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不再令人尊敬

【本文所引用之评论与观点，为避免争议和保护发言者，皆不留名，敬请谅解。】

在今年的柏林影展，现实成为了比电影更值得关注的话题。撕裂在个体与集体间发生，一切走向失控。影展正当下，人们在政治议题里充分抒发着狂热的愤怒。影展结束，孤寂与冷清席卷一切，有种灯尽油枯的荒芜之感。这些情绪令人难以心平气和地思考电影之于当下的意义。

在人们遗忘和平、不顾一切地想要占领属于自己的舆论场、维护自己的价值观的当下，电影作为一种表达媒介，只会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争端的载体，而电影节给大家提供了辩论场地，让撕裂暴露地更加彻底。在今年柏林，舆论场上的一切都那么缺乏控制、失去理智，令人感到难过惋惜。被舆论撕裂的创伤大概会伴随它，未来的柏林会是怎样的形态，已不敢深想。

我悲观地料想，柏林可能只是今年第一个发生了激烈的撕扯的影展，很有可能，它并不会是唯一一个。无论如何，围绕政治话题的争议不再可有可无，而是随时可能出现。当平台的稳定性岌岌可危，每个参与者都必须学会在动荡中找到平衡，尽力做一棵台风过境也不会倒下的树。

策展：还有什么电影？

去年二月1日，我去信柏林电影节前艺术总监卡洛·夏特里安，邀请他聊一聊2020-2024的柏林任期。当时，新晋艺术总监特里西娅·塔特尔及其策展团队已经公布了2025年柏林选片，被不少评论人认为连卡洛最后一届的“瞎选”片单都不如，哀鸿遍野。

卡洛报以沉默。以他看似通达的个性，我认为他的不回应暗示了话题难言。两个月之后，我再次去信，询问他会否参与乌迪内远东国际电影节，表达了想要见面的意愿。

他终于回信：“如你所感觉到的，我不想多聊我在柏林任期的那些事，我已经说了我必须说的话，表达了我觉得有必要表示的。现在，我在都灵电影博物馆全力支持电影人和艺术家。”我尊重他的选择，没再追问。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是特里西娅·塔特尔及其团队任职的第二年，我决定来看一看，在一年的沉淀之后他们有没有起色。但以我有限的观察，好转并没有出现。“有限”是因为我没有付出特别大的努力看片，在影展开始前，已经有其他节展的选片人、资深影评人分享了一些负面评价，在信得过审美的人口中，主竞赛是最不值得看的。这样的评价我也不意外，往年其实也有点这样，比如《惠子，凝视》《巴黎夜旅人》《过客》这些佳片全都不在主竞赛。

精挑细选之下，充分迎合了我口味的、看准该片与该导演的履历和市场销售情况的电影们，依然是一副参差不齐的样子。看一部差，别的就越不想看；看一部好，顶多觉得捡着了。身边的朋友也差不多都在互换评价避雷。某一日在Grand Hyatt媒体中心，我碰到了一位经常上《银幕》场刊的影评人，吐槽了今年主竞赛一部本国片，直言画面太美、故事为零，并对主竞赛做了总体评价：“柏林这样下去不太行。”

时间回到2023年，卡洛任下的倒数第二届柏林，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半年后他就要被开掉。那一年的主竞赛有：《红色天空》《铃芽之旅》《过往人生》《白塔之光》《图腾》《两万种蜜蜂》……随便拿出来一个放进今年的主竞赛，塔特尔团队做梦都要笑醒了吧。那年，席琳·宋以黑马之姿惊艳柏林，主竞赛选片各大洲都有囊括，做到了艺术片和商业片平衡，尊重了老江湖也发掘了超新星，连籍籍无名的格蕾塔·李都因为《过往人生》口碑爆炸而事业腾飞，成为迪奥品牌大使，至今还在吃这部片子带来的名利。这意味着柏林作为一个平台还能捧出来一部片子，就像Billboard打歌一样，是电影工业仍会参考的指标性平台。

而当年的媒体有多苛刻呢？连奖没给到位都要激情开骂。我翻看那年柏林结束后我写的总结：“在主竞赛的获奖名单公布后，有另一种声音出现：如果好好安排奖项，今年的柏林住竞赛看起来并不会那么惨。最令人惊异的奖大概是《勉强度日》（场刊1.7分）……最佳导演颁给了菲利普·加瑞尔……但《北斗七星》算不上他的什么颠覆之作，敬老毫无新意；好评如潮的《过往人生》被彻底无视……欧洲片占满了奖单，英语片亚洲片全部铩羽而归，这个保守的结局令人质疑评审团的评鉴标准……一位没有透露名字的资深电影记者批评道：越是对作者电影和艺术实验电影不了解，奖项越要往这个方向上用力来证明自己。华语影评人XX更是直言奖单令人感觉‘吃了只苍蝇一样，心情很差。’”

