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代，许世友的两任司机，一个征战沙场，一个为民服务

1960年冬天，南京城起了雾，长江边的汽笛声一阵紧一阵。军区大院里，一辆老式吉普车静静停着，车漆已经有些发白，车头挂着薄薄一层霜。站在车旁的，是军区小车排排长于正仁，他在等一个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和十几年前相比，此时的许世友，已经从战场上的军长、兵团司令，变成了军区首长，身边开车的人也换了人。战争年代，是那个从花沟庙小学走出来，十几岁就扛枪上阵的曲延明；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则轮到了这个从山东文登入伍的小排长。

同一个首长，两任司机，两个年代，生命轨迹却完全不同。一个生在枪林弹雨里，把方向盘当枪使；一个奔走在军区大院和地方机关之间，把车开成“为民的车”。许世友身上常说的那句“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在这两个人身上，成了两种不同的写法。

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司机并不算“大人物”，都只是部队体系里相当普通的基层干部。但他们所处的位置，却恰好能折射出新中国从战时到和平，从浴血到建设的那道分水岭。

一、从花沟庙小学到司令部大院：曲延明的“少年兵”之路

时间要拨回到1944年秋天。山东胶东的山沟里，花沟庙小学的课堂上，窗纸被风吹得“呼啦啦”响，黑板上粉笔写着“抗日救国”四个大字。坐在后排的曲延明，袖子打着补丁，眼神却异常专注。

这所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小学，在抗战时期，其实是胶东根据地的秘密联络点。老师白天讲课，晚上跑工作，有时人都不见影，要么“去开会”，要么“去送材料”。在外人眼里，这是个清苦的小学；在八路军眼里，这却是血脉相连的一个据点。

曲延明家穷得很，全家人都是文盲。父母咬着牙，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学，就把希望压在了这个爱看书的小儿子身上。哥哥、妹妹都没念书，这在当时的农村并不稀奇，反而是常态。

老师们一边教文化，一边讲日军烧杀抢掠的事，讲八路军翻山越岭打鬼子的事。一个十几岁的农村少年，就在这种氛围里，脑子里只剩下四个字：参军打仗。

1944年，抗日民主政府在胶东公开征兵的消息传开，乡亲们奔走相告。曲延明听说后，二话不说，跑去报名。问题来了，他还不满十六岁，按当时部队征兵规定，这个年龄是不够格的。

招兵的同志摆着手说：“小鬼，回家去，再长两年再来。”谁想到，这个少年死缠烂打，天天堵在招兵点门口，不走。有人劝他：“回去吧，家里人还指望你干活。”他抿着嘴，只回一句：“鬼子在那儿，家在这儿，哪头重？”

扛不过，只能破例。就这样，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戴上了八路军的军帽，被编入了山东胶东军区的新兵连。训练没过多久，他就被拉上了前线。

胶东那段岁月，战斗频繁，部队机动快。曲延明年纪小，但性子冲，冲锋时往前扎，吃饭时往后站。他没什么大道理，只认一个：敌人朝这边打，就往那边顶。几次战斗下来，他已经不是那个站在教室后排的学生，而是真刀真枪在阵地上滚过来的老兵了。

在部队评功会上，上级点名表扬，说他“不怕死，动作快，机灵”。奖状没几张，立功记录倒是不少。靠着这样的表现，1946年11月，他被调到了山东军区司令部，指定担任一个重要首长的警卫员——司令员许世友。

对一个出身农村的小战士来说，从前线班排调到司令部，这不只是职务变化，更是一种身份转变。从“自己保命”，变成了“护着首长的命”。

到了司令部，战斗打得少了，但危险并没有远离。那时候解放战争已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山东军区机关随军行动，随时可能遭到空袭、炮击。曲延明一清二楚，他现在身边站的是谁：一个在黄麻起义、鄂豫皖根据地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老红军，多少战役都压在这位司令员的指挥桌上。

为了更好地担负起警卫任务，他给自己“加码”。别人休息时，他练枪法，练格斗，还在操场上一个人比画拳脚。许世友最看重的，就是这种能吃苦、肯琢磨的劲头。据身边人后来回忆，许世友在和别的首长聊天时，曾经点名夸过：“这小战士，不错，很机警。”

1947年，曲延明在许世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身份再一次发生变化，他不只是警卫员，还是一名党员战士。

有意思的是，许世友并不准备让他一辈子只抱着枪。到了1948年前后，许世友安排他抽空学开车。那时解放区车辆稀少，能掌握汽车驾驶技术的，基本都是技术骨干。这样一来，他多了一个角色——首长的司机。

那个阶段，他的“战场”，既在前沿，也在方向盘后。车开在山路上，有时是把机关调到更安全的地方，有时是载着首长连夜转移，有时是赶往部队召开紧急会议。路上有没有敌机？有没有伏击？无人能完全保证。司机坐的位置，既像前线尖兵，又像随行参谋，危险一半，责任一半。

