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只盯着成都！绵阳和宜宾正在悄悄崛起，一座造科技，一座造电池

全球每生产10块动力电池，就有1块贴着“宜宾造”的标签。 这个数字背后，是宜宾动力电池产业全年产值突破1300亿元的产业规模，以及240吉瓦时的建成产能。

而在川北，绵阳的规上工业总产值在2025年首次突破了4000亿元大关，实现了五年跨越两个千亿台阶的壮举。 一边是新能源赛道上的狂奔者，另一边是工业底盘厚重的科技城。

2025年的经济数据给出了最直接的坐标。 绵阳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600.66亿元，同比增长6.5%。 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6.5%，38个大类行业中有22个保持了增长。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达到17.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4.0%。 更为核心的是，绵阳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增长了10.4%，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暴涨68.2%。 新型显示产业在2025年产值有望突破1000亿元。

宜宾在2025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5.5%。 其经济增长的引擎声音主要来自工厂车间。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7.7%。 动力电池、晶硅光伏、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三大赛道增速分别达到24.1%、24.9%和20.3%。 单晶硅产量增长41.5%，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49.2%。 晶硅光伏产业在2025年规模达到370亿元，同比增长28.5%。 动力电池全产业链规模达到1250亿元。

产业基因的差异构成了两座城市最根本的底色。 绵阳的底气在于“中国科技城”这块金字招牌和不可复制的国防科研家底。 这里聚集了20家国家级国防院所。 2025年，四川绵阳工业园升级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累计实现规上工业产值607.7亿元，同比增长20%。 这里形成了从上游材料到下游终端的新型显示全产业链，聚集了超过50家企业。 机器人产业基地内，118家企业构建了从核心部件到场景应用的完整闭环。

宜宾的产业故事是关于抓住风口和高效执行。 从2019年宁德时代子公司四川时代落户，到动力电池产业产值突破千亿，宜宾只用了4年时间。 通过“产业链+基金+会展”的招商模式，累计引进了120余个动力电池及上下游配套项目，协议投资超2000亿元。 2025年世界动力电池大会期间，一次性签约项目180个，总金额达861.3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有26个。 这些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将突破900亿元。

增长的背后，两座城市有着不同的支撑结构和隐忧。 绵阳的增长被形容为“稳”，因为其38个工业大类中有超过一半在增长，呈现出多点支撑的格局。 但绵阳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相对乏力，2025年增速仅为2.6%，其中房地产投资下降了17.8%。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速度，被普遍认为是绵阳需要补强的环节。

宜宾的增长则显示出对单一产业的高度依赖。 动力电池、光伏等新能源产业贡献了主要的增速，而作为传统压舱石的白酒产业增长乏力。 有分析指出，宜宾在新能源领域存在“重制造、轻研发”的情况，更多是龙头企业的生产基地，核心研发环节仍集中在异地。 这意味着产业链的核心话语权和附加值可能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城市的财力是支撑未来投资的血液。 2025年，宜宾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333.9亿元，总量位居四川省内市州第二位。 这为其组建总规模超600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群提供了底气。 绵阳2025年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27.6亿元，增长5.1%。 但从金融数据看，绵阳的资金流动性更强，2025年底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8544.7亿元，贷款余额5774.8亿元，分别增长9.8%和14.7%。

人口是这场竞赛中最具决定性的慢变量。 数据显示，绵阳是四川省内少数保持常住人口净流入的城市之一。 在2022至2024年间，绵阳共引进各类人才8.6万人，其中博士、硕士超过1.5万名。 其常住人口在2024年末达到492.2万人。 这得益于其坚实的产业基础带来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以及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综合吸引力。

相比之下，宜宾仍面临人口净流出的挑战。 有分析指出，宜宾的人口净流出规模达到84.7万人。 尽管动力电池等产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例如2025年大会签约项目预计新增就业近3万个——但这些岗位多集中在制造环节，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仍有提升空间。 人口基数和净流入速度的差距，直接关系到未来消费市场的规模和城市扩张的潜力。

在区域格局中，两座城市的角色被赋予了不同的期待。 省级规划将绵阳定位为“川北创新主引擎”，侧重发挥其科技城优势，引领创新。 宜宾则被定位为“川南特色创新高地”，并承担着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开放门户的功能。 宜宾与成都协作共建的长江上游成宜国际物流园已在2025年竣工投运。 这更像是基于各自资源禀赋的分工，而非简单的强弱竞争。

衡量城市综合实力的维度远不止GDP。 绵阳在2025年成功入选全国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双试点”城市。 其知识产权服务业也迈向高质量发展，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8件。 宜宾则凭借连续承办世界级行业盛会，将“会展经济”的效应发挥到极致，快速提升城市知名度和产业集聚力。 两者的发展路径，一个偏向于厚积薄发的内生型创新，一个偏向于借势突围的开放型增长。

当“新质生产力”成为时代关键词，绵阳的机器人、激光、核技术应用等产业集群，与宜宾的动力电池、光伏、储能产业矩阵，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培育模式。 一个是依托长期积累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行转化孵化，另一个是瞄准全球能源变革趋势进行全产业链布局。 这两种模式并无绝对优劣，它们共同丰富着四川乃至中国产业升级的实践图谱。

城市的竞争最终是为了人民更美好的生活。 无论是绵阳市民享受科技带来的产业红利和城市品质，还是宜宾市民感受产业崛起带来的就业机会和城市变化，发展的温度都同样重要。 这场关于“第二城”的讨论，其价值或许不在于决出一个胜负，而在于激发更多关于城市发展逻辑、产业选择与民生福祉如何更好结合的思考。

对于一个区域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单一强者更重要，还是两个特色鲜明、功能互补的副中心共同驱动更有韧性？ 当我们在比较数据时，是否也应该衡量那些无法被GDP直接量化的东西，比如一座城市的创新氛围、文化自信和市民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