总结里还写：“主竞赛单元的其他作品，除《勉强度日》以1.7分位列场刊倒数第一，其他影片堆积在2-3分段，并列众多，缺乏亮点……这些电影，可能有一两部令人如坐针毡；好看的可能令人动容，但也无惊艳可言；更没有什么异军突起的奇妙作品引发观众评价两极。”看到这里都检讨起自己当年真是太贪心了，不知道2-3分在柏林全算好片。

我这样评判那一年的柏林：“主竞赛单元整体没有什么突出点是事实，也可借用评审团成员杜琪峰在媒体发布会上的观点：如今的片子是差了。但评审团给奖的水平恐怕比电影水平还要低：他们主要褒奖了在热门话题上做文章的电影……这个身处欧洲中心、坐拥一整片战争残骸与历史废墟的电影节，用这个奖单告诉人们：欧洲在凝视当下，他们的作者在讲述现代故事，回顾没有意义，要拥抱潮流，大步向前。”

三年过去，柏林完全扭转了姿态：正发生的不重要，固守旧秩序才是最安全的。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选了几部巴勒斯坦电影，可关于巴以冲突的表态还是那样保守暧昧，甚至做不到和他们选择的电影人站在一起。选片的举动染上了绥靖色彩，像是影展为了不让人指责柏林挺犹而采取的危机公关策略。

而为数不多的好作品，也不再能够借柏林打出什么成绩。《约瑟芬》在EFM大卖的新闻一出，我立刻想到《过往人生》，两部电影同在圣丹斯好评如潮，乘势在柏林续热度，《约瑟芬》甚至有观众票选嘉奖在身，却被安排到主竞赛最后一日，以德国记者在发布会上大声呵斥、打断嘉宾的闹剧收场。《约瑟芬》好看吗？好看，记者们哭红的眼圈还没干，可是无人想要再讨论电影好坏。最后它颗粒无收，圣丹斯的佳片在柏林仿佛有奖运魔咒。

相比之下，2023年的人们还在抱持着一颗单纯的心去评判电影，试图解析他们与现实的勾连是否为了警示，或者为了纪念。后来那年的主竞赛作者，佩措尔德去了戛纳双周，席琳·宋开始拍院线浪漫喜剧，张律稳坐亚洲头部，去年作品在釜山东京都有收获，新海诚的美术都够入围柏林主竞赛了……离开柏林，大家都拥有了更大的世界与更好的未来。

未来的柏林入围，恐怕只对新人最有意义。他们没有履历，因此无所顾忌。柏林视点单元（Perspectives）或许是新团队暗自埋下祝祷的单元：未来之改变，发身于此。

舆情：雪崩般的撕裂

今年的柏林，一切关于影片的讨论都让位给立场和政治，有关电影人是否支持巴勒斯坦的质询变得比一切都重要。没有足够有话题性、有号召力的电影吸引影评人和观众，舆论事件却一个接一个，让影展在混乱中走向失控。

第一个大事件发生在开幕日评审团发布会，在媒体接力追问下，维姆·文德斯说出了堪称震古烁今的绥靖之辞：“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但不是以政治的方式……我们必须远离政治，因为如果我们拍摄目标明确的政治电影，我们就等于踏入了政治领域。”

最初听到这些，我想文德斯大概有不得不这样讲话的立场，他是影展钦点的面向世界的代表，不能打脸影展，也不能对任何人表现出彻底的不欢迎。受制于德国右翼崛起的现况，任何激进的、左派的的立场都具有冒犯性，只是他实在没有资格说电影改变世界方式不可以政治化：他的成名作《柏林苍穹下》和《歧路》如果脱离了德国的政治和历史，他还会是那个被人爱戴尊敬的导演吗？即便他有立场上的难处，人们也无法忍受一个电影旗手没有骨气，甚至撒谎。

接下来的几天，文德斯持续被抨击，行业内部对影展的抵抗情绪也开始蔓延。巴勒斯坦电影学会呼吁抵制柏林，开罗电影中心（Cimatheque）响应号召，将入选论坛拓展单元的两部经典修复《琥珀的错位》与《图哈的悲歌》撤片；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在直言被文德斯的言论惊掉下巴（jaw-dropping，不愧是作家，好生动的形容），从经典单元撤片。如果不是影展没有给足电影人安全感和尊重、表态足够不够勇敢坚决，他们会宁可让自己的作品不被看见吗？

