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步伟回忆13：留学费很贵的，我的父亲在国内又无事，不能接济我

叫洋车到东京

到长崎后本想即到东京，后因柏文蔚他们留我多玩几天，并预备给他的妹妹和两个大儿子东子、义子托我一同带到东京住，由我关照和指导他们学，我就每早下山到各处去玩，和林家九哥丙南和沁芳三个人一天到晚各处跑，吃日本饭。其时初革命时，日本对中国虽不大看得起，可是见面还不觉得太坏，就是路上小孩们总是"希那近，希那近"（支那人）的这样叫，看日本住家路上都不觉得是到了一个外国似的，也不像我要受他们的教育的感觉，总像到了一个游玩的地方。他们过日子好像在做戏做给我们看好玩样子的，并且觉得在远远的一个西洋景里头似的。到海岸看见大货船等等，也不想到船他们的，只觉得他们在给人做事呢。房子就像玩意儿（日本房子小倒的确是小），排些纸灯笼。我很失望地心里想：这个国就是我要求学医的地方吗？每天自己问自己好几遍。

有一天晚上睡下来了，听见隔壁柏文蔚和太太他们的声音不停（只隔一层纸门），并且有敲东西的声音。我就问："你们做些什么，还不睡？"他太太嘻嘻地笑说："杨校长来看看我们做什么。"我推门一看，一地的东一堆金首饰西一堆金链子等等都敲破了。我惊奇得不得了。他太太对我说因为他们大家都没有钱了，等的钱还不知有得来没有得来，所以给首饰都毁了拿出去换，好换一点。教我们等几天也是等弄钱给他妹妹和儿子们，才能和我一同走呢。我心里觉得很惨的，他们一下台就如此了。我问柏文蔚这些东西一共可以换多少，他说不过七八千而已，可以维持两三个月。南洋大约总可以汇点款来接济，否则大家都要饿死了。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准备呢？"他说："我们革命的人总是朝不保夕的，过到哪块是哪块，从来不为个人生死着想。"我想了一下，我说："你给我的三千六百元我不要了。你们毁首饰用，我也有千元的首饰，何不大家一样过呢？我到东京连你妹妹和两个儿子有四个人，你们这儿连同志们有三四十个人呢（那时日本的生活每人只三十元一个月，连吃带住在内，就可以了），有我这一笔你们可以多放心点。我拿一百元现洋去。"（我们车票都买好了。）柏再三不肯，眼泪都下来了，说："杨先生若是这样，我如何对得起你？若不是因我要留你在学校多做半年，你已到英国了，怎么能跟我们一道吃这个苦呢？现在给你英国改到日本已经觉得对不起你了，怎么还让你孤身无钱，带我的妹妹和两个小孩到东京去上学，绝对不可能的。"我说："我觉得一点不要紧，并且日本这个样子，我也许不想待下去。我现在也有金器可以支持半年。你妹妹也有点首饰（其妹首饰并未告诉他们，早知他们要毁了用的，所以她的未拿出来，被我说破了，可槽糕了），你两个小孩用不了多少钱。他们若是支持不下再回来，或者你南洋款到再给我也一样。"我说完就给正金银行折于拿出来了给他。以后他再三推来推去才说定我拿五百元，再带五百给他们妹子和小孩，其余他们暂用，以后南洋款一到就汇给我柏接折子的时候握着我手很长不放，说："我们革命党里人都像杨先生这样就好了。"

第二天十点我们就上车到东京，林九哥丙南也一同走的柏的父亲还对我磕了一个头，说他最小女儿和孙子将来的成人都靠我了。（实在女儿也没有念书。两小孩，不久他全家，也来东京住，就什么都不念了。柏文蔚自己就到南洋去了，因他们人杂，我就和他们分开读我自己的书。）上车后我因头一夜没有好睡，又晕车，头痛得不得了，每到一站停停，我才睁开眼看看，所以也没有到饭车去吃饭，拿来的都是一盒一盒的冷饭臭鱼，两片黄萝卜。林九哥也同行，他吃了一口冷饭，在嘴里咀嚼半天不咽下去．还摇头做诗，我看见他摇头，给我摇得头更晕了。以后我们发现可以叫大碗饭来吃，叫"丼"（读どんぶり)，一个好看极了的大碗，有盖子，里面大半碗热饭，上面有炸虾或有碎的素菜，或是鸭蛋加点卤子，碗盖上面有两块黄萝卜，只要三毛五分钱。还有一种冷饭，用海带卷起来，每份六个，二毛五分钱。喝的有牛奶咖啡，或一小壶茶。也有西洋料理。我们五个人一个日本字不会说，总用纸写，因为当年日本人认得汉字的多（不过有些字，字虽一样，意思大不同）。

