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章士钊提到一人，说起其工作安排，毛主席：那是我顶头上司

1949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北京城的风已经带着寒意。中南海灯火未眠，政务刚刚告一段落，毛泽东在院中散步，身边陪着的是多年未见的老乡章士钊。两人从湘潭、长沙一路聊到北京，又从辛亥革命说到眼前的新中国，话题越聊越杂，越聊越细。

说着说着，章士钊忽然提起一个人，说起他这位老相识眼下工作还没着落，希望能给安排个合适的位置。毛泽东听到名字，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话里带着一点感慨：“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这一句“顶头上司”，让在场的人都多看了章士钊一眼。

这位在毛泽东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名叫张申府。围绕他的经历，串起的是新文化运动、建党初期、旅欧活动、黄埔军校以及抗战时期的多重场景。说是个人的传奇，其实也是一条极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又在曲折中坚持爱国道路的历史轨迹。

有意思的是，在许多回忆和史料里，张申府的身影经常是一闪而过。但沿着时间线把他的经历连起来，就会发现，他出现在不少关键节点上——有的节点为人熟知，有的则常被忽略。

一、北大图书馆里的“顶头上司”

时间往前推回到1917年。那一年，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已经渐渐聚拢出声势，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刚把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不久。北京大学里，一批新式学者正在登场，其中就包括刚从北大毕业不久的张申府。

1917年，24岁的张申府留校做助教，主要讲授数学和逻辑。学科听起来有些枯燥，他本人却颇有思想锐气，经常写文章发表在新式杂志上，对哲学、社会问题都有兴趣。也就是在这一年，他通过同事结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

李大钊那时很忙，一边管图书馆，一边写文章、开讲座，还要四处奔走联络进步青年。时间一长，一些事务性工作就慢慢交给了值得信任的人代管。张申府办事认真，又懂外文，逐渐成了李大钊最倚重的助手之一，不时会替他处理图书馆里的具体工作。

1918年前后，另一位从湖南来到北京的青年进入了北大图书馆。他的正式职务是“助理员”，分管阅览室，工资不高，却乐此不疲。这个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时只有25岁。名义上，他的行政隶属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日常工作中直接接触、听从安排的人，往往是代行图书馆主任职责的张申府。

换句话说，在那间并不起眼的北大图书馆里，毛泽东确实在工作上受过张申府的领导。从制度关系看这句“顶头上司”，并不夸张。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时毛泽东常以“旁听生”的身份去听课、翻阅新书，而图书馆对某些书刊的采购、陈列安排，多半要通过张申府之手，这种日常接触，难免会留下印象。

与此同时，李大钊在图书馆系统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他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资料。1918年底，他和张申府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平台。可以说，正是这种制度安排与思想倡导叠加在一起，北大图书馆逐渐成为当时北京进步青年的一个聚点。

有趣的是，这个阶段的张申府，更多以“学者”的身份示人。他在《新青年》等刊物上译介西方哲学，尤为推崇英国哲学家罗素，对其著作如数家珍。后来“罗素”这个译名被广泛使用，背后便有他的心血。按当时的一些说法，罗素本人见到这位中国青年后，还颇为惊讶地说他“比我更熟悉我的著作”。

就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张申府、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青年，一同在思想上迅速转向，更加关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社团活动、刊物办刊，到图书采购、讨论会，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构成了后来大事的前奏。

二、从上海到巴黎：建党与旅欧小组

1920年10月，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件看似学术、实则有深远影响的事。10月12日，罗素携夫人抵达上海，开始在中国的讲学之旅。按安排，身在北京的张申府奉命南下迎接这位他仰慕已久的大哲学家。

就在这次出行前，李大钊找他谈了一次话。大意是：既然要去上海，那就顺便带个口信，去见一见陈独秀，商量一件大事——关于在中国正式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问题。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议题，却通过一位年轻学者的顺路拜访来推动，这在今天看来，有几分戏剧性，当时却是水到渠成。

1920年夏，陈独秀已在上海积极进行组织工作，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他曾写信给李大钊和张申府，征求意见：新组织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经过反复考虑，两人回信建议采用“共产党”之名，理由很明确，名称应当与马克思主义政党传统相衔接，旗帜要鲜明。

