始就带着“泥土的芬芳”。

其次是“查个案”与“治一域”的纵深推进。北海市在查处车管所“设卡谋私”的所长后，不仅清理违规代办点，更推广“云注册”平台，让电动自行车上牌实现“即买即办”。青岛市针对“校园餐”问题，不仅查处腐败，还在全省率先建设中小学食堂智慧管理平台，对547所学校开展专项审计，让“校园餐”成为“阳光餐”。这种从惩治个案之标转向制度建设之本的转变，正是“查改治”贯通的深层逻辑。

再次是“部门墙”的打破与“责任链”的贯通。群众身边的问题往往盘根错节，根治顽疾需要多部门协同。广西在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难题时，构建“整改办统筹、分管领导包联、派驻机构跟进”的责任体系，联合人社、交通等部门协同作战。这印证了腐败治理协同化的核心要义：各方治理主体协同作战，才能实现从一元管理走向多元治理，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预防。

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双向发力

协同治理的深化，离不开技术手段的支撑。青岛市建成农村集体“三资”数字化监管平台，采取“三级联查”方式发现问题427个；建立“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监督驻点机制，整治热线办理中的“推、拖、绕、假、腐”问题。这些技术手段的运用，使得监督不再是“隔山打牛”，而是精准穿透。

正如权威评论所指出的，要注重科技赋能，加快推进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将不敢腐的震慑力、不能腐的约束力、不想腐的感召力更好结合起来。技术不仅提高了发现问题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压缩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让“不能腐”的制度笼子越织越密。

从“可感可及”看治理效能的新标高

“可感可及”这四个字，看似朴素，实则设定了极高的治理标准。它要求反腐败工作不仅要“做成了”，还要让老百姓“感受到了”。

这意味着评价标准的深刻转变：不再仅仅看查处了多少人、追回了多少钱，更要看群众在办事过程中是否感受到了公平正义，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少了一些“潜规则”的困扰。正如大河网评论所言：“只有让快递取件不再被索要辛苦费，只有让拖欠的工资足额到手，只有让办事不再遭遇潜规则，百姓心头自然会有一杆秤，称出这份可感可及的分量。”

反腐败的“民心政治学”

2026年是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越是到攻坚阶段，越需要保持战略定力，越需要深化协同治理。

回望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历程，一条主线愈发清晰：反腐败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场深刻的治理革命。 它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修复着社会信任的基石；通过一次次制度完善，筑牢着公平正义的防线。当反腐败真正融入社会治理的肌理，当“可感可及”成为衡量工作的标尺，老百姓对党的信任、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就会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支撑。

这，或许就是反腐败斗争最深厚的伟力所在。（中实智库 秦前松）

《纪法实践大讲堂》专题总策划：秦前松，出品：中实智库廉政法治研究中心，本期学术指导：武汉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