我一天一夜真觉得倦得不得了，想路上下来住住，可是话一点不懂，又人那么多，真是度日如年，忽然看见大阪车站，我们说下来住一天吧。几个人就给随身的东西拿下来了。到车站里面给了一个纸条子给站长，要到一个旅馆里去住一夜，说明不要太大的，要中等的旅馆。他就给叫了四个洋车拉了儿条街。我们一看，虽走了几条街，还是回到车站左近，知道被骗了。到了一个富上屋旅馆。一下车，两个下女出来就给东西拿下去，带我们到一个很清净的屋子里，十二块席子；又给两扇纸门往两旁一推，又是一间八块席子的，还有一点小极了的小院子，一个厕所。她就"喔枯桑，喔长桑"地乱叫了一阵，我们也不懂，就点点头而已﹣﹣以后懂了才知道叫的是先生、太太，那时只有先生、小姐，不知他们给我们当中哪个当了太太了。

我在车上没有很吃东西。下来这一走好多了，觉得饿得不得了，写条子问她要饭吃。她拿了一个单子来。我们只看见有松菌和鸡锅。林九哥说："这个好吃得很，我听见我弟弟妹妹说过的。"我们就点了那个，价钱只得一元五毛一个人，我们也觉得便宜，叫了五份。拿上来了一小碟一小碟的。一个下女教我们怎么样做，我们还照中国样吃法，先不吃饭。她看见我们一下就吃了，又下去拿上来，我们一下又吃了，添了三次我们才吃饭。小极了的碗，每人吃了三碗饭。那个下女在旁边添饭拿东西。勤快得很。我们说日本下女真好，比中国的懂事。又识字，我们到东京一定用一个下女做事（那时只五元一个月的工钱）。吃完了拿了一个账单给我们，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我们想凡是她拿上来的东西都在账内的，没想到添一碟加一份钱（比原来的少一点，每份一元），三元半一个人，外小账。我们大家看看，只得给他二十元，找回二元五毛我想照中国规矩给一元五的小账总够了，哪知那个下女磕了一个头，还等在旁边不走。林九哥对我说，他弟弟对他说过的，日本小账多。我就给那一元也给了她了。哪知她还不走，又磕了一个头。林九哥气起来了，用袖子一举（他穿中国衣、中国样子），叫她出去。那个下女想到他要打她呢，快快地跑了，嘴里叽里咕噜地一路骂出去了。我们也不高兴得很，总说日本人欺我们﹣﹣若是知道的话，一点不会错，也不会误会得不高兴的。

第二天早上就叫她拿日本的早饭来吃，是一碗酱汤加几个蛤蜊，两片烤海带，一碟酱油泡海带卷子，里面放一条小干鱼，三片酒槽酱瓜，每人一小木桶饭。他们四个人都不想吃，我可是喜欢得不得了。因为我早上喜欢吃新鲜饭，那些古里古怪的菜我总喜欢尝尝的﹣﹣我以后在日本六年，那几种东西我一直喜欢吃的，中国学生都笑我﹣﹣结果我一个人吃了两份。他们勉强也吃了一点。

下午我们还是搭第一天乘的那个钟点的车。一到车上，我又不舒服了，又是一天半和一夜，我们看见了一个大牌子说"东京驿"。我们说好了，到！我们全下车了。车上多数的人也下车了。我们找接我们的人也没有，想一定没有给我们找到房子，或者他们忙，未来。（因为我们在长崎动身前写了一个信给林九哥妹妹的一个同学朋友叫苏淑贞的，托找一所小房子，若是有空的话，也请她到车站来接一接，不过医学生忙得不得了，我们并不望她一定来接。）我们照例又是一个条子叫了四辆车先到旅馆，想等到找到了朋友家，有了房子再到行旅仓去拿大件东西。到了横滨屋，住下也很好。这次不敢乱叫菜了，就叫他们拿例饭来吃。本想当天就去找苏去的，因为我一路晕车，林九哥和沁芳都说已经住下旅馆了，到明天再去吧，休息一晚再说。

