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有家却不能回！35万朝鲜族，为何要漂泊在中亚艰难求生？

在离老家几千公里外的中亚沙漠边缘。竟然生活着35万朝鲜族人。他们长着一副标准东亚面孔。他们日常交流全靠俄语，就连吃的泡菜都是胡萝卜做的。

这群人到底经历了什么？这群被称为“高丽人”的群体，是怎么被历史车轮推到异国他乡的？这场跨越世纪的大迁徙背后，到底藏着多少心酸和无奈？

从图们江到中亚：同一批人，两条路、两种命运

时间往回拨到1869年，朝鲜北部遭遇大饥荒，旱涝灾害叠加，颗粒无收，树皮、草根都吃光了。

面对图们江、鸭绿江这一线，贫苦农民只有两条路：留在原地等死，或者冒着被当“越境犯”抓捕的风险，偷偷渡江。

那时的边界，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死线。

一部分人往西，渡江进了清朝的东北。

当时清廷刚放宽封禁政策，在图们江北岸划出长约700里、宽约50里的“移民地”，让这些人开荒、安家。

后来，他们的后代成了中国朝鲜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1952年成立，语言、学校、报纸、广播都用朝鲜语，传统服饰、饮食、节日保留得相对完整。

另一部分人则往北，去了沙俄统治下的远东。

彼得堡、后来的莫斯科，为了开发荒凉的滨海边疆区，开出了很吸引人的条件：给地、给户籍、给某种程度的自治空间。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被殖民统治的压迫感更强，南边是日本军警，北边是有土地的机会，越来越多朝鲜人拖家带口往北挪。

到20世纪20年代，远东地区的朝鲜移民已经有约20万人。

他们在寒冷气候下试种出了水稻，在乌苏里江一带修渠、建村，把原本荒凉的地带变成了“新家乡”，一度以为自己终于逃出苦海，可以在这里扎根。

谁想到，他们刚把房梁搭好，另一场命运的暴风雪就从莫斯科吹了下来。

被一纸命令抛到六千公里外

1937年8月21日，斯大林桌上出现了一份绝密决议。

理由写得堂而皇之：为了防止日本间谍渗透远东，要把当地的朝鲜族居民整体迁走。

那个年代的思路简单粗暴，你和日本人长得像，日本在极东边界虎视眈眈，干脆把所有“长得像的”全挪走。

不是挪到近郊，而是直接扔到6000公里以外的中亚荒地。

命令下达后，执行速度很快。

短短两个月，36,442个家庭、近17.2万人，被武装士兵赶进了闷罐火车。

那不是客运车厢，而是平时拉牲畜、运货物用的铁皮箱子，没有座椅，没有窗户，更没有厕所，在黑漆漆的车厢里，拥挤、饥饿、寒冷和疾病一起发作。

在那趟横穿西伯利亚的漫长旅程中，人命被算成了冷冰冰的数字。

苏联官方档案写的是“至少500人死于途中”，幸存者口述记忆里，这个数字则膨胀到约2.4万人。

很多孩子是在车厢里冻死、饿死的，很多遗体只能在下一个临时停车点匆匆掩埋，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等到列车终于停在哈萨克、乌兹别克荒原上，迎接他们的不是房屋、不是营房，甚至不是帐篷，而是一片连树都没有的空地。

苏联当局划出了44处所谓“安置点”，实际上就是无人区。

很多高丽人只能就地挖土坑，铺上草和破布，把地窖当房子。

紧接着一纸铁令下达：五年内禁止离开安置区。

所谓“迁移”，在这一刻彻底变成了“流放”，而且是终身流放。

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在盐碱地上重头开始。

高丽人原本擅长水稻，如今被要求种棉花、种适合中亚气候的作物。

他们挖渠引水，改良土壤，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硬生生拱出了一点生路。

也正是这股“拼命往前活”的劲头，让他们逐渐在当地站稳了脚跟，成了有名的“能干活的民族”。

但代价是，原本寄托在远东土地上的“故乡想象”被彻底切断。

从1937年开始，这些人的命运就被钉在了中亚的大地上。

几十年苏联时期，他们被称作“高丽人”，有些地方还保留了集体农庄里的朝鲜语学校，有自己的剧团、报纸，但随着一代代人过去，语言和记忆还是不断被时间吞掉。

身份越模糊，利用价值越高

从1937算起，到2026年已经快90年了。

对现在中亚的高丽人来说，闷罐车、流放、挖洞住地窖，多数都只存在于老人口中的故事，年轻一代很少有人能完整说清家族是从哪条河、哪块村庄迁出来的。

一份针对中亚高丽青年身份认同的调查显示，只有大约17%的人还坚持把自己看作“朝鲜族”或者“韩国人”。

有45%更愿意直接说自己是“中亚人”，剩下的则倾向于用“俄语族裔”“前苏联人”等模糊说法。

混婚率超过40%，很多家庭里的日常语言是俄语或当地语种，朝鲜语只在个别节日、宗教仪式或戏剧团里偶尔出现。

统计里甚至有一个扎心的细节：超过六成的高丽青年无法用朝鲜语正确写出自己的名字。

身份的淡化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摆脱了“外来人”的标签。

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骚乱时，高丽人开的小店、餐馆成了打砸抢的重点目标之一。

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眼里，不管你待了多少年，只要脸不“像我们”，就是方便下手的对象。

这种被随时当“外人”的处境，让很多高丽年轻人更想往外走。

有人拼命学韩语，想去韩国打工，靠血缘拿签证，有人选择去莫斯科、海参崴做生意，利用会俄语、又能和东亚打交道的优势。

塔什干在2017年修了一座纪念1937年迁徙史的纪念碑，碑上刻着“记住流放”，老人们会在那里多停一会儿，摸摸冰冷的石头。

年轻人经过，大多匆匆一瞥，因为他们更关心的是手机里的招聘信息和机票价格。

与此同时，大国的影子又一次笼罩在这片土地上。

俄罗斯在西方制裁压力下，重新高调推进远东开发：设立18个超前发展区，号称投入近4万亿卢布，创造9万多个岗位，给出相对不错的工资，并试图通过新开口岸、基础设施项目吸引劳动力回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公开承认当年强制迁移违法，理论上欢迎高丽人回远东“寻根”，但现实是，真正愿意回去的人很少。

对很多高丽家庭来说，那片土地既是祖辈辛苦开垦之地，也是“一夜之间被赶走”的伤心地，家乡的村庄大多早已不在，重新去那里落脚，对他们来说既不安全，也不现实。

另一边，美国通过国际开发署等渠道，大力鼓吹建设“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鼓励中亚多走里海、阿塞拜疆、土耳其这一串路线，把贸易尽量绕开俄罗斯控制的传统通道，本质上是想在这里楔进一条地缘政治缝隙。

中国的做法则更偏向具体项目，在乌兹别克斯坦援建水稻种植示范区、农业技术合作基地，让本来就擅长种稻的高丽农民有机会发挥特长。

推动中吉乌铁路等基础设施，降低中亚出海成本，也给当地社区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对普通高丽人来说，谁能带来更实在的机会，他们就更愿意和谁打交道。

历史不会主动道歉，它只是不断向前，把一代人的剧痛磨成下一代餐桌边的旧故事。

对于今天的35万高丽人来说，“故乡”是早已回不去的远东，还是有些排斥却又不得不扎根的中亚？

也许，他们最终能依靠的，只是继续在夹缝中寻找生路的能力，而“流浪感”，已经成了写在骨子里的身份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