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总统发现中国资产吞没，或自毁长城

刚刚过去的这个1月，一则消息在全球航运界和国际投资圈掀起巨大波澜。

巴拿马最高法院突然裁定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港口公司在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合同“违宪无效”，巴拿马政府随即组织军警接管现场，把港口运营系统强行切断，中方管理人员被赶出现场。

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一个月，速度之快让人目瞪口呆。

表面上看这件事是一个司法判决，是最高法院在履行违宪审查权，但实际的逻辑比这个简单故事复杂得多。

这个港口合同最早签订于1997年，授予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运营巴拿马运河两端两个极重要的港口，Balboa（太平洋入口）和Cristóbal（大西洋入口）。

当年这个合同是通过国际公开招标，并经巴拿马立法批准的。

合同原来约定25年期，期满如履约良好可以自动延长25年。

到了2021年，这个自动续期条件被按程序批准，理论上PPC的经营权持续到2047年。

近年来巴拿马国内对这个合同的批评声日益增大，指责合同条款过于有利PPC、让国家收益偏低、侵犯国家主权。

内审调查指出政府曾对固定特许金做出让步，合同条款里还有很多“豁免税收”与收益分成结构的问题。

2025年多名律师及官方审计长相继向最高法院提出违宪申请，认为合同剥夺国家在港口事务上的主权和公共利益。

法院最终在1月29日裁定合同整体违宪，这不仅是法律评估，也带有政治权衡的意味。

法院判决意味着合同自始“无效”，直接摧毁了现有法律基础，巴拿马政府以此为依据，迅速出台接管与“占领”港口的行政行动。

简而言之这次翻脸不是“合同无效”，而是“我们可以通过违宪审查直接废掉长期国际合同”。

对于国际商界来说，这种法律逻辑的出现意味着“合同神话”可能不再牢不可破。

法院宣判之后几乎立刻发生的，是一系列强势的现场行动。

据报道巴拿马政府除了宣布宣告合同无效外，还发布行政令授权巴拿马海事局占领港口，包括港口内所有机械、车辆、IT系统等资产。

随后军警进入现场，要求PPC配合交出所有运营系统，并对港口操作进行了全面控制。长和方面的管理层和现场人员被迫离开。

官方的解释是为了避免港口停运以及影响全球供应链运转，政府必须迅速介入稳定局势。

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举动在实操层面确实类似于“强制接管资产”，这种行为在国际投资者眼里基本等同于“剥夺了外国投资者的长期经营权”。

巴拿马政府试图通过程序合法化来遮掩这一行动，而PPC认为这是严重违反合同和国际商法的行径，强烈提出反对并启动国际仲裁。

在国际仲裁程序启动之后，PPC已经表态如果仲裁胜诉，将尝试在全球范围执行裁决，甚至查封巴拿马政府的海外资产以保障赔偿。

这进一步显示这起事件不只是法律合同的争议，更将演变成长期的国际经济与法律博弈。

虽然巴拿马的这一动作震惊全球，但历史上并非没有类似的例子。

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委内瑞拉在过去十多年里对外资资源的收归国有行动。

例如委内瑞拉政府曾多次通过行政手段收回原油、矿产等领域的外资经营权，理由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公共利益”，但实际上导致多家国际能源公司被迫退出，并要求国际仲裁赔偿。

这些事件的共同点是：东道国以“国家利益、主权”名义对外资控制权进行重新划分，而原投资方则以“非法征收、投资保护”对抗，这在拉美国家中并不少见。

这也说明了一个现实，法律框架和投资保护并不能完全屏蔽政治与国家利益因素的干预，特别在资源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更是如此。

这起事件反映出一个新的风险：长期合约并不等于长期安全。

即使合同经过当地立法机构批准，进入法律体系，被视为“国家法律”，还是可能在多年之后被宣布违宪，从而被摧毁。

这挑战了长期以来国际投资保护的基本假设，资本进入东道国后，只要合同规范、法律完备就能获得稳定的回报。

当前全球投资环境本身已经处于多重压力之下：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大国之间的对抗加剧，各国对外国资本的国家安全审查趋严，同时国内舆论也越来越关注“公共利益优先于外国投资者利益”。

此外国际仲裁也存在限制，仲裁庭可能判东道国需赔偿损失，但它并不能直接推翻东道国国内的最高法院裁决。

另一方面执行仲裁裁决常需要依赖其他国家法律体系。这意味着即便赢了仲裁，资本方也可能遭遇漫长、复杂的执行过程。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类事件具有警示意义：在判断一个国家投资环境时，仅看表面的法律条款、合同条款是不够的，更要考察司法独立性、政治稳定性以及政策连续性，这些软因素往往决定最终的投资安全。

巴拿马港口事件本质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合同纠纷，而是法律、政治与地缘战略交织的缩影。

巴拿马用“违宪审查”这一法律武器摧毁长期合同，让很多国际投资者开始重新审视“合同保障到底有多牢靠”。

它既展示了主权国家在自己领土内调整战略资产的能力，也暴露了国际投资保护机制的局限。

对于中国企业乃至全球资本来说，这提醒我们：任何投资，都不能把法律和合同神话化。

在国际投资中，政治风险和制度风险永远比简单的合同条款更难预测。

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在商业判断之外加深对国家治理结构、法律体系独立性以及外交博弈的理解，或许是未来全球布局中必须重视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