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姐弟从15层楼坠亡后，凶手被判死刑，母亲：他是娃的亲爸爸啊

2021年11月2日，重庆的清晨雾气很重，北碚天台寺的山门还没完全打开，石阶有些潮冷。陈父站在佛堂门口，手里拎着水果和纸袋，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今天是他们一周年，又是我的生日。”没人接话，陈母只是点了点头，继续往里走。

佛堂里供着成排的骨灰盒，靠近观音像的第一排，摆着两个小小的牌位，雪雪和瑞瑞的名字并排写在上面。陈母把橙子一只只擦干净，摆好，嘴里不停念叨：“我的大孙女，我的小外孙，你们要在菩萨面前不害怕。”一旁的陈父背着手，绕着佛堂来回踱步，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人怎么能坏成那个样子？亲生爸爸啊。”

这一家人，原本只是重庆千万普通家庭中的一个。转折点，是2020年11月2日下午三点左右，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锦江华府小区，15楼窗外发生的一场坠落。

一、从“意外坠楼”到“精心谋杀”

2020年11月2日，接到电话那一刻，陈美霖正在车上，听见“孩子从楼上掉下来了”几个字，人当场愣住，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拼命往小区赶，到楼下的时候，看到的是草地、血迹、围观人群，还有两个孩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身体。

两岁的女儿当场身亡，一岁的儿子被送往医院抢救，几个小时后，也宣告不治。那天起，她的人生被生生掰成了两半：之前是幼儿园老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之后，是在法院、派出所、寺庙之间来回奔波的丧子母亲。

刚开始时，小区里流传的说法很简单：姐弟俩靠着窗户玩，不小心一起坠楼。孩子的父亲张波冲到楼下，拖鞋只穿了一只，跪在地上，用拳头拼命捶地，嘴里喊着“娃娃啊”，情绪失控得几乎站不起来。清洁工后来回忆：“那个爸爸哭得很吓人，在地上打滚。”

如果只看到这一幕，大多数旁观者都会相信这是一起“悲剧性的意外”。张波对外说法也很一致：女儿抱着弟弟在窗边，不小心翻了下去。听起来，像是任何家庭都可能遭遇的噩梦。

但有几件事，很快让陈美霖起了疑心。她最先想到的是窗户的高度。锦江华府的护栏大约有一米二高，而雪雪才两岁多，个头不到一米，她一直跟着外婆生活，胆子小得很，从来不敢爬高。更不用说还要抱着弟弟翻越栏杆，这在她的认知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动作。

第二个细节，出现在医院。刚到现场时，张波哭得撕心裂肺，可到了医院，他的情绪突然冷静下来，不再像之前那样悲痛，有时甚至面无表情。对于案发时自己在做什么，他对不同的人说了两种版本：对陈美霖说，自己吃了感冒药睡着了，是被楼下呼喊声吵醒；对另一位朋友，却说自己当时在客厅吃外卖。前后矛盾，解释牵强。

真正的突破口，来自警方的勘验。办案民警对现场进行了细致检查，在窗台上没有发现姐弟俩的指纹和脚印，而按照张波对外描述的“孩子在窗台玩耍”，痕迹理应存在。根据两个孩子的身高、体重和活动能力，专业人士也认为，他们自己翻越窗户的可能性极低。

就在所有线索指向“有人为因素”时，一对看似悲恸的父亲与从未谋面的“凶手”之间的距离，被硬生生拉近。案发9天后，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分局通知张波和他的女友叶诚尘到派出所领取被扣押的手机，两人刚踏进派出所，就被当场控制。第二天，两人被以故意杀人嫌疑立案侦查。

陈美霖后来回想，自己听到“亲生父亲涉嫌杀害孩子”的那一刻，只说了一句：“他是娃的亲爸爸啊，这要怎么受？”

二、婚姻、野心和“负担”的出现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时间线往前拨几年，张波出现在陈美霖生活里的样子，与后来案卷中的“冷血父亲”，几乎判若两人。

陈美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里条件不算富裕，却一直重视教育。从小她就被安排学钢琴、学舞蹈、学声乐，课外班报了个遍。毕业后，她在幼儿园做老师，和孩子们打交道，日子简单而安静。对于婚姻，她期待的是“平淡稳定的家庭”。

2017年，她从幼儿园离职，转到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工作。正是在那家公司，她遇到了后来彻底改变命运的男人——张波。