二、从鸭绿江到高原雪山：方向盘后的“运输连连长”

1949年以后，全国解放，许世友转任野战军、军区主官，曲延明也随部队不断南下、转战。战争虽然接近尾声，却没有彻底停歇，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一切又变了味道。

1950年秋，抗美援朝的号角吹响，国内各大军区都在紧急动员。那时，已经担任汽车连干部的曲延明，在杭州参加培训。标语墙上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街小巷的广播反复播放着志愿军出征的消息，这些话，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只是心里那团火，再次被点燃。

按部队程序，他本来想先向首长请示，征得许世友同意，再报名参战。偏偏这个节骨眼上，许世友正在参加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一时根本联系不上。拖一天，就意味着往后排一列。对于一个见过鬼子、打过国民党军的老兵来说，这种等待，比上火线还难受。

犹豫了一阵，他做了个看起来有点“冒失”，却极符合他性格的选择：不等了，直接随部队入朝。出发前，他只在仓促间向许世友的夫人田普打了个招呼，办妥组织手续，拿着介绍信，就随着参战汽车部队向东北开去。

到了鸭绿江边，夜风刺骨，桥头车队排成一条长蛇，灯火全灭，只靠微弱的星光。车一个接一个，从江这头开到那头。志愿军作战一线的钢铁和粮弹，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这样的运输车，顶着炸弹、炮火运上战场。

曲延明这时已经是运输连连长，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司机。他知道，自己掌握的不是几辆车，而是一整条运输生命线。相比一般司机，他有战场经验，懂得调度，更懂得怎么在敌机狂轰滥炸下保存实力。

在朝鲜战场，运输部队的危险程度，很多老兵都清楚。有的车队行进在山谷里，前一分钟还安然无恙，下一分钟敌机轰炸，山路被炸断，车被掀翻，人车俱毁。志愿军里流传一句话：“前线怕子弹，后方怕飞机。”曲延明他们，就是后方里“最靠前”的那一段。

夜间行车，严禁开灯，路况全靠经验。坑洼、冰面、陡坡，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连人带车掉下山。敌人常常对交通线反复轰炸，有时一条路刚修好，又被炸断，只能绕远路，再从山里绕一圈。运输时间从几个小时拉长到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但部队吃饭、打仗，是一刻也不能停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运输连连长干的工作，就不仅仅是“开车”。他要判断哪段路相对安全，要安排哪几辆车先走，哪几辆车压阵，要决定在遭遇空袭时，车是冲过去，还是迅速隐蔽。

可以想见，他与死亡擦肩而过，并不是一句空话。每一次车队满载出发、空车返回，他都清楚地知道，这次能全部回来，是运气加责任。任何一次判断失误，都可能让车毁人亡。

战争没有永远停止的战场。抗美援朝结束后，他又出现在了另外一个方向。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爆发，西南边境线上，志愿军出身的老兵再次走上前线。曲延明又一次被派往前线支援，这一次，他面对的多是高寒缺氧的山路、崎岖的山口。

1962年10月的一天，在一次执行任务途中，他所在的车辆不幸翻车，人被甩出车外。多年积累的旧伤，再加上这次的车祸，让他的身体终于扛不住了。

住院治疗期间，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去向。二十多岁扛枪，三十多岁开车，打过日本人，和国民党军拼过刺刀，又顶着美军飞机走了一遭，最后还在雪山上翻了车。这样的履历，说不上光鲜，却沉甸甸压在身体上。

他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转业。考虑到他多次负伤、身体状况确实不适合再在部队长期高负荷工作，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1964年，他被安排到黑龙江一处服务公司，担任党支部书记。从此，他的“战场”不在前沿，而在基层单位的党务工作。

对于那一代军人来说，转业有时比打仗还难习惯。从前，一声“集合”，人马就上路；后来，面对的是职工、社员，是账目和会议。有人不习惯，有人慢慢适应。曲延明转去地方，却依旧保持了部队那套作风，抓党支部建设，抓思想教育，说话直，做事快。

到了晚年，他在黑龙江的冬夜里回想当年，脑子里浮现的，多半不是某次嘉奖，而是在司令部里跟着许世友奔走的那些画面，是在朝鲜山谷里汽车轰鸣的声音。时间久了，人已老，眼窝却还会发热。这种情绪，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对一段彻底结束的时代的告别。

三、于正仁：军区小车排里的“为民司机”

时间再往后推。1955年，山东文登，一个青年背着行李卷，坐上了开往部队的卡车。他叫于正仁，这一年刚入伍，被分到南京军区汽车三十一团五连三排八班当兵。

与曲延明那一代在战火中直接成长不同，于正仁入伍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六年。朝鲜停战协议也已签署近两年，部队的任务，从大规模战斗，逐渐转向国防建设和支援地方发展。车轮的重要性，并不比枪炮差多少。