然而，柏林回应的方式让舆论争议更加猛烈。塔特尔发表公开信说：“不应指望艺术家对电影节过去或现在的做法发表评论，尤其是那些他们根本无法左右的广泛争议。除非他们自愿，否则也不应强求他们对每一个向其提出的政治议题表态。”这样的态度几乎坐实了评审团与影展的沆瀣一气，否则柏林会表示尊重艺术家的态度并倡导大家理性讨论、不要上升到过分攻击、爱与和平来自德意志，之类的。着急辩护，意味着评审团的态度就是影展自己的态度。更糟糕的一点是，塔特尔全然忽视了这些争论背后累计的情绪，对罗伊这样引发更大争论的当事人也不予置评，似是在请求公众允许电影人做个好鸵鸟。

在法律意义上，电影人当然有权保持沉默，但媒体也有权自由发问，否则就会发生表达权利的失衡：凭什么艺术家可以拥有表达的特权，在想表达的时候就表达（拍电影），而在大家需要一个声音更高、社会责任本应更大的人的表态的时候，就可以隐身？媒体和观众是否有权找到他们、向他们发问？当然是有的，况且没有人冲到发布会台前，把麦克㨃在某一个人脸上强迫表态。批评他们蒙混过关，和批评他们电影拍的不好，两种批评的权利难道差距很大吗？电影人和节展主办方既然处在权力上游，就必须学会面对质询并给出解释，鼓励夹着尾巴逃跑，这是一种什么态度？

我参与的两场记者会让我深深体会到了柏林与媒体之间撕裂。今年柏林，塔特尔团队的选片人迈克尔·施图茨与杰奎琳·莱昂加身兼主持人，在协调方面做足了功课：他们只叫同一批记者提问，力图控制发布会的风向。

第一场，在《罗斯》发布会上，迈克尔·施图茨与台下他打算安排提问的记者眉来眼去，这么形容是因为当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一个他不认识、不熟悉的记者，他热情的表情和眼神都不见了，一种冷静地公事公办取而代之。他确实对我点了头，也示意后面的工作人员把话筒交给了我，但他接下来不断让另一些记者拿到提问权，我十分确信有人的顺序应该在我之后。那只麦在我手中握了20分钟，发布会结束的那一刻我震惊到站了起来，施图茨对我比了一个手在颈前划一刀的姿势：结束了。我冲到前面去问他：为什么不叫我？我反复对你招手20分钟你为什么只看房间另一边？这是种族歧视吗？他不停摇头耸肩，努力表示自己无辜，sorry的语气套路又公式化，好像他的工作没做好根本不是什么大事。递麦的工作人员找我收麦：“我看见你一直在举手了，但是没办法。”同样一脸无所谓。

那时我意识到，他们在防的，是类似文德斯那样的争议再次发生。问出文德斯那句“电影不能政治化”的记者提洛·荣（Tilo Jung）发布会几乎场场在座，还有潜在的好些人，和荣一样，都希望这些关于政治的探讨可以继续下去。但这是柏林最不乐见的情况。

两日后，反对柏林鸵鸟行为的更大的声浪袭来：80多位电影人联名发信，要求柏林电影节明确表达对加沙种族灭绝的反对，署名之一的蒂尔达·斯温顿去年刚在柏林拿下终身荣誉奖。这下，每一场能够发起对话的场合，都出现了更尖锐的质询，“你对文德斯的话怎么看”变成了“你对那封联名信怎么看”。

针对此信，《银幕》采访塔特尔，问柏林为什么没有谴责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行动。塔特尔的回应依然充满了回避色彩：“我们代表着许多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这其中也包括许多生活在德国的人，他们希望对以色列的处境有一种比目前世界其他地方更复杂的理解。”一个节展是否可以这样含糊其辞地站在某一个不具完全名字的主题背后，假装自己没有态度？

到此，影展接近尾声，团队似乎已毫无策应之力了。我参加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场《约瑟芬》的电影发布会，影片实在太好，记者爆满，促发了一场激烈纠纷。有一位记者提问主创对那封联名信有什么看法，麦克风声音很小，被提问的查宁·塔图姆没听清楚，但是会场另一边的一位德国记者发出了愤怒的咆哮。我没有听懂他的德语，但“Gaza”这个词蹦出来的时候，塔图姆恍然大悟：“噢，我明白问题了。”这个问题旋即被主持发布会的杰奎琳·莱昂加挡了回去。