张波比她小三岁，只有小学学历，打扮在身边人看来有些“土气”：爱穿花衬衫、紧身裤，说话带着一股浮躁的劲儿。他的出身并不优越，父母是农民工，家里唯一值钱的资产，是父亲去世前留下的一套80平方米小两居，贷款还没还清。

少年时期辍学后，张波跟着父亲在工地干活，没几个月就待不住，觉得“打工没有出头之日”。后来，他进了小额贷公司，这算是他学历条件下相对体面的一份工作。正因为长期的经济压力，他心里盘旋着一个念头：“不能一辈子穷着，要大富大贵。”

陈美霖进公司时，恰好接替了张波离职后的岗位。因为业务不熟，她经常向张波求助。那段时间，张波每天在新公司打完卡，再专门回旧公司帮她处理工作，下班时，再折回来接她一起走。这样的细节，很容易打动一个刚入行、缺乏安全感的女孩。

她的朋友们对这段感情普遍不看好：家庭背景差距大，学历不匹配，生活节奏也对不上。但在恋爱初期，张波表现得勤奋、体贴，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和感情上，“他眼里只有她”这一点，让她选择相信。

交往五个月后，陈美霖意外怀孕。公司领导含蓄表示，如果坚持生孩子，最好主动离职。一边是工作，一边是突如其来的新生命，她一度举棋不定。那时候，张波说了一句：“你想要孩子就生下来，其他的我来想办法。”这句话打消了她的顾虑，也让她向父母做了“唯一一次叛逆”。

2017年8月，两人登记结婚。彩礼1000元，婚戒是陈美霖自己掏钱买的。父母虽然失望，但还是默认了女儿的选择。婚礼不算风光，倒也顺利。谁也没想到，这段看上去勉强拼上的婚姻，在几年后会以最极端的方式收场。

2018年3月，女儿雪雪出生。没多久，陈美霖再次意外怀孕，儿子瑞瑞也在不久后降临。一儿一女，本是很多人眼里的“圆满家庭”。但从这时起，张波身上的裂缝开始变得明显。

他几乎不参与育儿，不会给孩子换尿布，不会冲奶粉，更不主动抱孩子。在单位，同事几乎没听他提过妻子和孩子，每次被问起，也只是敷衍两句，很快转移话题。有同事说：“认识他三年多，从没感觉他像个有家庭的人。”

瑞瑞有一次因为肺炎住院，医院甚至下了病危通知书。陈美霖在病房外哭得发抖，独自签下病危通知。张波在儿子住院期间，只去看过两三次，每次逗留不到一小时，就以“要见客户”“要早点休息”为由离开。有一回，两人一起给儿子喂药，张波抱着孩子，她把奶瓶凑过去时，张波下意识往后仰，好像不愿跟孩子靠太近。

这些动作，在当时看来，只是“不喜欢带娃”；事后再看，却像是一条缓慢伸展的线——孩子从一开始，就不是他生活里真正的“核心”。

婚姻里的裂痕，在柴米油盐中越拉越大。陈母回忆，女儿从小对“完整家庭”有执念，小的时候看到父母吵架，总会拉着妈妈说：“再给爸爸一个机会嘛。”这种性格延续到婚后，即便感情已到临界点，她仍不愿轻易提出离婚。

直到2020年2月，两人的婚姻走到尽头。离婚时，女儿由陈美霖抚养，儿子暂由张波带到六岁，之后再转交陈美霖。在办手续那天，张波对她说：“我们离婚吧。我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跟两条平行线。你要的是平平淡淡，我要的是大富大贵。”

这句“我要大富大贵”，后来成了整个案件最扎眼的关键词之一。

三、“大富大贵”的代价

如果说婚姻破裂只是生活中的一场“常见事故”，那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已经彻底走出了普通人的认知范围。

早在离婚前后，张波的朋友圈封面就悄悄换成了和新女友的合影。这个女人叫叶诚尘，两人通过网络认识。与陈美霖不同，叶诚尘家境宽裕，父母有一定经济基础，可以给张波提供更接近他所谓“大富大贵”的生活环境。

刚追求叶诚尘时，张波隐瞒了自己已婚且有两个孩子的事实。2019年8月，两人正式确定关系。叶家的父母开始打听这位“准女婿”的情况，很快得知他有小孩的事实。对这一点，他们并不满意，叶诚尘一度提出分手。几番拉扯之后，两人又重新走到一起，但“孩子”成了绕不开的话题。