这天晚上我们大家发现了一样怪事，就是下女来铺被时每人只有一床被，上面一件大棉衣又厚又硬，不知如何办法下楼找了经理来用手比给他看。他笑得不得了，他穿起来往垫被上一睡，给我们看。并且两个女人的枕头更可怪，是一个元宝式的木头墩子，上面加一点小圆枕头，硬得不得了。两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是给日本女人梳的头放在外面睡的。我们既然知道那个就是被，就拿它盖在身上睡，当然不会照日本人的样子来用它。枕头就用一个他们屋子里的方绵垫子（这个方绵垫子就是日本人屋内的椅子一样作用）。只过来加自己的一块手巾在上面用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们就叫旅馆内给我们叫四辆东洋车，到牛込区朋友家去。下女去了半天，回来只对我们摇头和用手两面摇，表示不是。我们又怪极了，我们就自己下去到门口问他们，叫他们叫车。他们也是摇头，大家对面看了半天，她用纸写了告诉我们，可以坐火车或电车去，洋车须三四个钟头而太贵。我们想日本人又来欺我们了，反正到了那个地方苏家会知道的，就不会再受欺了，我们就叫他们叫了四个车在门口等着，叫他们四个人就上楼去取东西。我一个人站在门口等。一会儿来了两个中国人，这个掌柜的就告诉他如此如此。那两个人就过来问我："你到什么地方去？"我回他们要到牛达区去。他回我这儿没有牛达区。我说一定有，就在东京女医学校旁边。我想他是广东人，同我的话说不清楚，我就给我手包内苏家的地址给他看。他一看就问我："你们为什么坐洋车去？为什么不坐火车去？在这儿没有人坐洋车去的。"我回他："我们不知道路，所以叫洋车去。"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到东京驿过后，再坐洋车，又快又便易。"（其时日本还没有多少汽车。）我说："从这儿到东京驿只两三条街，为什么还要坐火车？"他说："怎么？东京驿还有一点钟的火车呢。这是横滨咧！"我才恍然大悟这一个钟头内大家不懂话的麻烦了。我就对他们说，因为看见"东京驿"大牌子在车站旁边，就以为已到了东京了就下来的缘故。那两个中国人转告诉掌柜的，给柜台里外的人笑得弯腰驼背的，旅馆内的下女七八个人都来了，大家笑得不得了。林九哥他们下楼来，才知道这个错误，也笑得不可仰。我们就坐了那四个洋车再到车站，车票只存了一张在口袋里，其余都扔了，再买车票，再上火车，一点钟居然到了东京驿。这才是真正的东京驿，不是从横滨往东京驿的月台了！

请官费学医

东京驿是一个大极了的新车站，站外扎了一个大松枝的牌楼，因为这一天是大正接位后第一个生日（十月二号？),热闹得很。我们叫了四个东洋车到苏家。苏淑贞的母亲一见我们就问："你们不是说昨天到的吗？为什么今天才到，又这么迟？"我给闹笑话的事都说给她听，她莫名其妙，但是她回过头去抓着九哥的手就哭起来了。因为她最爱贯虹的，九哥长得非常像她妹妹，所以从生的想到死的。给柏家三个人和苏家的二女、女婿看着一哭一笑，不知如何办法，连林九哥也不知如何是好。还是我停了哭，大家才起头谈话。

半点钟后淑贞回来了，就带我们到她给我们预备的房子那儿去。看看是一所小矮房子，里面一间八块席子，一间六块，进门一间三块的，一个小厨房，厨房内有一个火头的煤气炉子放在地下（日本都是如此），一个水龙头，地下一个木头做的池子，就算出水道。屋租是三十五元一个月。隔了一下子，卖素菜的、卖鱼的都来了。我们就开始做家了。但是我并不会做菜，也不会管家。幸亏柏沁芳知道一点，多半买日本的干咸菜吃，他们的酱油好，所以随便煮煮还可以有点中国味。有一天早上我打鸡蛋，两个蛋打好了，白都到地上去了。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在乎吃，大家就急了要学日本话要紧。用了一个下女，五元一个月，打扫和煮饭。我们饭吃得少极了，因为日本米黏。但是米买的多得不得了，我记得第一个月吃了十八元的米，以后才知道大半是下女偷了。又请了一个教日本语文的先生，每天来教四点钟，从一点到五点。苏淑贞给接洽好，凡是有卖东西的人来，都叫他们在那个时候来，先生可以帮，告诉告诉他们，我们要些什么。因为日本卖东西的写的那些字我们不容易认得，不过汉字他们有点认识，又买了些日本家具。我顶喜欢的就是那个灰盆，中间烧一块炭火，叫ひばち（火钵），人的身子可以靠在边上烤火的，上面有一个铁壶也可以烧开水。如此过了二十天，林九哥回国了，只我们四个人住。因恐钱不足的缘故，我就拼命地学日本语文，两样并行，可以早点考入女医学校。因为中国政府定的，凡考上五大学校的，政府一定给官费的，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派的中央监督住在东京，只要入了学，就可以直接去请官费，对中央监督申请到教育部，教育部再调查分派各省出钱，归中央驻日监督发给学生。我从十月学字母起，到第二年四月就正式考入学校了，说话当然不能那么流利，可是医学的书半汉字半日本字母我都可以知道。又起头补习德文，因为在日本学医，名词都是用德、日、汉跟拉丁四种，所以就以一身二百多骨头计算，也一千多名词了。我因入学后太忙，又加柏家全家来了，我就另外住到日本人家的一间屋里头去了。连吃带用二十五元一个月，六张席子的房间，一切都不管，只念书而已，觉得舒服多了。可是吃的真坏，常常加点鸡蛋吃吃。有时柏家送点菜来。给我加在里头吃几顿。并且第一年我恐他们记得我是加入第二次革命里的，不敢去请官费，所以换了自己的首饰紧紧地用。有时柏文蔚也从南洋寄一二百元来，可是学费很贵的，起初每年三百，以后加到五百。我的父亲在国内又无事，不能接济我。