很显然，杰奎琳·莱昂加与迈克尔·施图茨找记者的策略是相同的。我坐在第二排（第一排是摄影大哥专席），整场发布会都在举手从未放下，我们四目相对过好几次，莱昂加硬是全程眼神往别处看，就是不肯点我。结束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灰心，坐在我身边的提洛·荣——同样举手整场——愤怒地起身对莱昂加高呼：你们迫使记者住嘴！你们让媒体失声！他一直大声抗议，直到主创全部离场。然后他走到刚才发出咆哮的德国记者面前，双方吵了起来。

当时我实在说不出有多羡慕，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点委屈。这个高大帅气、一脸正直的白男，英语德语的嘴仗都能参与，这里就是他战斗的主场，他甚至有可能赢；而我是个戴着眼镜、身材矮小的亚洲女记者，在他身边显得那么不被看见，那么心有余而力不足，连之前质问施图茨一句“你怎么不让我提问”都会被一旁的白男摄影大哥说“这事时有发生”。反抗原来也是一种特权，反抗的动作被看见、反抗成功，都需要特权的加持。

提洛·荣后来被一群西装革履的保安赶出了发布会场，后面跟着某天我忘记带证前去补办、结果不会操作还大翻白眼说“我们已经很努力在工作了”的新闻部女职员，她在发布会场无所事事地站桩，此刻跟着提洛·容和保安的身后在东张西望，什么要紧要做的事情都没有。

我前后向柏林新闻部（Press Office）主管弗劳克·格赖纳（Frauke Greiner）投诉，策展人只反复选择同一批提问的、与他们相熟的记者，这样如何保持公平？格赖纳先是对我的身材发难：你坐第二排可能被摄影大哥挡住了。我告诉她我看得到莱昂加的脸，她也看得见我。紧接着她说这是偶然，我强调刻意的忽视绝无可能是偶然，不然为什么都是同一波记者能提问？最后她给了一个很是荒唐的回答：well，我太忙了，没一个一个发布会看，我回去看看视频看是不是这样。我的天，你不是每一次发布会人都在现场吗！我十分清晰地感受到一种不友好，曾经新闻部与公关都愉快而和谐的柏林，与媒体记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隙，敌意四处滋长。

新闻部最后有没有取缔荣的证件我不得而知，反正最后一天了，有证或没有都不是太重要。我甚至觉得被剥夺证件或许是好事，究竟还有何在此挣扎意义？眼看大厦倾颓，给自己多一点失望的时间都算是一种仁慈。

尾声：未来在何处

我想柏林自身恐怕也对今年的连环翻车感到措手不及。危机公关这么差，或许是因为去年李骏硕代读其影片主演埃尔凡·谢卡里兹（Erfan Shekarriz）的公开信虽引发了不小的风波，但最终不了了之，这让柏林以为今年的舆论也可以这样冷处理。不然塔特尔团队不会这么低估舆情，昏招频出地发公开信，每一封都写得毫不谦卑。结果是，这种持续的火烧般的质询，从影展开始，一直蔓延到颁奖礼，影展的救火措施全变成火上浇油。文德斯在闭幕式上念了一大段连篇累牍的空话，没骨气的人设彻底立住，面对在台下不断叫喊声援的电影人，主持人当场哭了出来。

节展会喜欢撕裂吗？一定不。它是一个欢庆，一个节日，它要做的是平衡和包容。过去的柏林包容先锋的、小众的、没有充分得到社会认同的群体，怪异的存在能在这里找到栖身之所。而面对正在现实里失去栖身之所的巴勒斯坦人，柏林没有像它一贯的那样，带着一种关怀与照拂接纳了巴勒斯坦，而是保持了沉默。人们的愤怒于柏林变了，像一个朋友背弃了大家，这需要一个解释。那种得不到答案的愤怒和失望无可解，柏林也没有资格要求这些情绪可以自行散去。

作为德国的文化象征，柏林电影节无法开口反对犹太人，这当然可以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一味回避有关巴勒斯坦的话题。当阿卜达拉·阿尔-哈提卜（Abdallah Al-Khatib）拿下视点单元最佳影片时，他和他的团队在台上展开巴勒斯坦旗帜，公开批评德国政府与以色列在种族灭绝上同流合污，并表示自己的电影投报柏林已然顶着巨大压力。如果一个影展值得尊敬、真能与它的电影人站在一起，那么向其寻求帮助与机会的电影人永远不应该有压力。

