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把红军逼上长征路？这位毒诸葛，异常聪明，却落得凄惨下场

1936年10月25日，汉口江汉关。

秋末的江风裹挟着潮气，往人骨头缝里钻。

刚在日本领事馆推杯换盏完的杨永泰，正打算登船离开。

冷不丁的，码头暗处窜出两条黑影，抬手就是几枪。

这位把持湖北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甚至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倒在了血泊中。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面子上还得做做样子，显得痛心疾首。

没过多久，那个开枪的年轻人就被摁住了，理由听着也挺顺耳：这人是“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的，看不惯杨主席跟日本人眉来眼去。

可这事儿，真的就只是一腔热血的青年锄奸这么单纯？

圈内人都清楚，杨永泰那是蒋介石身边的“诸葛孔明”。

往前推两年，要不是靠着他那一肚子坏水，蒋介石哪里能把那块让他夜不能寐的“心病”——红军，逼得不得不踏上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路？

照理说，立下这种泼天功劳，杨永泰本该是国军系统里红得发紫的人物。

怎么偏偏在自家的地盘上，稀里糊涂送了命？

更蹊跷的是，事发后，蒋介石那边雷声大雨点小，甚至透着一股子想赶紧翻篇的意思。

这档子事背后，实际上藏着民国官场最血腥的两本账：一本是杨永泰帮老蒋算的“剿共账”，算得太准；另一本是他给自己算的“升官账”，算得太离谱。

咱们先翻开第一本账。

把日历翻回1932年。

那会儿的蒋介石，日子过得那是如坐针毡。

东边日本人占了东三省虎视眈眈，家里各路军阀当面喊口号背后捅刀子。

当然，最让他头疼的，还是江西那边红红火火的苏区。

前面四次调兵遣将去“围剿”，兵力一次比一次厚，家伙事儿一次比一次硬，结果呢？

损兵折将，连嫡系爱将都搭进去了好几个。

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论人头，国军几倍于对手；论火力，飞机大炮对汉阳造。

这仗怎么就能打成这个烂样？

就在这节骨眼上，杨永泰被请到了南昌行营坐镇秘书长。

这把交椅，其实就是“剿匪总司令部”的实际操盘手。

这人一上任，没急着调动一兵一卒，而是先干了一件事：实地摸底。

他跟着蒋介石围着苏区转了一大圈，很快就逮住了一个被所有带兵打仗的人都无视的“关键点”。

以前那些指挥官，脑子里装的都是“军事地图”：我有几个师，你有几条枪，我在哪挖坑，你在哪突围。

可在杨永泰看来，这压根就不是打仗的事儿。

他在给蒋介石递交的万言书里，一针见血地捅破了窗户纸：“前几次栽跟头，根本不是国军不能打，而是共党跟当地老百姓穿一条裤子。”

红军分田分地，老百姓拿红军当亲人。

送情报的、抬担架的、放哨的，漫山遍野都是眼线。

国军一脚踏进苏区，面对的哪里是一支孤军，分明就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既然病根在这儿，杨永泰便开出了那副后来闻名天下的毒药方：“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这八个字，乍一听像是官场上的片汤话，可只有真正挨过整的人才明白，这背后藏着多阴损的杀招。