张波离婚后，叶诚尘明确表示，很难接受男方带着孩子的状态。对于张波来说，这意味着，如果想牢牢抓住这段关系，就必须处理好“上一段婚姻留下的一切”。在他扭曲的价值判断里，两个年幼的孩子，渐渐被视作拖累，而非血脉。

警方披露的案情显示，2020年2月前后，张波与叶诚尘开始密谋“除掉”两个孩子。两人多次讨论作案方式，最后选定了“高坠伪装成意外”的方案。6月以后，叶诚尘多次通过微信催促张波，“早一点动手”。

这一段内容，令人不寒而栗。不是冲动之下的一时糊涂，而是持续数月的精心筹谋。从时间线上看，孩子的生母刚刚在承受离婚痛苦，父亲这边，却在冷静地计算如何结束两个小生命。

2020年10月2日，事情出现了表面上的“温情一幕”。那天，张波主动打电话给陈美霖，说想带女儿去买衣服，让她把孩子送到锦江华府小区。自离婚后，他几乎没主动看过雪雪，这样的提议，让陈母心里敲起了警钟：“他从来不来看，怎么突然这么好？要小心点，他不会是想把娃卖了吧？”

尽管有顾虑，想到女儿经常问“爸爸在哪儿”，陈美霖还是答应了。那天，她全程陪着女儿，一家人逛街、吃饭，雪雪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爸爸，一整天几乎都处在兴奋中。晚上回家时，陈美霖问她：“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我想爸爸，我喜欢爸爸。”

这句话，日后反复刺痛了所有知道案件细节的人。

11月1日，张波再次提出见女儿，这一次，他提出了额外要求——想让女儿在自己家里留宿一晚。“算我求求你，让孩子留下来吧。”他这样说。陈美霖担心女儿不习惯，还特意问过雪雪：“和弟弟一起在爸爸家睡，明天妈妈再来接，好不好？”雪雪连着点头，“嗯嗯”了两声。

那一晚，是陈美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把两个孩子同时留在张波家过夜。

由于张波的母亲在家，计划中的作案没有实施。第二天早上十点多，张波趁母亲外出，抱起两个孩子的双腿，将他们从次卧飘窗扔了下去。那一瞬间，雪雪曾本能地试图抓住窗框，指腹用力按在窗边，只留下一串试图自救的指纹。

警方技术分析表明，孩子的身体是从窗内直接被抛出，而非自己翻越护栏失足坠落。所谓“姐弟在窗边玩耍不慎坠楼”的说辞，被证据一步步推翻。

陈父后来站在佛堂里，忍不住喃喃自语：“你不想要，可以送回来给我们，我们养一辈子也认。为啥子，一定要把他们弄死？”这句质问，简单而粗砺，却说中了无数人心里的困惑。

2021年7月26日，此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上，张波当庭承认与叶诚尘多次密谋，故意将两个年幼孩子从高楼抛下。听到经过时，不少旁听者忍不住低头抹泪。

陈美霖在法庭上只提了一个要求：放弃一切民事赔偿，只求两人偿命。她明确表示，如果未判死刑，将持续上诉。虽然她清楚，就算两人付出生命代价，孩子也回不来了，但在她看来，这已是自己能替孩子做到的最后一件事。

2021年11月28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波、叶诚尘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那天，陈美霖清晨七点多就醒了，赶在九点前赶到法院。十点半左右，结果尘埃落定。离开法院后，她没有选择回家，而是径直去了天台寺，面对两个孩子的灵位，轻声说了一句：“结果出来了，你们知道就好。”

她很快又冷静下来：“这还不是终点，他们可能会上诉。在他们真正伏法之前，我不会松一口气。”

四、一家人的余生，和一场判决的重量

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后，“重庆姐弟坠亡案”几度登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2022年，二审维持原判，死刑裁决最终生效。1月19日，关于“二被告人被指上诉”的新闻再次引起议论，舆论的焦点，一部分落在判决结果上，另一部分落在“亲生父亲为何走到这一步”的反思上。

对陈家三口来说，判决生效，并不意味着生活恢复如常。那一年冬天，天台寺人不多，卖香烛的大妈认出他们，压低声音问：“今天是娃娃周年？”陈母点了一下头。寺里的人见到他们，常常只问一句：“判了没？”这起案件在重庆几乎无人不知，大家都在等待一个结果。