到1960年10月，南京军区组建军区小车排，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军区机关、三大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出行用车的单位。由于正仁担任小车排排长，直接为军区各级首长服务。

车排一建好，他开的车，送的就不只是军人，还有首长的家属，有时甚至是地方来开会的干部。南京军区当时的领导班子中，司令员是许世友，政委唐亮，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委杜平，参谋长崔建功等。这些名字放在今天的史书上，都是闪光的军史人物，而在一个小车排长看来，就是要负责安全、准时接送的“领导乘客”。

在这些首长里，他接触最多的，自然是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许是同是山东人，也许是同样脾气直，两人相处间有不少细节，直到多年后，于正仁回忆起来，还觉得很有画面感。

第一次见到许世友，是在他家中，不是在办公室。那天，领导安排小车排给几位首长家送煤球。南京冬天又湿又冷，煤球就是取暖的命根子。于正仁负责把煤送到许世友家。

到了门口，他按规矩没敢直接闯院子，在门外冲着里头喊警卫班长的名字。喊了几声，没有人理。走进院子，又喊，仍旧无人答应。正在他略感尴尬的时候，从屋里慢悠悠走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双手背在身后，说话还带点笑意：“你喊什么呢？狼来啦？”

这一句，把正式的军区大院气氛冲淡不少。于正仁心里一惊，心想这大概就是许司令员了，于是立正回答：“司令员在家呀？我给你送煤球来了。”

许世友看了看他，说：“哦，你是小于吧？”这说明，之前已经从别人那儿听过这个小车排长的名字。

问起警卫班长去哪了，许世友顺口说：“我派他们出去了。”既然警卫不在，活也总得干。于正仁二话不说，就开始搬煤球。没想到，许世友居然也要上手一起搬。于正仁赶紧拦道：“你别动手，我自己来。”许世友听了，也没坚持，转身回屋。

等警卫班长气喘吁吁赶回来，二人合力把煤球搬完。许世友出来，招呼了一句：“小于，搬完了？进屋喝点水。”于正仁却回道：“不啦，司令员，我还要给其他人送煤。”这一来一回，很简单，却透着那个年代军区机关生活的原味。

第二次相遇，是在大伙房广场，场面更“接地气”。那时，干部战士们都在食堂打饭，再到外边吃。许世友端着饭，找了墙角蹲下就吃，习惯了战壕式的生活，椅子板凳反倒不自在。

于正仁端着碗走出来，看见这一幕，随手拿了个小凳子，走过去说：“司令员，给你小凳子，坐着吃。”许世友头也不抬，回了一句：“这比在战壕里好多了，要凳子干什么？”话一出口，战场痕迹就出来了。

于正仁笑着接茬：“你不坐？你不坐，我可坐了。”说完，他真的把小凳子放到自己屁股底下，端着饭坐着吃。场景有点滑稽，却很真实。

等许世友吃完了，自己端碗去洗。于正仁也吃完跟着去。偏在这时，几个干部围上来说：“你这个小排长，你坐着吃，不给司令员让座？”语气里带着责备。于正仁一点也没怯，直接回道：“你们没看到吗？给他坐他不坐，不能让凳子闲着呀！”这话听着有点“轴”，却很实在，周围的人听了，也忍不住笑。

从这些小细节里，能看出许世友在军区的生活习惯，也能看出一个小车排长的直率脾气。这种相处方式，放在当时的部队里，并不多见，却也不是不能理解。许世友出身农家，从红军一路打上来，对那种“前呼后拥”的虚架子，本来就不感冒。

真正体现许世友性格的，是1962年那场关于“车辆使用”的全军区大会。那年夏天，军区车辆紧张，车不够用，一些干部为了争车坐，甚至闹出矛盾。许世友得知后，火气上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全军区排以上干部大会。

大会上，他连续骂了两个小时，毫不拐弯。最后，他给出一个颇具“许式风格”的规定：两个少将共用一辆车，大校以下的，二十公里以内，一律步行。他还当场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说这就是“步行工具”。这话，说得有人暗笑，也有人脸上挂不住。

说到车辆管理，他点名叫道：“军区小车排长小于来了没有？”于正仁赶紧站起来，大声回答：“来了！”许世友接着问：“你怎么跑后面去了？”本来是个普通发问，于正仁却顺口一接：“我是条小鱼，就得在后面啊！”这一句带着几分幽默，现场顿时笑声一片。人没出圈，话倒传开了。

1963年12月，全军区举办指导员集训队，许世友亲自担任队长。在集合时，他在人群中瞄了一眼，竟然又瞧见了于正仁。一句问话扔过去：“你不在小车排啦？”旁边的干部帮忙答：“他早就是三十一团一个连的指导员了。”许世友点点头，只有一句话：“好小子，升官了。”