这所谓的“七分政治”，骨子里就是一笔断子绝孙的“连坐账”。

杨永泰在苏区外围搞起了残酷的“保甲制”。

十户人家算一甲，十甲算一保。

规矩只有一条：一人犯事，全体遭殃。

只要这一甲里头有一户人家通了红军，或者知情不报，周围这一片甚至整个甲的人都要跟着倒霉，轻的蹲大牢，重的直接掉脑袋。

这招狠在哪里？

它就是冲着人性里的恐惧去的。

以前老百姓帮红军，那是图个翻身做主，是报恩。

现在杨永泰把刀架在脖子上告诉你，你敢帮一把，你的街坊四邻、七大姑八大姨都得因为你陪葬。

原本乡里乡亲那种信任感，瞬间就被砸得粉碎，变成了互相提防、互相盯着。

红军的侦查员再想进村，哪怕老百姓心里向着你，也不敢动弹了。

因为这一动，搭进去的不光是自己的命，是全族人的命。

光有人盯人还不够，杨永泰又加了一把锁：经济绞杀。

卡脖子的重点就一样东西：盐。

那几年的苏区，食盐贵得简直没法看。

老百姓吃饭没滋没味倒是最要命的是红军战士。

人不吃盐，身子骨就发软，哪还有力气翻山越岭？

更可怕的是夜盲症。

红军最拿手的是什么？

夜袭、穿插。

现在战士们一到了晚上两眼一抹黑，这仗还怎么打？

另一边，杨永泰还弄了一帮笔杆子，跑到刚占领的地盘，不管真的假的，先把红军描绘成青面獠牙的怪物，再给变节投降的人许诺高官厚禄。

一手举着屠刀搞连坐，一手掐断盐路搞封锁，嘴里还不停地搞心理战。

这就是“七分政治”的真面目——它不是在战场上拼刺刀，而是在“刨根”，要把红军从老百姓这块土壤里硬生生拽出来。

根基被刨松了，剩下的才是那“三分军事”。

杨永泰复盘了前四次惨败，发现国军最大的亏就是被红军牵着鼻子在山沟里转。

红军腿脚快，地形熟，国军一追就乱，一乱就被包饺子。

既然跑不过，那咱就不跑了。

杨永泰拿出来的方案叫：“碉堡战术”。

这法子看着笨到了家，实际上却是最让人没辙的死局。

国军不再搞什么长驱直入，而是一寸一寸地往里挤。

每往前挪一点，就停下来修碉堡。

大的套小的，星罗棋布，连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力墙。

这就像是给红军脖子上套了个铁箍，而且还在不断收紧。

红军缺重火器，面对这种钢筋水泥浇筑的“乌龟壳”，完全没脾气。

你想硬攻？

周围碉堡交叉火力一扫，那是拿肉身去填坑。

你不打？

那我就再往前修五里地，离你的心脏越来越近。

到了第5次“围剿”最激烈的阶段，国民党在苏区外围一口气修了快3000座碉堡。

整个苏区就像被一张巨大的铁网勒住了咽喉，气儿都喘不上来。

这一局，杨永泰算是赢麻了。

苏区里面，粮仓见了底，伤员没药治，连山上的野菜都快被挖绝了。

而在战场指挥上，当时掌握红军大权的博古和李德，偏偏又掉进了杨永泰的套子里，非要跟人家的碉堡阵硬碰硬。

广昌一战，红军那是血流成河。

到了1934年，根据地被压缩得只剩下瑞金、于都这几个巴掌大的地方，再不走，八万多主力真的要被活活困死在这儿。

10月，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蒋介石对这个战果那是满意得不行，直夸杨永泰是再世诸葛。

在那个节骨眼上，杨永泰确实是蒋介石手里最得心应手的一把快刀。

可谁能想到，历史这玩意儿充满了黑色幽默。

这把刀帮主子削平了外患，却忘了自己也身处在一个巨大的绞肉机里。

这就得说说杨永泰算错的第二本账：仕途账。

杨永泰这人脑子绝顶聪明，但他有个致命的短板：他是个“孤臣”，或者说，是个没根基的技术官僚。

他能发迹，全靠1927年蒋介石下野时的一次豪赌。

那会儿大家都觉得老蒋这回彻底凉了，杨永泰却托人递了一封信，给蒋介石指了三条明路：找日本人借力稳住外面，拉拢江浙财团管住钱袋子，娶宋美龄搭上孙中山和美国的线。

蒋介石照单全收，复出后果然呼风唤雨，从此把杨永泰视作心腹。

杨永泰天真地以为，只要我有真本事，只要领袖信得过我，我就能平步青云。

后来他确实当上了封疆大吏，他所在的“政学系”也一时风头无两。

但他忘了，国民党内部那可不是讲究KPI的现代公司，而是一个帮派林立的江湖。

他得罪了最不该招惹的主儿——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CC系”。

这哥俩手里攥着国民党的党务和特务系统（中统）。

在他们眼里，杨永泰就是个只会耍笔杆子的投机客，凭什么骑到我们脖子上拉屎？

更要命的是，杨永泰作为蒋介石的“外脑”，权力伸得太长，已经挤压了CC系的生存空间。

杨永泰这人，才气是有，但这情商确实差点意思。

他觉得自己是给老蒋办实事的，对那些搞党务特务的特瞧不上眼，两边梁子结得那是相当深。

于是，就在杨永泰在湖北想大干一场的时候，暗箭早就瞄准了他的后背。

CC系开动宣传机器，满世界泼脏水。

因为杨永泰早年提过“利用日本”，又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政敌就顺势给他贴上了“亲日派”、“汉奸”的标签。

老百姓一肚子火没处撒，找不到蒋介石，自然就把怒火全喷到了这个“首席谋士”身上。

1936年江汉关的那几声枪响，虽说凶手喊着是为了抗日，但选在这个时间点，在汉口这种重镇，堂堂省主席被轻易干掉，背后要没有特务系统的默许甚至是纵容，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最让人玩味的是蒋介石的态度。

杨永泰死后，蒋介石虽然掉了几滴眼泪，但压根没对CC系动真格的，案子查得也是稀里糊涂，草草结案。

为啥？

因为在蒋介石的算盘里，杨永泰已经是一枚“废子”了。

一方面，红军已经长征走了，心腹大患没了，“诸葛亮”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杨永泰和CC系的内斗已经搞得乌烟瘴气，影响了平衡。

对于蒋介石来说，死一个杨永泰，能让CC系消气，重新维持派系平衡，这笔买卖，划算。

杨永泰算计了一辈子别人。

他算准了红军的软肋，算准了蒋介石的心思，唯独没算准这个体制的冷酷无情。

他用“保甲”和“碉堡”切断了红军和百姓的血肉联系，逼走了对手；结果自己却被同僚切断了活路，成了派系斗争的祭品。

他曾以为自己是下棋的人，直到倒在码头那一刻，大概才明白，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除了那个高高在上的人，其他人，不过都是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罢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老话扣在杨永泰脑袋上，虽然残忍，却也精准。

他看透了战术，却没看透人心，更没看透那个他拼命维护的政权，骨子里早就烂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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