佛堂里很安静，说话声稍微高一点，都会有回响。陈美霖跪在观音像前，给两个孩子磕头，又半蹲着，把骨灰盒上的灰一点点擦净。她不太说话，眼神紧紧盯着孩子的名字。陈母终究忍不住，抱着牌位哭出声：“我的大宝宝啊，你死得太惨了。”陈父则站在旁边，反复念叨：“这个位置好，面对着菩萨，雪雪胆子小，这样不吓人。”

祭拜结束，一家三口在不远处商场四楼吃了顿小火锅。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桌边却安静得出奇。吃到一半，陈母举起茶杯，说：“还是碰一个嘛。”三个人轻轻碰杯，说了一句“生日快乐”，又默默放下杯子，继续低头涮菜。这顿“生日饭”，更像是一种仪式，把死亡纪念和生日挤在一起，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尽量少说。

孩子去世后，陈美霖暴瘦十几斤。支撑她坚持到现在的，只有四个字：“给孩子公道。”陈母和陈父明白，真正难熬的，是判决尘埃落定之后的日子。没有庭审，没有媒体，没有新的流程，她要学着面对一个永远缺席孩子的世界，学着在每一年的11月2日，走上同一段台阶，对两个小小牌位说话。

从法律角度看，这起案件的定性并不复杂：故意杀人，且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最终判处死刑，并不意外。令人震惊的，是作案动机之“冷”，时间跨度之长，计划之细致，以及“亲生父亲”这个身份背后引发的冲击。

不得不说，这种极端案例，在社会心理层面敲醒的，是关于“家庭责任”和“人性底线”的更深层追问。表面上看，是一个男人为了追求所谓“大富大贵”，为了迎合新感情的要求，把自己孩子视作障碍，选择以最恶毒的方式清除；再往里看，还牵扯到家庭教育、婚姻观念、金钱崇拜、个人价值判断等一连串链条。

试想一下，如果张波在最初面对婚姻矛盾时，能把孩子的监护权彻底交给陈家，从此不再参与抚养，这个故事会是另一种结局。如果他在被金钱诱惑与现实压力纠缠时，哪怕稍微停下脚步，哪怕只是简单想到“那是自己骨肉”，这两条小生命也许不会中断在2020年的秋天。

但历史没有“如果”。2020年11月2日下午，小区的监控画面定格了救护车驶离的方向，也记录下一个家庭彻底坍塌的时间节点。2021年11月2日，天台寺里多了两个小小灵位。2021年7月和11月，法院的宣判书上，盖上鲜红印章。时间线一环扣一环，无法回退。

值得一提的是，在孩子生前的那段日子里，雪雪和瑞瑞并不是“边缘的小孩”。陈美霖常带他们拍一些日常小视频，发到平台上，记录姐弟互动。雪雪有时候像个“小大人”，见妈妈吃饭拖拉，就会站在小椅子上催一句：“妈妈，快点啦，要洗碗啦。”瑞瑞性格外向，一见外公就摇摇晃晃跑过去要抱，逗得老人家常常笑得合不拢嘴。

这些细碎的画面，现在只存在于手机和记忆中。两只小手再也抓不到窗台，也再也抓不到妈妈的衣角。那些曾经看起来很普通的日常，在失去之后，反而显得格外扎眼。

对于关注此案的很多人来说，最终的死刑判决是一种“必须要有的结果”，也有人担心类似悲剧是否还有被复制的可能。至少在重庆这座城市里，“锦江华府姐弟坠亡案”的名字，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记住，人们提起它，语气会不自觉地放低，说一句：“那两个娃儿，好可怜。”

1月19日，当媒体报道“张波、叶诚尘提出上诉”的消息时，有记者再次联系陈美霖。她只说了一句：“一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良心，就会放弃上诉。如果二审改判，我也会向检察院申请抗诉。”这句话不复杂，却透露出一种倔强的坚持。

对她而言，未来漫长，每一年的春夏秋冬都要走一遍。11月2日依旧会来，寺庙依旧要去，水果要一只只擦干净摆好，头要在佛像前磕下去。孩子们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点痕迹，不在于那些冰冷的案卷数字，而在于有人还记得他们叫雪雪，叫瑞瑞，记得他们短暂三年里曾经笑过、闹过，跑到外公怀里撒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