因此，这次张申府赴沪，一边听罗素讲学，一边住在陈独秀家里，多次谈到建党问题。两人交流的焦点，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建党”，而是“怎样建党、如何发展”的实际问题。陈独秀介绍了上海的组织情况，几位核心成员的思想状态、社会关系，也逐一说明，希望今后在全国形成呼应。

与此同时，北京方面的筹备，因李大钊性格严谨、注重稳妥，节奏略慢。这一点在后来被不少人提及：他看重理论准备和组织基础，不愿操之过急。也正因为如此，这次沪上会谈，对北京的决心和步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20年10月下旬，在李大钊办公室，“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参与者之一，就是张申府。

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两个重要活动中心——上海和北京之间，已经通过这位青年学者紧密联动起来。这里没有什么宏大宣誓，更多是日常往来的话题延伸，但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在不经意的安排中完成关键一笔。

同年11月，另一段旅程开始了。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的邀请，张申府准备赴法，在里昂中法大学中国学院担任教师。临行前，李大钊叮嘱他：到法国之后，要注意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发展党员，条件成熟时建立党的组织。到了上海，陈独秀又特地嘱咐，旅欧的中国青年不少，要设法团结他们，把组织的触角伸到欧洲去。

1920年11月，载着中法教育使团的轮船从上海出发，驶向法国。船上有不少中国青年，其中一位天津女学生很快引起了许多人注意，她叫刘清扬，比张申府小一岁。二人并非首次相见，几个月前在北京陶然亭的一次青年团体茶话会上，两人就有过短暂交谈。

那次茶话会上，张申府和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向来自天津“觉悟社”等团体的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听众里，就有刘清扬。这个背景，使得船上的再会并不陌生。长途航行枯燥，张申府就利用机会，向同船的青年讲十月革命、讲社会主义。有时候，他会半开玩笑地说：“俄罗斯那么冷，人民还能闹出个十月革命来，中国怎么就不能变一变？”氛围轻松，却不乏力度。

抵达法国后，两人关系迅速升温，很快成为恋人。1921年初，在张申府的介绍下，刘清扬加入了共产党组织，这是他在旅欧发展党员的第一个成果。紧接着，他和刘清扬又一起做了一件意义更大的事——动员一位老朋友加入组织，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1919年在天津觉悟社活动频繁，与刘清扬、其他青年一起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后来赴法勤工俭学，对欧洲的社会思潮有了更直接的接触。法国共产党于1920年成立，这一事件也在他内心留下深刻印象。等到在巴黎与张申府、刘清扬重新聚在一起，关于共产主义、中国出路的问题，三人几乎谈不完。

有一次，三人长谈到深夜，张申府把话说得非常直：“中国这条路，要走下去，总得有人先站出来成个组织。不然，你有理想，我有理想，各干各的，最后还是散沙。”周恩来沉默了一阵，只回了一句：“那就不要再拖了。”不久之后，他正式加入党的组织。张申府随即写信告知陈独秀，说明旅法小组的发展情况。

随着时间推移，又有赵世炎、陈公培等人从国内来到法国，带来了陈独秀的信件和指示。几个人商量后，在张申府租住的巴黎索邦附近的一间小屋里，成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人数不多，条件有限，却承担起联系欧洲各地勤工俭学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嘉兴召开之前，国内辗转寄来通知，希望旅欧方面派人回国参会。受限于路途、经费与时间，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等到中共“一大”成功召开，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旅法小组被纳入全国组织体系，成为一个组成部分。对张申府而言，这一步既是圆满，也是新的起点。

1922年2月，张申府与刘清扬、周恩来等人离开法国，乘火车前往德国，在柏林建立了旅德小组。就在这里，他又迎来一个重要人物——朱德。

当时的朱德，已经在国内军界有一定名气。1922年前后，他赴欧洲考察，先在德国，再准备转往苏联。临行前，他曾专程去上海拜访陈独秀，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出乎意料的是，陈独秀态度并不积极，原因也被不少史料提及：他担心旧式军官难以彻底摆脱旧观念，对党的纪律和纲领未必真正认同。

朱德并未气馁。来到德国后，他主动与周恩来接触，再次提出入党请求。几番谈话后，周恩来与张申府对朱德的思想变化有了更直接的了解，认为他的转变是真诚的，而且对军队情况有独特认识，这对党今后开展武装斗争有潜在价值。于是，两人联名将他的申请向组织报告，最终同意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德在欧洲站上了人生新的转折点，这件事背后，同样刻着张申府的名字。

