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典”的产生

纵观中国古代散文史，散文的发展总离不开经典散文的影响。尤其在散文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经典作品往往能发挥引领文风、确立艺术精神，规范文体、文法、句读形式的作用。比如，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韩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就是要学三代秦汉的经典散文，以能得“古作者”经典散文之神韵为目标。故韩愈有谓“上规姚姒”“下逮《庄》《骚》”云云，柳宗元有谓“本之《书》，以求其质”云云。韩、柳“学古”“作古”，创作出一系列自具首尾、奇句散行、一气贯注，以本于儒学的艺术精神为必备条件的文章，其中不少佳作即被后来者视为经典，成为下一轮散文革新的重要取法对象或参照物。唐宋以降，古文成为中国古代散文的主体，经典古文亦为推动古代散文发展之重要力量。但长期以来，我们对经典古文的文学属性及其“经典化”的途径似乎注意不够，探索其事，实有必要。

检阅历代文话和古文作品，可知理、气、情、辞、法为古文之五大文学要素，而功用不外说理、叙事、抒情三种。文之为文，则离不开对五大文学要素的综合运用，使之兼有外形内实之美，美美与共，融为一体。经典古文，或以理胜、以气胜、以情胜、以辞胜、以法胜，或兼擅众胜，总可从内在精神和艺术表现两个层面探寻其作为经典的文学价值。先唐散文如贾谊《过秦论》，司马迁《报任安书》，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王羲之《兰亭集序》，李密《陈情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或论史言政，或直摅真情，或嗟悼死生，皆蕴含极为高贵的人文精神，且言之动人，表达得真切、自然，不愧为传世经典。而像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吸纳赋作和书体告语形式，首创摅忿文体，其经典之处显然在于其修辞艺术的新奇和语言的表现力。至于唐、宋诸多古文佳作被视为经典，主要是因其蕴含着崇高的文化精神（或谓艺术精神），或具有开创性质或有助于生成古文美感。像韩愈《原道》《师说》《送孟东野序》《祭十二郎文》《柳州罗池庙碑》等，柳宗元《封建论》《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送薛存义序》《段太尉逸事状》等，欧阳修《纵囚论》《朋党论》《丰乐亭记》《张子野墓志铭》等，皆以人文理念、文化精神彰显其经典本色。而韩愈《杂说四》《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送李愿归盘谷序》《与于襄阳书》《送穷文》《进学解》等，柳宗元《梓人传》《愚溪诗序》《三戒》《游黄溪记》等，欧阳修《醉翁亭记》《释秘演诗集序》《黄梦升墓志铭》《五代史伶官传序》等，皆以构思精巧、写法“能自树立，不因循”而著称，为后世同类古文创作之典范。显然，最为人们所追慕的经典古文，是创意造言臻于完美之作。

审视经典古文，有一个问题要回答，即经典古文是如何形成的？简而言之，似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能成为经典的古文必为古文佳作，所写必为“真我”之人生经历、生命体验之“真感受”。其文不仅理正、气清、情真、法严、词洁，还要言外有意、意外有味、味外有韵。使人悟入有得、读而生感、感而有兴；或令人沉浸其中，心动神摇，不能自已。二是古文佳作能否蜕变为经典古文，还要看它是否经受得住历代传播、接受环节的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的经典化过程，就是在历代古文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完成的。

历代古文的传播、接受，主要有三种途径：一为见诸文话的古文研究，二为见诸选本的古文精选，三为见诸创作的古文作品。三者的共同点在于：一是都离不开接受者的“期待视野”（涉及风格取向、审美要求、艺术趣味），二是无不涉及对古文作品的衡鉴品评。而“期待视野”的形成，总会受到时代风气和接受者个人性情、学养的影响。所谓“文章视其一时风声气俗所为，而巧拙则存乎人，亦其所养有薄厚”（晁补之《石远叔集序》）。如中唐安史遗患犹在，藩镇割据，思想混乱，百废待兴，故士人多蓄感发激昂之气，而为文气盛言宜，崇尚刚健、奇崛的阳刚之美。北宋就不同了，“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试，休养生息，日趋于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于其时者，谈笑佚乐，无复向者幽忧不平之气，天下文章稍稍兴起”（张耒《上曾子固龙图书》），故欧阳修等变韩文之奇崛为平易，至于个人性情、学养和艺术趣味对“期待视野”的影响，就更直接、更明显了。在传播接受过程中，三种途径都着眼于作品的优选实用。

先说古文研究。如研究韩文，柳宗元、孙樵皆著文极言《毛颖传》《进学解》立意、构思、风裁、语句的新奇之美；苏轼则称《送李愿归盘谷序》为唐唯一之好文章，且谓“平生愿效此作一篇”而未能；赵与峕说诵读《祭十二郎文》的美感效应，则拿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比较而论，而茅坤称其为“祭文中千古绝调”。如研究欧文，论《醉翁亭记》，朱熹即谓“修改到妙处”，茅坤则称其文境之美乃“文章中洞天也”；论《伶官传序》，沈德潜谓“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论《泷冈阡表》，储欣谓“千百年墓表中有数文章，岂惟《居士集》之冠”。诸多学者尤其是文学界、思想界的大家、名家的评论，对经典古文的判定自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说古文精选。编撰选本是古文传播、接受十分重要的方式。选家编撰选本动机不一，选篇标准（反映出独特的期待视野）亦有所不同。有意思的是，诸多选家常会不约而同地把选篇锁定在同一作品上。如王基伦编《欧阳修文汇评》，列出自南宋到近代32种古文选本，欧阳修同一古文入选14种到21种选本的竟有15篇。可以说，这是历代选家跨越时空对孰为古文经典的“投票”。纵然认定未必精准，但作为“民意测验”的结果，也有助于入选篇章成为经典的可能。

最后说古文创作。古文家作文，多有取法心仪之文的习好。如欧阳修《张子野墓志铭》于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于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等，皆是将古文家尤其是大家、名家之作奉为写作楷模的心仪之文，有意模仿创作，自可谓经典而不谬。

总之，虽然经典古文其来有自，但其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并不具备儒家六经那样的权威性。由于古文“得之为难，知之愈难”（柳宗元语），以及“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苏轼引欧阳修语），故所谓经典古文之“经典”不过是相对而言。本来认定过程近乎约定俗成，因而使用时就不要苛求其尽善尽美。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