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如果不叫停下西洋，会怎么样？

时间拨回到宣德八年，紫禁城里传出一道旨意：以后别去西洋了。

没听说朝堂上有什么激烈的争吵，也没见谁撞柱子死谏。

朱瞻基御笔一落，那支傲视全球的巨型船队，便静静地在码头成了烂木头。

后人翻书至此，常拍大腿叹息。

大伙总忍不住想：要是不停呢？

要是再跑个百八十趟呢？

咱是不是就能赶上大航海的末班车，避开后来那几百年的窝囊气？

这愿望挺美，可现实很骨感。

哪怕郑和把海路跑穿了，大明也变不成“日不落”。

为啥？

根子上就错了。

咱跟西洋人虽说都在海里扑腾，但玩的游戏规则压根是两码事。

这里头，埋着三个要命的决策逻辑死结。

头一个，咱得算算账，看看到底是谁出钱，谁落好。

提起西方大航海，大伙脑子里尽是乘风破浪的英雄戏。

可扒开那层光鲜的皮，底色俗得很——就是全民组团去打劫。

欧洲那帮皇室怎么算账？

他们那是忽悠民间下海。

管你是做买卖的、没落贵族，还是杀人越货的流氓，只要能往回顺金银，你就是大爷。

这是典型的“合伙做买卖”。

国家给政策，老百姓玩命，抢来的钱一块分。

到了大明这儿，画风全变了。

当年朱棣让郑和出海，是图让百姓发家致富吗？

做梦呢。

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皇家独角戏”。

带队的郑和，是个太监。

按那会儿的规矩，太监就是皇家的家奴。

家奴出门办事，搂回来的每一个铜板，那都得进皇帝的私房钱袋子，也就是内帑。

那老百姓呢？

能不能跟着喝口刷锅水？

门儿都没有。

翻翻《明太宗实录》，郑和刚要起锚那会儿，朱棣就下了死命令：片板不许下海。

为了防着百姓偷摸出海，甚至强行把民间的海船全改成“平头”的——这种船在内河凑合，一进大海准翻。

这局面看着特拧巴：

海面上，皇家的巨舰遮天蔽日；海岸上，老百姓连个小舢板都不敢下水。

朱棣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打仗要银子，修书要银子，搬家要银子，盖皇宫还要银子。

手头紧，海外贸易这块大肥肉，必须皇家独吞，绝不给民间留一口。

这种“吃独食”的玩法，注定了下西洋就是个烧钱的无底洞。

人家西方是“众筹”，死个船长，后面一堆想发财的亡命徒排队顶上。

咱大明是“输血”，全靠皇帝一个人的兴致和国库硬撑。

到了朱瞻基这时候，手里没余粮，觉得亏得慌。

既然是皇家私活，那老板说停也就停了。

为啥没人反对？

因为这事跟当官的、种地的、做买卖的都没半毛钱关系。

你爱去不去，反正钱也不进我们腰包。

再一个关键差别，在于怎么看那些“海上玩命徒”。

说穿了，大航海时代就是海盗的狂欢节。

在西方，海盗跟海军经常就是一拨人换身衣服。

那个有名的德雷克，西班牙人恨不得扒了他的皮，但在英国人眼里，那是民族救星。

女王甚至亲自上船，给他封爵位。

还有个叫摩根的大海盗，手黑心狠，最后竟然混成了总督，成了封疆大吏。

西方的逻辑很现实：只要你能给国家捞钱，管你手段多脏，国家都给你撑腰，甚至给你升官发财。

回头看大明，咱是怎么对付这种人的？

永乐年间，南洋其实出过个狠角色——陈祖义。

这哥们在东南亚横着走，手底下要人有人，要船有船，是名副其实的“海盗头子”。

这要搁在英国，早被招安封爵，变成大明在南洋的代理人了。

可郑和咋办的？

抓回来，咔嚓一刀，脑袋挂城墙上。

这可不是偶然。

到了后来，那个在日本混得风生水起的汪直，本想搞搞贸易，结果被朝廷骗回来杀了。

还有个叫林凤的，打下了马尼拉，要是顺水推舟，那边说不定就成咱地盘了。

结果呢？

大明水师非但不赏，反而追杀几万里，非要把人弄死不可。

直到明朝快完犊子了，郑芝龙是因为实在管不住，才勉强让他坐大。

这就露出了核心价值观的鸿沟。

在人家西方的算盘里，抢劫、占地盘、抓奴隶，那是变强的路子。

为了效率，脸都可以不要。

但在大明眼里，稳当比啥都重要。

私自出海就是“里通外国”，就是“贼寇”。

不管你在外面打下多大江山，赚了多少银子，只要不在朝贡这个圈圈里混，你就是不安定分子，必须拍死。

一个是“养蛊”，鼓励狼吃肉；一个是“除草”，见不得一点杂草。

所以，就算船队不亦停，咱也出不了哥伦布。

因为在大明这地界，这种人要么早早就掉了脑袋，要么只能像耗子一样躲在阴沟里。

最后，还有个最根本的死结：咱费劲巴力跑出去，到底是图啥？

西洋人目的明确得很：捞钱。

怎么捞？

老老实实做买卖太慢，直接抢最快。

整个大航海的家底，就是建立在抢劫亚非拉、屠杀印第安人的尸堆上的。

抢掠、毁坏、流血、奴役，这才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但这套玩法，中国人学不来，也丢不起那人。

哪怕大明船队再跑七十趟，咱祖宗能干贩卖人口的缺德事吗？

能去杀土著抢金矿吗？

肯定不能。

这不光是良心问题，更是政治底线。

早在明朝刚开张那会儿，朱元璋就定下了规矩，列了一圈“不征之国”，警告子孙后代别没事找事。

除了朱棣稍微破了点例，后来的皇帝基本没人敢动这个祖训。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主调，只能是“和平串门”。

咱去通商，那是客客气气的。

碰上愿意磕头的，咱收个小弟。

而且，为了撑起天朝上国的面子，在买卖上经常是“薄来厚往”——你给我进贡一块钱的土特产，我回赏你十块钱的宝贝。

这账怎么算怎么亏。

从捞钱效率看，和平做买卖永远干不过持枪抢劫。

咱选了教化和赏赏赏，不仅没捞着实惠，反而背了个死沉的包袱。

话又说回来。

大明停了船队，可惜不可惜？

从技术和威风上看，那真叫个可惜。

那是一支无敌舰队，代表着当时人类在海上的最高水平。

可要是顺着历史逻辑看，这又是注定的。

一个把好处全搂在皇室怀里、把出海人都当罪犯、坚持“做亏本买卖”的帝国，注定生不出那个带血腥味却充满活力的大航海时代。

那几百艘大船，不过是农业帝国在海上搞的一次豪华自驾游。

船再大，装的也是旧社会的“系统”。

而西方那几条破船，虽说寒碜，却装载着资本积累的贪婪引擎。

历史的大潮，是无数因果拧在一起的。

把后来的衰败，简单赖在一个“停航”的命令上，实在是太高看了这一纸诏书，也太小看了历史的惯性。

就像那个死在他乡的汪直，到死也没琢磨明白：

为啥我想帮国家赚银子，国家却非要杀我？

这事儿，或许比舰队停摆更值得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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