到1922年底，随着旅欧党员数量增多，旅欧总支部正式成立，辖旅法、旅德、旅比三个支部。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分工负责，既要继续学习，又要联系各地工人和学生。就时间线来看，短短两三年间，从北京、上海到巴黎、柏林，一条清晰的组织发展脉络已经形成，其中多处关键节点，都有张申府的参与。

三、南下广州：黄埔军校与政治分野

1923年年底，张申府与刘清扬结束旅欧行程，取道苏联回国。在莫斯科，他聆听了布哈林等人的演讲，旁听过一些苏联党的会议，还接触到不少关于工农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其间，他见到了受孙中山委派来苏联考察的蒋介石，双方出于礼节性交流，谈了不少国内形势。蒋介石对他在欧洲的经历很感兴趣，这一段接触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有所提及。

1924年初，他们返回北京。国共合作的大背景已经形成，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看到这一形势，建议张申府南下广州，那里正筹建一所新式军校，需要懂外文、又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工作。

在赴粤途中，张申府在上海与陈独秀长谈一夜，双方就国内外局势、国共合作的利弊、党在军队中的工作等问题交换看法。对很多细节，两人并非完全一致，却都认为在当时条件下，这条合作道路具有现实必要性。

1924年2月，张申府抵达广州。此时，黄埔军校正在紧张筹备中，校长由孙中山任命蒋介石担任，廖仲恺负责政治方面的统筹工作。需要大量青年军官，也需要能够胜任政治教育的人才。廖仲恺听闻张申府刚从欧洲归来，既有理论功底，又熟悉法国、德国的政治环境，非常重视。

不久之后，廖仲恺请他推荐一批留欧学生回国任职。张申府列出一份名单，大约十五人，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周恩来。同时，他还向黄埔方面提出一个具体要求：这些人旅欧时经济拮据，如果希望他们尽快回国工作，就需要学校或相关机构筹措路费。这种“替友人争取条件”的做法，看似具体琐碎，却体现出革命同志之间一种朴素的互相扶持。

黄埔军校正式成立后，张申府出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制定政治教育大纲、安排课程和讲师。那段时间，他在课堂上讲中国问题，也讲欧洲经验。有学生回忆，他讲课时常用对比方式：“在法国、德国，工人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在中国，农民又是怎样被束缚住的。”这样讲法，既有理论高度，又接地气，很受部分学员欢迎。

然而，他与校长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不久就显露出来。原因很简单，政治部强调从思想上动员学员，主张军队须服从政治领导；而蒋介石作为职业军人，更注重军纪与指挥统一，对于某些政治教育内容有所保留。双方在一些问题上争论日益激烈，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张申府选择辞职离开。

他离开后，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由周恩来接任。周恩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上的能力，很快在黄埔军校展现出来，这一点后来有大量史料记载。也正是通过黄埔，国共双方在军队中的合作有了具体实践。但站在时间线上看，张申府在黄埔的停留并不算长，他的身影很快从军校的日常事务中淡出。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对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统一战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也对党员个人的思想、工作方法提出更高要求。会后不久，张申府因在某些问题上与其他同志存在较大分歧，加之性格中带有一些“书生意气”，不愿在争论中过多妥协，最终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决定，日后成为许多研究者评价张申府生平时绕不开的节点。有观点认为，他在关键时刻缺乏进一步的政治决断力；也有看法指出，他依旧保留传统知识分子强调独立思考的一面。无论如何，他与党组织的正式组织关系至此中断，这是事实。

四、远离党组织之后的选择与坚守

脱离党组织之后，张申府的主要活动重心逐步回到学术领域。他先后在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继续讲逻辑学、哲学、数学，也承担翻译、写作工作。课余时间，他偶尔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关注国际局势和国内学运走向，却很少公开谈及过去在旅欧时期的组织活动细节。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他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远离马克思主义，只是表达方式更偏向学理层面。这种状态，在当时知识界并不罕见。很多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却在组织上选择保持距离或处于观察态度。就张申府而言，他的身份逐渐被界定为“爱国民主人士”，而非单纯的学院派学者。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全面爆发。华北局势急转直下，大批机关、学校、报刊南迁，武汉一度成为抗战中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张申府在这一时期来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负责参与一些宣传与政策资料的设计起草工作。

