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到场40分钟后病人抢救无效身亡，法庭判决让人感动

2024年6月9日深夜，山西阳泉的一栋老式居民楼里，85岁的陈女士在胸憋中艰难地按下了生命的呼救键。这通120电话，本应是通往生机的桥梁，却意外地成为了一场长达40分钟的生死博弈。

救护车到了，医生护士到了，甚至司机也在场，五个人站在五楼的步梯房里，面对一位意识尚存、求生欲强烈的老人，却迟迟无法将其抬下楼。仅仅4分钟车程外的医院，成了老人至死未能抵达的彼岸。

当这起案件的细节经由红星新闻披露，尤其是“120抵达40分钟后病人才上救护车，老人抢救无效死亡急救中心被判赔17万余元”的判决结果呈现在公众面前时，无数网友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

这种“难以置信”，不仅源于对生命消逝的痛惜，更源于一种对常识被打破的震惊——在现代急救体系中，在“时间就是生命”的铁律下，为何专业的急救力量会在现场陷入僵局？

一、 网友的质疑：五人之力，为何抬不动生命的重量？

在社交媒体的讨论区，最刺痛人心的疑问集中在那个令人窒息的“40分钟”。

“现场有医生、护士、司机、女婿、保姆，整整五个人，哪怕是背也背下去了吧？”这是大多数网友最直观的愤怒。在公众的朴素认知里，120不仅仅是一辆车，更是一套完整的救援解决方案。当白大褂出现在门口，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具备处理一切阻碍的能力，包括那几层看似陡峭的楼梯。

然而，现实却给了公众一记沉重的耳光。急救人员的一句“我们不负责搬抬，这是情分”，击碎了人们对“白衣天使”的传统滤镜。网友们无法理解：在老人心电图提示“极度心动过缓”、病情随时可能骤变的危急时刻，所谓的“法定职责”与“情分”之间，真的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吗？

更让网友意难平的是冯女士那句撕心裂肺的话：“我能接受母亲自然老去，却难以承受她想活时，却没有人施救的绝望。”这种绝望感，通过监控视频里那静止的40分钟，精准地传导给了每一个屏幕前的普通人。大家在问：如果急救的专业性不能体现在对危重症患者的全力转运上，那么这辆救护车的核心价值究竟剩下了什么？

二、 司法鉴定的力量：用专业与详实，还原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在舆论的情绪在“情分”与“义务”的争论中即将失控时，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如同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切开了情绪的包裹，露出了医疗过错的实质骨骼。

这份鉴定意见，值得我们给予最热烈的掌声和最坚定的信任。它没有和稀泥，没有被所谓的“行业惯例”所绑架，而是基于医学规范和事实证据，列出了三项掷地有声的核心过错。这不仅是对逝者的告慰，更是对公众理性的一次有力托举。

首先，是对心律失常处置的严重失当。 鉴定明确指出，面对“极度心动过缓”的老人，医方未进行必要的心电、血氧监护，甚至未使用阿托品、异丙肾上腺素等基础救命药物。这不是简单的疏忽，而是对危重症识别能力的缺失。在急救车上，除了静脉滴注氯化钠，几乎是一路“裸奔”到医院。这种诊疗上的懒惰与保守，直接导致了老人在转运途中的生命支持系统处于崩溃边缘。

其次，是对危重患者未及时搬运的事实认定。 这是本案最具争议的焦点，也是鉴定意见最显勇气的地方。鉴定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据规范，医方应具备搬运条件和能力。即便缺少人手，也应指导家属协助尽早搬运。那漫长的40分钟，不是因为“没人抬”，而是因为“没人组织抬”。鉴定意见将这40分钟定性为“延误救治”，这四个字重如千钧，它宣告了：在生命垂危之际，等待和推诿就是最大的医疗事故。

最后，是心肺复苏措施的不规范。 当老人在车内心跳停止，医护人员实施的胸外按压动作不规范，未开放气道、未人工呼吸、未用复苏药。这些在教科书上写得清清楚楚的标准动作，在实战中却打了折扣。鉴定意见坦诚地指出了这一点，既没有因为“空间狭小”而全盘豁免医方责任，也客观承认了客观困难，这种“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务实态度，让这份鉴定充满了科学的理性和人性的温度。

正是这份详实、专业、敢于直面问题的司法鉴定，成为了法院判决的坚实基石。它告诉我们：法律不会因为“行业有困难”就降低对生命的保护标准，也不会因为“情分难却”就混淆了“义务”的边界。

三、 判决的深意：救死扶伤，是不可让渡的底线

一审和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判决急救中心承担50%责任，赔偿17万余元。这个结果，在法律层面厘清了一个重要的边界：院前急救机构的首要职责是“及时转运”，而非坐等家属解决一切障碍。

法院的判决书中有一句话振聋发聩：“40分钟的滞留背离救死扶伤宗旨，难以被公众接受。”这不仅是对个案的评价，更是对整个急救行业的警示。

急救中心辩称“医护人员没有法定搬抬义务”、“配备担架员存在资金缺口”、“怕摔落担责”，这些现实困难确实存在，也值得同情。正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所言，一百多斤的病人加上担架，在步梯楼搬运确实需要至少4人配合，且存在风险。全国范围内担架员短缺、资金缺口巨大，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现实的困难不能成为放弃生命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免除法律责任的挡箭牌。

当急救车响着警笛驶入小区，它就代表了国家和社会对生命的最高承诺。如果因为人员配置不足就拒绝施救，如果因为怕担责就袖手旁观，那么急救体系的公信力将荡然无存。法院的判决并没有否认急救中心的现实困境，但它强调了一个核心逻辑：在你穿上白大褂、登上救护车的那一刻，你就必须在现有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去履行“救死扶伤”的天职。 如果制度有缺陷，应该呼吁改革，而不是在现场对垂危的病人说“不”。

四、 破局之路：从个案痛点到系统进化的契机

陈女士的离去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不应止于赔偿和叹息。它像一根刺，刺破了急救体系中“搬抬服务”这块长期被忽视的短板。

我们看到，无论是山东德州的资金测算，还是广西政协委员的提议，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专业化的担架员队伍建设势在必行。 将医护人员从繁重的体力搬运中解放出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既能提高转运效率，又能降低医疗风险，这才是治本之策。

同时，这起案件也给所有急救从业者上了一课。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标尺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避责思维已经行不通了。在危急时刻，主动协调、指导家属、甚至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搭把手，不仅是职业道德的要求，更是法律义务的延伸。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这起案件也是一次深刻的急救教育。它提醒我们，在拨打120时，除了报地址，还要清晰告知老人的体重、楼层、是否需要担架，甚至在等待期间尽可能发动邻里协助。自救与互救，永远是专业救援到达前的第一道防线。

结语：让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有遗憾

冯女士至今仍在等待那17万余元的赔偿，申请强制执行的背后，是一个女儿对母亲最后尊严的捍卫。虽然金钱无法换回母亲的生命，但那一纸判决，那份详实的司法鉴定，已经为母亲讨回了公道，更为无数后来者点亮了一盏灯。

我们坚信，随着法治的进步和制度的完善，急救体系的“搬抬困局”终将被打破。未来的某一天，当急救警笛再次响起，我们将看到的不再是无助的等待和冷漠的拒绝，而是一支支装备精良、反应迅速、既懂医术又懂搬运的专业队伍，奔跑在抢救生命的最前线。

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全力以赴地托举，每一次出发都不应留下“如果当时”的遗憾。这，就是我们对陈女士老人最好的缅怀，也是对法治精神最深情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