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亲口揭露战争罪行：病重父亲目睹女儿惨遭日军兽性蹂躏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整个中国。东北某地的战俘营里，一个三十出头的日本兵呆呆坐着，盯着墙上渐渐暗淡的光影。他叫小林武司，三年前还是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一名新兵，如今成了战俘，等着被遣返。

营房里很安静。有人低头写日记，有人闭着眼不知想什么，有人小声嘟囔着“总算能回家了”。小林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脑子里反复闪回一个画面——浙江江山一座茅草屋，一个病重的老人，一个眼神绝望的姑娘。那个画面像一根刺，扎了三年，越来越深。

他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下这样一段话：“当着病重父亲的面，我们对他的女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是禽兽的行为。我该下地狱。可中国人饶了我一命。”

那是一九四二年夏天。

浙江江山的八月，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庄稼地里玉米刚抽穗，稻田里一片青绿，看上去和往年没什么两样。可村民们知道，鬼子又出城了。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一个中队，从江山县城开出来，沿着乡间土路朝周边村子推进。中队长骑在马上，举着望远镜看了一圈，确认没有埋伏，手一挥：“扫荡全村。”

“扫荡”这两个字，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清楚。

村里人跑了大半。有躲进山里的，有钻地窖的，有投奔远处亲戚的。可总有人走不了——卧病在床的老人，舍不得那几间破屋的农户，还有那些觉得“家里啥也没有，鬼子不会来”的穷人。

小林武司那年二十二岁，入伍不到半年，跟在老兵身后，绕过村口几间显眼的砖房，从一条偏僻的小路摸进村子。老兵说，越穷的人家越好搜，跑不远，也没人管。

他们盯上村边一间茅草屋。

那屋子确实破。土墙裂着缝，茅草顶歪歪斜斜，门板薄得一脚就能踹开。老兵抡起枪托砸了几下，门晃了晃，没开。屋里静悄悄的，不像有人。两人正想转身，一阵咳嗽声从屋里传出来。

老兵眼睛亮了：“有人！”

咳嗽是从里间传出来的。一扇更结实的木门挡在面前，枪托砸上去，木屑乱飞，门板就是不开。每砸一下，里头的咳嗽声就急一阵，越急越咳，越咳越压不住。

小林跑到院里，找到一把生锈的锄头，对着门板一阵猛撬。木头终于裂开一个大洞，老兵一脚踹开残破的门板，两人跨进昏暗的内间。

屋里光线很差，只有屋顶破洞漏下一小束光，照着一张破旧的木床。床上躺着一个老人，头发花白，脸色蜡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剧烈地咳嗽着，每咳一声，胸膛就像要被掏空。床边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正慌乱地替老人掖被子，见到两个日本兵冲进来，整个人僵住了，脸色白得像纸。

老兵手里的刺刀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寒光。他一步步逼近床边，刀尖指向老人。姑娘猛地站起来，挡在父亲身前。刀尖顶在她蓝布衣上，她没有躲，脚下却不由自主地退了一小步。

她盯着眼前两个敌兵，嘴唇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的手按在父亲盖着的破棉被上，像是在提醒老人别动，又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老兵一把扯开她的肩，将她推到一旁，伸手就去抓病床上的老人。

接下来的事情，小林后来在自述里写得很简单：“老兵让我抓住老人往外拖，说要把他扔到院子里。老人死死抓着床沿不放，姑娘扑上来抱住父亲，用方言骂我们，叫我们滚出去。老兵火了，让我用枪托砸。”

枪托砸下去的时候，小林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只记得老人闷哼了一声，姑娘尖叫着扑过来挡，几下没挡住，枪托落在她身上，又落在老人身上。每砸一下，老人就咳一阵，越咳越厉害，最后咳出来的全是血沫。

老兵嫌他动作慢，自己抡起枪托，对准老人的头和背狠砸了几下。血从老人额头上渗出来，染红了花白的头发。

姑娘被老兵压在一边，动弹不得。小林按照老兵的吩咐，抓住老人盖着的破被子，把人拖下床，往院子里拖。老人的背蹭过门槛，蹭过院子里的石板地，最后被扔在院子中央。

老兵把门故意掰开一道缝，让躺在院子里的老人能听见屋里发生的一切。他自己跨进屋里，把门带上。

小林守在门口，不敢进去，也不敢走开。他把步枪靠在门板上，低头看着地上的老人。老人已经不怎么动了，胸口微弱地起伏着，喉咙里发出嘶嘶的声音。小林踢了他一脚，没反应。又踢了一脚，老人被踢得翻了个身，脸朝下趴在地上，再也不动了。

屋里传来杂乱的声音。蹭动声，压制声，压抑的啜泣声，还有几声被掐住喉咙似的低喊。小林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蝉在树上拼命叫，叫得他脑子里嗡嗡的。

过了很久，老兵从屋里出来，蹲在老人旁边点了一支烟，慢悠悠地吐着烟雾，像在休息，而不是刚刚参与了一场暴行。

小林走进那间昏暗的小屋。姑娘缩在床边，衣衫不整，头发散乱，眼睛直直地盯着某处，已经哭不出声了，只有喉咙里发出撕裂般的气息。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退出来，把门带上。

傍晚，中队带着抢来的粮食和财物离开村子。走出村口的时候，小林隐约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嘶哑的哭喊，尾音拖得很长，像要把整个村子的悲苦一口气喊出来。声音很快被山谷和树林吞没，中队继续前进，天边只剩一抹血色。

老人没能挺过那一晚。村里人回来时，只看见冰冷的尸体和一个失魂落魄的姑娘。

三年后，小林在战俘营里反复回想这一幕。他想起老人死死抓着床沿的手，想起姑娘挡在父亲身前的背影，想起枪托砸下去时老人的闷哼和姑娘的尖叫，想起老兵蹲在老人旁边抽烟的样子。

这些画面像刻在他脑子里，怎么都抹不掉。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那些年，他每天都要学习，要写材料，要交代自己参与过的每一桩罪行。起初他只是写“随队执行扫荡”“有反抗者予以镇压”之类的空话。管教人员反复强调：不得隐瞒，必须写清具体过程。

他慢慢开始写真实的细节。写那间茅草屋，写那扇被撬开的门，写病床上的老人，写挡在父亲身前的姑娘，写枪托砸下去时自己脑子里的一片空白。写到后来，手开始发抖，笔都握不住。

有一次，他在回忆时终于崩溃了，嘴里反复念叨：“那个老人……还有那个姑娘……我该下地狱。”同屋的人劝他冷静，他只是摇头：“中国人没有杀我，我还活着。”

一九五五年，小林被特赦回国。离开中国之前，他写下最后一篇反省文字，后来被收入《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他在里面写道：“当着病重父亲的面，日本兵对姑娘犯下了暴行。这是禽兽的行为，我该下地狱。可是中国饶了我一命，我将用后半生来赎罪。但愿和平永在，罪恶消弭。”

那户人家的命运，如今已无从详细追问。能被确认的，是时间——一九四二年八月；是地点——浙江江山某个小村；是部队番号——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某中队；是当事者的供述——收录在《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里的那段文字。

历史的重量，有时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在这些具体的细节里——一个病重父亲被拖下床时死死抓着床沿的手，一个姑娘挡在父亲身前的背影，一个年轻士兵举起枪托时脑子里的一片空白，一个老兵蹲在垂死者旁边抽烟时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些东西拼在一起，才让人看清一个事实：所谓战争，落到具体的人头上，就是一场场赤裸裸的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