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数裁定:总统依据IEEPA在“紧急状态”下监管进口,并不等于可以自行加税,加税权属于国会。过去一年间利用IEEPA征收的约1750亿美元对等关税被判定为违法,当日生效且不能上诉,包括所谓的“芬太尼关税”在内的所有关税都包含在内。
到2025年底退税规模将达到约1335亿美金,企业需要逐案走法律程序申请,流程复杂,周期拉长,现金流压力由企业自行承担;财政端窟窿可见。更刺痛面子的是支持裁定的大法官有三位是特朗普本人任命的,这反映出三权分立制度下的权力边界:权力边界分明,法院不会对任命者“俯首帖耳”。
特朗普在裁定落地当天就马上签署了新的关税令,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来自全世界的进口货物征收10%的关税。但是该条款并不是万能的,只有在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并且只能临时使用,最长150天,在此期间需要经过国会。法律界普遍认为新政依然会面临司法方面的挑战。
财政压力持续累积:内部估计,关税政策失效之后的十年内,财政收入会减少大约一万亿美金,财政部门只能通过发债、滚债来应对。债市是否能稳定下来,并不是靠空话就能实现的。企业和行业协会担心成本上升、定价不易、国际竞争力下降,这并不是一个行业的問題,而是整个供给端的系统性负担。
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特朗普同时公布了外交消息:计划于3月31日到4月2日访问中国。消息来得比较突然,而且双方之前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更像是为了政治上的先发制人,将镜头从关税失效转向了中美破冰。是否能成行、议题如何安排,有待后续沟通和确认。
裁定也会对中美博弈的局势产生影响,之前大规模加征关税就是美国对华施压的主要手段,现在其法律基础已经动摇,中国方面的筹码感更强:稀土、制造业链条、外汇储备等等硬筹码不用多说,更重要的是退税通道已经打开。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关税占比较高,约为2000亿美元,因此中国企业理论上可以争取回1000亿到1800亿美元。过程不会短,争议会拖长,但是方向已经改变,规则成为可以依靠的主要因素,美国要被动解决现存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经济学上的胜败,而是在宪政结构上确定了:谁可以征税,谁不可以越权。把边界划分清楚比短期的输赢更加重要。关税被迫回到制度轨道上,按照程序、按照国会章法来走。任命和判决之间存在张力,系统也在自我修复中,对外界看起来很混乱,实际上内部已经标注了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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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而言,这是一个窗口期:少说狠话,多干实事。企业把能走的法律途径走稳,准备好证据,控制好时间线;谈判桌上的话语权来源于专业和诚意,而不是嘴硬。中美经贸规模很大,脱钩再喊,现实链条仍然很密集;谁把规则讲清楚了,谁就多一份筹码。
事件的警示很简单,关税不是万能的,财政也不是无底洞,没有法律依据的强势政策难以长久维持。对外强硬要内稳托底,否则一张纸裁定就可打回原形。关税这把大锤用得太频繁了,产业链就会被破坏。企业最害怕的是不确定的因素,而不是压力本身。以可预见的规则为中心,有分寸、有节奏地出台政策,法律为基础、市场为标准、沟通为桥梁,才能走得很远。外交上的先发制人,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议程作支撑,就无法弥补制度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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