过了半年，李贯中（字韵娴）从中国回来了。她是一个老日本留学生，音乐家的女儿，以前在日本随她父母住过三四年的，以后又在日本上中学，和贯虹是很好的朗友。她也要学医的，说得一口好日本活，举动和日本人一样（但是我始终不大喜欢她）。她回国去了两年，请到了河北省官费，又回来学医。她因为我是贯虹的朋友，又常听见过贯虹说我的为人，所以她一到日本就来找我，并且要我和她同租房子住，又再三对我说她有官费可以和我合起来用，省点。我也正是吃日本饭吃腻了，所以又租了房子和她同住，用了一个下女。这次我可上当了，她一点中国菜不会做，她只说说话，样样归我管。她中国衣服首饰一点没有，都用我的。我那时虽无官费，可是手边钱还不少。她知道我不肯穿日本衣（中国学生大半穿日本衣），就要我做洋服穿，把我些灰鼠衣三件改作两个小外套等等的事。又叫我不要正式上课，先在预科读一年，她包给我弄官费。这一样我始终不肯答应她的。我说我要早学早回国做事。苏淑贞常来劝我不要信她的，她就同苏大闹，有时晕过去了，做出种种行为来。我就想搬开，不过有时我总想，起初她好意帮助我，不管她帮没有帮，我总应该感激她的，她也觉得如此。所以有一天她到中央监督处（监督名言搬）领官费，就提起我的名字来，问能不能请官费。监督就说可以，她（就是指我）既已入正科了，并且我听说她是一个很有资格的，杨府上祖老太爷我都知道的，你叫她来请好了，安徽省一定可以批准的，叫她请六年的好了（这是钱学琴和她同去以后告诉我的）。她回来就和我大吹特吹她如何困难，给我请求到官费了。我真感激她万分，因为学医非五六年不可，我自己只有两年的钱，以外要靠随时的来，又不一定。所以我当晚就写了请求书前去。她叫我不要自己去，寄去好了。又叫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恐有人反对我。其时我处处觉得她给我设想，我只存感激，没有余地想到别的上面去。

两个月以后（九月十四号），官费下来了，并且还补了以前三个月的，每月三十六元，学费归政府给。其时我手边还有七百余元，首饰在外。所以贯中就出了一大些主意来。三个月的费她说已过去了，我们两个人做了两套灰哔叽的三节的洋服（上身现在还在呢，给小孩做短外套了），把我存出的钱拿二百元来定打两张床，两张书桌，两顶书柜，四把椅子，两套夏天的洋服，一部新版的解剖书。我也是向来慷慨和喜欢用钱的，苦了这一年，现在六年读书不烦心了，自然就可以大用起来了三天工夫给房子里摆得像一个"西洋间"。别的学生来看见了非常诧异，不过她们说，想我和革命党的人往来，总是有钱的，其实是在胡闹。过日子今天要西洋料理，明天去看好电影。

到年终考书，她非要我不去考。我说我第一期考得好好的，为什么不让我去考呢？我非去不行，她就装病，日夜地闹我。我不管，还是预备，她才对我实说，她到日本这样久了，将来和我一年毕业不好看，所以要我迟一年，给我弄到了官费还不能报她这一点恩吗？我说别的可以，叫我等，比你迟一年，我无论如何不能。我同你到监督处去退还官费。闹得同学的都来了，全说没有这个理。以后我还是去考了，她反倒是开学前再去补考的。每次去考我们两个人坐在一道，她想告诉我抄她的，但是我怕她造谣，我总先快快地交卷子。以后老同学告诉我，学校里两个日本通，成绩都不好，因为她们知道的东西少，中文也不通（在日本留学，中文关系非常的大。要是学文学的，可以全用中文写答案，不算错的，所以好些中国学生在日本读文科的可以不用上课，就去考考就是了），有一个学生第二年就开除了。李贯中也重考过一次，她每次大考总在我下一两名。她恨极了，就和我分开住了。因此我清净多了，可以好好地读完前期（就是前两年的各种理论大纲）。

杨步伟（1889—1981），出身南京望族，自幼性格果敢、勇于任事，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新女性之一。她先后在南京旅宁学堂、上海中西女塾读书。二十岁时，应安徽督军柏文蔚之邀，任崇实女子学校校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医学，回国后开办“森仁医院”。1920年，与赵元任相识，次年结婚。1938年，全家赴美，此后一直定居美国。著有《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中国食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