柏林不再令人尊敬。或许德国政府可以对他们所资助的节展有约束，但节展对于他们所邀请的宾客其实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撤片的决定权在作者和片方，李骏硕被投诉至警察局也不是节展所为，甚至可以从这些事的最终走向看出，这些反对都没有引发什么灾难性的后果。我对阿尔-哈提卜在今年闭幕式上的做法表示尊敬，我也会支持继续坚持在柏林表态的人，但作为媒体，我对它太过失望，也失去了对它的信任。它同样不信任我，因为影展想要努力维持一种欢庆的假面，希望可以杜绝刺耳的声音。可是无论记者的问题有多么刺耳，都应该有人来不断提醒：大象存在。政治已经深深嵌入了所有的艺术形式和表达，假装它不存在是一种可笑的、无力面对现实的懦弱和虚伪。艺术家当然有权这样回避，但平台和节展，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引导和允许这些在和平年代有能力呼风唤雨、发出尖锐呼声的人，在最需要有人发出呼声的时候，保持沉默。

于我而言，明年柏林的看点，在于它如何吸取了今年的教训。乱世中的一年格外长，足以让彻底改变世界的事情发生，柏林未能在今年应对自如，已然是对现实世界不够关注的体现。明年大概会有更充足的准备，但如果有了，那大概也不会好，会趋于更加保守的态度，反而不会再有今年大声争论的空间——是啊，连争辩机会其实都很珍贵不是吗？吵架就是还没有放弃不是吗？如果不吵会如何？记者进入发布会前得提前申请并提交问题？或者噤声，甚至发布会取消？媒体有媒体的位置，守住这一位置何其艰难，当提问的权利被系统性地控制，那是所有人都失去自由的一天，只是这种失去会从媒体开始。所有全局的溃败，最初都是从细枝末节的事开始变质的。

接连的撕裂，让曾经最开放、最自由、反对意见可以最响亮的柏林，一夜之间成为最懦弱、最保守、最打安全牌的影展，一切都有种避重就轻、掩耳盗铃的滑稽。如果不想承受被动的牵制，主动地拥抱它、探讨它、反抗它，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柏林和文德斯们却表现得仿佛他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明白。

塔特尔发出维护艺术家们的公开信的那天晚上，我在一个酒会见到了一位曾经访问过的资深影评人。我们一起聊那封公开信，聊柏林失去了担当。那晚的派对在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The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旁边的一座豪华大楼里，玻璃落地窗外，石棺状的纪念碑在夜雨中反射着幽微的光。七年前我第一次参加柏林电影节，随后不久，我为了看这些记录历史疮疤的博物馆、墓碑和陵园，专程再来到这城市，走进这些棺材状的石林中，感受不可抵挡的悲怆和阴霾淹没我。七年过去，大家聚在旁边开香槟，听着聒噪的音乐，扯着嗓子咬耳朵，一切都好超现实，好讽刺。

我们后来说到了卡洛，聊他的艰难、他的审美和策展，感慨一切不复往昔。她和卡洛认识，我问柏林当年开除卡洛究竟缘何，她也不了解事情的全貌，只知道：“他来和我说：‘我甚至不知道从何讲起。’他被整个和柏林打交道的经历深深创伤，可能无法开口。”

这仿佛是一个终极答案。有的人已经在其他参与者发现苗头不对以前，以身试法地展示，我们所相信的价值正在衰落，好时光即将匆忙退场。我当然有所警觉，只是如果不亲眼见证一切转向何种境地，我自己也无法相信，曾经我最喜欢的影展，如今已无法与参与者两相尊重。想起很早就在简中找不到的一部剧，“我们”该承担这一切变糟的责任，但在想要开口整理与反思之前，已经被割裂的现实深深创伤。在事情变糟的那一天，在矛盾出现的那一刻，或许每一个参与者都各自作出了一些过于草率的决定，没有踩刹车，甚至可能推了一把，让事态像失控的火车一样向前撞去，所以欢庆才无法善终。

我想，人们该做的，或许是各自尽力冷静下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不要成为就此甘愿放弃的人，也不要做那个在历史进程中盲目跟着加速的人。柏林当然要继续举办，它一定要一直举办下去，好见证和记录此刻正在经历着经济与信仰危机的电影工业。柏林电影节，像承载它的城市一样，见证人们针锋相对，见证冲突之下两败俱伤，见证因为想念和平而握手言和，见证电影一路伴随文明，重新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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