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针对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指控确认听证会进入了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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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在当天的庭审中将重点放在了构建证据链条上,试图详细论证如何将一系列具体的杀戮事件与这位被指控为间接共同正犯的前领导人联系起来。周三的庭审主要由检方和受害者代表进行实质性案情陈述。
按照日程安排,周四的第三天庭审将轮到辩方律师尼古拉斯·考夫曼进行他的实质性陈述。
在此次庭审中,关于检方所掌握内部证人的详细信息首次被公开披露。尽管目前这些证人的具体身份依然处于保密状态,但庭审律师爱德华·杰里米明确证实,这些关键人物曾深度参与并熟知菲律宾国家警察“敲门劝降”行动的内部运作。
这一行动名称源自菲律宾米沙鄢语中的“敲门”和“恳求”,它也是杜特尔特政府时期备受争议的毒品战争的标志性口号。
杰里米在庭审中展示了一份关键证词,该内部证人声称,“敲门劝降”行动的目标人群必须是穷人,即那些完全没有能力提起诉讼或表达不满的社会底层民众。
能够证实毒品战争中存在内部证人,这一进展对整个案件的推进具有标志性意义。在此之前,外界仅知晓有两名来自达沃市行刑队的内部证人。
国际刑事法院受害者公共律师办公室外籍律师宝琳娜·马西达在庭上指出,过去两天里,“内部人员”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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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强调,这些内部人员曾经身处杜特尔特的核心圈子,如今却转身成为了检方的关键证人。受害者公共律师办公室的职能类似于菲律宾本土的公共律师办公室,而其在法庭上的对应机构则是辩护公共律师办公室。
检方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是必须证明杜特尔特与指控中所涉及的具体致命事件之间存在实质性联系。为了建立这种联系,杰里米展示了一条条理分明的证据链,其起点正是杜特尔特过去的公开演讲。
例如,杰里米在法庭上播放了多段视频资料,画面中杜特尔特公开发出威胁,声称要剥夺菲律宾莱特省阿尔布埃拉市市长罗兰多·埃斯皮诺萨以及菲律宾奥三棉示市市长雷纳尔多·帕罗吉诺格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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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在调查中获取了一份包含多位市长名字的电子表格,这正是杜特尔特过去口中所说的“毒枭名单”。这份名单在坊间也被称为“总统罗德里戈·罗阿·杜特尔特名单”。此后发生的事实是,埃斯皮诺萨和帕罗吉诺格两人均在警方的执法行动中丧生。
杰里米随后向法官展示,在这两名市长死亡后,他们在电子表格中的名字被特别标注为“已压制”。检方试图以此证明,“压制”一词在实际执行中等同于杀戮,而非杜特尔特政府所辩称的那样具有多种解释空间。
此前,菲律宾官方曾对外表示,该词也可理解为缴械或拘留。以埃斯皮诺萨为例,他在被捕入狱时并未被标注为“已压制”,而是在其死亡后才被加上了这一状态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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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米指出,一名内部证人详细解释了在指挥备忘录中使用“压制”一词的真实含义,该证人明确表示,他们使用这个词就是为了坚定地执行杜特尔特总统下达的击杀命令。
杰里米此处提及的是时任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现任参议员罗纳德·德拉罗萨在2016年发布的第162016号警察通令,该通令旨在为“敲门劝降”行动提供具体的战术指导。
德拉罗萨目前已被检方列为共同正犯,不过尚无官方消息确认是否已对其申请了逮捕令。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新规定,逮捕令在执行前可以处于封存或保密的隐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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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审理程序中,检方必须明确界定嫌疑人所适用的刑事责任模式。由于杜特尔特本人并未直接扣动扳机,也不是实际杀害受害者的人,因此他被正式指控为间接共同正犯。
根据《罗马规约》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甲项的明确规定,要认定间接共同正犯,必须证明嫌疑人无论是作为个人、与他人共同还是通过其他人,无论该其他人是否负有刑事责任,都切实实施了犯罪行为。庭审律师罗宾·克罗夫特向法官详细阐述了这一法律逻辑。
克罗夫特声称,杜特尔特通过下令、诱导以及协助和教唆的方式,间接地共同实施了这些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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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进一步将其拆解为四个步骤:首先,他同意了一个旨在压制涉嫌犯罪分子的共同计划;他与其共同正犯共同控制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网络,即达沃市行刑队和全国网络,并利用该网络来推进这一计划;第三,杜特尔特在共同计划的框架内对犯罪行为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实质性贡献;最后,他在实施这些行为时具备了明确的犯罪意图。
这里所说的全国网络,指的正是他在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发起的全国性毒品战争。
检方表现如何?
对于那些如今身处海牙的杜特尔特前内阁成员来说,围绕“压制”一词的争论似乎只是一套陈旧且被反复利用的法律说辞。
杜特尔特的前总统首席法律顾问萨尔瓦多·帕内洛表示,杜特尔特每次提到“杀”这个字,只代表着一层意思:他将追捕那些卷入毒品集团和其他犯罪活动的人,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们绳之以法并投入监狱。帕内洛曾在2018年协助杜特尔特推动菲律宾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该决定于2019年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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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西达看来,仅仅辩称不应字面理解杜特尔特的言论是远远不够的。马西达指出,法庭在解释这类词汇时是有丰富判例可循的,因为这并非“压制”一词首次出现在此类严重的国际案件中。她强调,法庭在解读这些特定词汇时,通常会严格结合其被使用时的具体环境和历史背景来进行综合判定。
目前,菲律宾最高法院仍有多起旨在宣布毒品战争违宪的请愿案悬而未决。其中一起请愿案的提交者正是毒品战争受害者共同法定代表乔尔·布图扬和吉尔伯特·安德烈斯,他们与马西达一同被法院指定为受害者代表。
布图扬指出,如果最高法院能够对“压制”一词做出明确的司法界定,将会对目前的案件审理大有裨益。他认为,有大量警察的声明可以证明,在警方的日常执法用语中,“压制”的实际含义就是杀戮和从肉体上彻底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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