在那次集训里，还有一件事，让于正仁记得特别清楚。队里搞了一次争夺红旗的比赛，相当于队列与体能结合的竞赛。途中，有个干部刻意拦了一下他的脚步，暗示他不要跑到许司令员前面，让着首长一点。于正仁心里明白，对方是让旗子“顺理成章”落到司令员手里。

结果，红旗果然被许世友拿到手。但许世友并不高兴，反而在会上一本正经说：“旗子叫我夺来了，我不服气，是有人让给我的。小于本来在我前面，不知道为什么他落后了。下次再出现这样的事，我就取消他的学习资格。”这番话不算重，却一针见血，把那点“拱着首长”的小心思当众戳穿。

作为军区小车排长，于正仁的工作，不只是给首长开车。小车排要统一接受任务，既要服务机关，又要满足部队日常公务用车，还要时不时支援地方任务。车虽不多，事情却不少。谁先用车，谁后用车，能不能跑私活，能不能超范围派车，这些都是实打实的规矩。

许世友那番“两个少将一辆车，大校走路”的话，说到底，就是给这些干部和保障部门敲警钟。车是部队的，不是谁的“专车”；脚能走的路，不要动辄喊车。军区小车排，实际上成了贯彻纪律的一道关口。

到1965年5月，于正仁离开南京，离开了这个他熟悉又充满故事的军区大院。多年后，他回忆这段时间，说得最多的不是开了多少公里，而是在什么样的氛围里，做了一个“为人做事都要明明白白”的军人。

四、两任司机，两种时代：从“战争之车”到“为民之车”

纵观许世友身边这两任重要司机，一个在1940年代中期走上战场，一个在1950年代中期走进军区大院，前后不过十多年，却像隔着两个世界。

曲延明这一代，是在子弹雨里练出来的司机。方向盘在他手里，从一开始，就带着火药味。在胶东、在华东野战军、在朝鲜、在边境高原，他开的车，拉的是军需、兵员、弹药，是支撑前线打仗的“生命线”。一个“运输连连长”的头衔背后，是无数次在黑暗中摸索道路的夜行，是无数次在爆炸声里紧咬牙关的瞬间。

他的身上，有典型的“战时军人”烙印：少年从军，凭着一股狠劲冲上去；视生死淡，把任务看得比命重要；等到年纪不大，身上却已经遍布伤痕，只能退出前线。这一类人的经历，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并不少见，只是很少有人把他们单独拎出来说。

从战争走向和平，他转业到地方服务公司，当党支部书记，把对组织的忠诚，转化为对基层职工的负责。对他而言，战火已经熄灭，但“听招呼、服管理”的习惯没变。别人可能觉得他习惯“较真”，可在他看来，这只是一名老党员、老战士应有的样子。

于正仁则明显带着“和平年代军人”的特点。他的方向盘，更多时间是为工作会议、走访调研、机关日常服务转动。他接触的人，不仅是战功赫赫的老首长，还有在大院里辛苦工作的普通干部和战士。车开得好不好固然重要，怎么与人打交道，同样重要。

在他的故事里，冲锋陷阵不多，更多的是生活气息：给首长家送煤球，在广场蹲着吃饭，被干部指责没给司令员让座，被许世友当众点名、戏谑式地教训。这些情景，让人看见的是一个真实的军区机关生态，而不是刻板印象中的“肃杀军营”。

两个人虽身处不同年代，却有一个共同点：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做到问心无愧。曲延明在朝鲜战场翻山越岭时，不会想到几年后自己会在黑龙江的小城里主持支部会议；于正仁在大伙房广场端着饭碗时，也不会想到二十年后他会在报纸上看到许世友病逝的消息，握着报纸，默默流泪。

1985年10月，许世友在南京病逝，享年七十六岁。这一年，于正仁已经离开南京二十年。他在地方看到讣告，心头一紧，心里清楚，那位曾经蹲在墙角吃饭、不肯坐凳子的司令员，那位在大会上拍着大腿叫大家“步行”的老首长，从此再也叫不回来了。

那一夜，于正仁掉了泪。他流的，不是普通读者对一位上将的惋惜，而是晚辈对曾经朝夕相处的一位老上级的敬重。没有空洞的大话，只是在心里，默默回想起那句：“小于，搬完了？进屋喝点水。”

话说回来，同为许世友的司机，一个名叫曲延明，一个叫于正仁。前者把青春押在了枪火、炮声和冰雪山路上；后者在军区大院里开车、送煤、跑会议，为官兵和群众提供服务。一个征战沙场，一个为民服务，看起来道路不同，本质上却都在为同一件事出力：让这个国家，从硝烟中站起来，再在平凡生活里稳稳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