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江的水，流不到的地方

去朝鲜的时候是夏天，大同江边很多人乘凉。

我们的导游姓朴，三十出头，已婚，有个四岁的女儿。和之前那个想吃肉片的年轻女孩不同，朴导不太说“幸福”这个词。他更常说的是“我们国家”“按照计划”“主体思想”这类词，像背熟的课文。

但有一天，他忽然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

那天我们从开城回来，车上大家累得东倒西歪。路过一个村庄时，看见几个妇女蹲在河边洗衣服，棒槌一下一下砸在石头上，声音传得很远。朴导顺着我们的目光看出去，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妈以前也在河边洗衣服。现在她有洗衣机了，国家发的。”

他说这话时没有笑，也没有骄傲，就是陈述一个事实。

后来熟了，他话多起来。有一次在妙香山，等参观的间隙，他主动说起自己的事。

他是农村孩子，家里三个孩子，他是老大。小时候最深的记忆是饿，不是没饭吃，是不够吃。玉米粥稀得能照见人影，一年吃不上几回白米饭。但他学习好，一路考上来，最后进了平壤的大学，毕业后当了导游。

“导游是好工作，”他说，“能见外国人，能学外语，能赚外汇。”

“赚外汇”三个字，他说得很轻，但我听出了分量。

他给我们看手机里的照片。女儿四岁，穿着粉红色裙子，站在未来科学家大街的花坛前，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他说这房子是岳父家分的，岳父是科学家，二百四十平米，没公摊。

“冰箱里有什么？”我开玩笑问。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泡菜，很多泡菜。有时候有鸡蛋。”

那笑容和之前背课文式的讲解不一样，有点不好意思，有点真实。

后来几天，我慢慢注意到一些细节。

在平壤地铁站等车时，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票，递给检票员。我说你们不是免费吗？他说是免费，但得凭票，每月发一次，用完就没了。

在开城人参厂，他盯着柜台里包装精美的人参酒看了很久。我问他给不给家里买点，他说太贵了，一盒够女儿半年学费——虽然学费是免费的，但学杂费、校服费、课外班费，都得自己出。

“课外班？”我有点惊讶。

“英语班，数学班，”他数着，“和你们中国一样，都望子成龙。”

说“望子成龙”四个字时，他用的是中文。

最让我触动的是离开前那晚。我们在大同江边散步，风很凉快，很多人坐在堤坝上乘凉。朴导忽然指着江对岸说：“那边是南浦，我老家。”

天黑，什么都看不见。

“你多久回一次家？”我问。

“一年一两次吧。路费贵，时间也紧。”他顿了顿，“我妈说现在村里变化挺大，通了电，有电视了。大家都一样，比以前强。”

又是“大家都一样”。这个词在朝鲜好像有魔力，说出来就能让人安心。

但朴导接着说：“可我女儿没见过农村什么样。她以为平壤就是整个世界，以为冰箱里本来就应该有泡菜，以为人人都住二百四十平米的房子。”

他笑了一下，在夜色里看不清表情。

“这样也好，”他说，“比我知道得多的时候幸福。”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想起一路上看到的种种——

火车穿过农村时，看见田埂上坐着休息的农民，他们不着急，不像我们农村人恨不得把一天掰成两天用。地不多，种完就没事了，剩下的时间晒太阳、聊天、看孩子跑。日子慢得像那条火车。

平壤就不一样了。黎明街的高楼刷成各种颜色，远看像童话。仓田街楼下停着电动汽车，是国家奖励给有功人员的。未来科学家大街晚上灯火通明，散步的人脚步悠闲。

可我也记得，在某个不知名的小站，火车停下时，一个背着大包的中年妇女拼命跑上来，气喘吁吁，怀里抱着一捆中国产的袜子。她坐在地上，解开包袱，开始数那些袜子，一双、两双、三双……脸上带着那种做完一单生意的满足。

也记得在某个合作农场，负责人说一年能挣八十万朝元，比大学教授多。他笑着，露出一颗金牙。但他身后，一个年轻妇女蹲在田头，面前摆着几瓶自制的泡菜，一直低着头等顾客，没抬起来过。

这些画面拼在一起，拼出一个我想了很久的朝鲜——

有人在“大家都一样”里找到安稳，有人在缝隙里寻找“不一样”。

第二天临走前，朴导送我们。在机场门口，他忽然问我：“你们那边，普通人家的冰箱里都有什么？”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他笑了笑，说：“我女儿老问我。她看电视，看见你们中国的电视剧，里面冰箱什么都有。我说那是假的。她说，那真的什么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进了安检口，回头，他还站在那儿，瘦瘦的，穿一件白衬衫，冲我挥了挥手。

飞机起飞时，从窗户看下去，大同江像一条细细的带子，弯弯曲曲伸向远方。江两岸是绿色的田野，田里有星星点点的人影，还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突然想起朴导那句话：“比我知道得多的时候幸福。”

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女儿终有一天会知道。大同江的水，流啊流，总有一些，会流到它从来没流到过的地方。

那时候，幸福又该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