当时的军委政治部副主任，是周恩来。两人从旅欧时期到黄埔军校的交往，已经跨越十多年，再次见面，身份有所不同，却多了几分老友之间的默契。有一次，周恩来在办公室里问他：“生活还过得去吗？”张申府笑了笑，没有多说。周恩来心里有数，政治部很快在待遇和工作安排上给予了一些照顾，算是对这位当年介绍自己入党同志的一份情义。

稍后不久，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也主动与张申府联系。1938年5月至6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连续作报告，对中日力量对比、战争阶段划分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之后整理成著名的《论持久战》。8月1日，这篇文章印成册子后，毛泽东特地寄了一本给张申府，并附上一封亲笔信。

信中，毛泽东简要提到抗战一年多来的形势，指出各方面对如何取得胜利意见不一，他自己所作的分析不过是“管窥蠡测”，难免有不周之处，但既然身处其间，总要尽一点责任。这封信文字并不华丽，但用语恳切，署名“毛泽东”，结尾致“民族解放之敬礼”。这种称呼方式，反映了当时他对张申府身份与立场的判断：不是组织上的同志，却是抗战阵营中的同路人。

抗战结束后，形势变化越来越快。1949年，新中国成立。政权更替之际，如何安置一批在旧时代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民主人士，是一项重要工作。张申府，正是这样一位人物：在建党初期做过组织工作，后来与党组织分开，却一直没有站到革命的对立面上。

就在前文提到的那次中南海闲谈中，当章士钊提起这位老友的安置问题时，毛泽东脱口而出一句“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既有调侃意味，也包含一种注重旧情的态度。说到底，毛泽东对北大图书馆那段经历并不避讳，对当年给予过自己帮助和影响的人，始终记得。

此后，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张申府被任命为北京图书馆研究员，从事研究与翻译工作。这个岗位不算显赫，却安稳、清静，适合年事渐高、身体并不十分硬朗的知识分子。从1950年代起的三十多年里，他基本远离公众视线，专心在书房与书库之间往返，很少再对外发表文章。

这样的选择带有明显个人色彩。有人觉得可惜，认为他早年参与建党、旅欧的经历，完全可以写出更详细的回忆材料，为后人提供第一手史料。但他本人似乎更愿意用一种克制方式与过去保持距离，把大量精力投放到翻译、整理、教学资料上。

1986年6月20日，93岁的张申府在北京病逝。几天之后，《人民日报》刊登了讣告，对这位长期淡出公众视线的老知识分子给予了明确评价：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讣告中也不回避他的曲折经历，强调他一生“不断地追求真理”“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人谦和，生活朴素，不计较个人得失”。

回到那句“顶头上司”，再看就显得意味更为复杂。1918年前后，在北大图书馆的小小办公桌前，一个是代管图书馆事务的青年讲师，一个是领着微薄薪水的助理员；几十年后，一个成为国家领导人，一个隐身于北京图书馆的书架之间。彼此之间的角色变化，远远超出当年的想象。

试想一下，如果只看他脱党这一段，很容易忽略他早年的组织工作和后来在抗战、建国中的态度；如果只强调他在旅欧时期的作用，又会掩盖他中途离开、重新回到知识分子本色的那一面。正是在这些反差与转折之间，一代人的命运轨迹被勾勒出来，历史也显得更加真实而立体。

张申府身上，有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重理论、重逻辑、重讨论，有时多了一点书生的固执，却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不曾退到旁观者的位置。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走上显赫的政治岗位，而是回到书本与资料中。这种转身，并没有抹去他在建党、旅欧组织活动中的实际贡献。

从时间线上串起来看，从1917年的北大，到1920年前后的建党筹备，再到旅欧、黄埔、抗战、建国，每一段都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节点紧紧相扣。那句“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其实凝缩了一个复杂而又清晰的事实：在中国革命的早期，许多名字并不常出现在教科书的显眼位置，却在关键时刻递过一封信、说过几句话、介绍过几个人入党，推动了历史的转向。

而张申府，恰恰是这样一位值得记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