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读】制度逻辑是动态的|《制度逻辑》第五章 多重制度系统的稳定性与变迁

(一)引言

本章将重点关注制度逻辑的历史权变性，聚焦微观个体和宏观社会层级，运用多重制度系统的类型学来分析三个案例，并发展文化创业理论。

(二)演化—系统层级

多重制度系统是动态的，制度秩序随时而变。制度逻辑视角假设，每一项制度秩序起源年代不同，多重制度系统的演化与历史的变迁相互依赖。在本书前，还没有对制度秩序涌现和变迁的时间序列的比较研究。

在作者们看来，制度起源的顺序是：家庭、社区、宗教、国家、市场、专业和公司。其中，社区、国家和专业三项制度秩序在形成早期与宗教并行，而宗教一般都强调家庭的忠诚，与家庭互补共生。宗教常被用来合理化国家的中央集权，家庭也是国家在政策制定时的重要考量，例如税收、福利、住房和退休政策等。

对于宗教的核心角色，提供了这样一种解释：宗教通过叙事、语言和图像，而非阅读和书写来沟通与传播。这显示制度的起点是情感层面，而非智识层面的，只有叙事成功，才能获得信仰。

(三)制度秩序的历史相互依赖性

制度秩序与其类别元素的相互依赖性现实了转型、发展变迁对整个系统适应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影响。例如，中世纪瘟疫揭露了宗教的无能，将医学转置到新的制度空间专业当中，专业权威兴盛，宗教权威衰落。

因此，制度元素可以再一项制度秩序中垂直隔离、混合，也可以在多想制度秩序之间水平隔离和混合。这是多重制度系统的流动性，即不同制度秩序的管辖权限和权威范围的改变。接下来，将讨论类别元素跨越制度秩序的转置。

(四)个体—社会层级对制度变迁的效应

嵌入能动性理论的中心焦点是制度创业者，但其被过度赋予了权力。本书采用文化创业者概念，与制度逻辑视角相联系。本节将展示三个个体的历史案例叙事，通过其职业背景和创新行为来分析制度逻辑的变迁。

文化创业

制度秩序内的纵向专业化和制度秩序间的横向普遍化能够带来更强模式识别能力，审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创新创业行为研究中，重组现有文化材料进行创新是一个备受重视的手段。在这里，文化材料不是科技，而是制度，即象征实践。

作者们对既有研究的整理发现，创新往往是将不同的观念进行新颖组合，及时社区中一个平平无奇的想法移植到另一个语境，也有可能获得更大价值或者以不同方式体现价值。

下图将显示三个案例中的个体如何通过转置不同制度秩序的逻辑来可视化问题与创新。

图5个体通过转置不同制度秩序的逻辑来可视化问题

(五)案例叙事1.潘尼隔离家庭，混合了宗教与公司，建立黄金法则商店。

宗教制度秩序是众生平等。而20世纪初普遍的定价方式是价格歧视，即根据顾客的社会和财务状况定价，在当时，本地人鄙夷外来商人和外来户，连锁商店不被信任。

潘尼则认为连锁商店从标准化和规模经济中省下的开支能够向所有人提供公平的价格，通过将宗教伦理贯彻到商业实践中，他建立了一个公众信赖的连锁商店体系，即黄金法则商店。在赢得顾客之余，潘尼鼓励他的经理们参加城镇改善运动，将经理视为伙伴，将顾客视为邻居，使得连锁商店获得巨大成功。

从制度逻辑视角看，在零售行业内，其规范基础从家庭成员转变为会众成员；合法性来源从无条件的忠诚转变为信仰和神圣性；非正式控制机制从家庭政治转变为实名崇拜。

2.斯伯林隔离专业，混合了市场与公司，创建凤凰城大学

斯伯林发现传统的大学和学院无法满足那些想要上大学，但没有全日制时间精力的成年人。尽管大学的使命是为整个社区服务，但实际上没照顾到有工作的成年人。因此，有必要以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来扩大学生数量，帮助成人学生获得学位。他们一方面有提升学历的动力，一方面又需要更加灵活的考核方式，需要更加专业、技术化的培训。

然而，圣何塞州立大学不愿意接纳成人教育学生。文理学院因为传统生源下降，而愿意提供。斯伯林遇到的阻碍时，各地专业认证协会都认为斯伯林离经叛道，玷污了学术的神圣，不愿意通过课程和文凭认证。

于是，斯伯林混合市场与公司的实践，将其移植到专业制度，创建评价认证标准新方法，注重学生的学业成果而不是全日制上课时长，创建的凤凰城大学将学生当做顾客。凤凰城大学的选址避开了敌对专业认证协会，距离大量缺少大学学位的成年人特别近，并获得了反专业人士的州立法机构的支持。最终，斯伯林打破了高等教育行业的监管壁垒。

从制度逻辑视角看，权威性来源从专业协会转变为董事会与高层管理人员，规范基础从行业和协会成员转变为公司雇佣，这使得凤凰城大学更受市场规则约束。（这个好像就是如今的专硕、非全硕、成人教育嘛）

3.艾丁格混合了家庭、国家、市场和公司

艾丁格是一名金融学教授，在出版自己的文稿时遇到了图书出版业务资本化的困难。当时，出版业仍是一个家族式手工业，现金流结构不佳，出版一本书通常需要九个月才能回本，因此小作坊很难承受；而如果要融资，银行则认为一本书是否畅销很难预测，也不会轻易借贷。因此，出版行业面临融资难问题。

然而，这对于金融教授而言并非如此。他和法学教授查尔斯一同创建普林蒂斯霍尔（一家教育出版商），通过活页税服务、金融服务、公司注册服务等现金流充裕的服务来满足融资需求。

艾丁格还将所有员工视为家庭成员，将公司财富重新分配给所有员工。普林蒂斯霍尔成为第一家正式培训编辑和销售代表的出版商，这与之前零散的出版商完全不同，不是好书等人买，而是向人推销好书。总之，通过很多市场化的、科层制的现代规章，普林蒂斯霍尔充满了竞争力。当战后大学入学人数激增、州和联邦更加重视高等教育资助时，普林蒂斯霍尔逐渐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图书出版商。

从制度逻辑视角看，是艾丁格结合了纵向专业化与横向普遍化，创造性地混合了多个制度秩序的组织原则和实践的类别元素。

4.跨叙事的探讨

三个案例都呈现了非凡的纵向专业化。效应一是其深度专业化聚焦了注意力，从而对某些原则和人群更加关注与共情；制度秩序内的纵向专业化和组间的横向普遍化由情境和环境激活，例如潘尼具有基督教的知识储备，斯伯林具有基金民主和劳工组织的知识储备，艾丁格具有公司金融知识储备。

效应二是纵向专业化创造的认知对比效应，可能显得非常显著。例如，三人都把一项制度秩序中常见的逻辑转置到新的语境当中，然后呈现出不同的重组类型与混合隔离的方法。第一第二个案例强调了家庭和专业制度逻辑的隔离，第三个案例强调了国家、市场和公司制度逻辑与家庭制度逻辑的混合。

在创新时，这些制度创业者可能并不把自己视为特殊的英雄，而是鉴于其在多重制度秩序下生活的经验，自然地混合或隔离了社会世界，从而能够实现纵向专业化与横向普遍化。

(六)

多重制度系统的变迁和稳定取决于各制度秩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一项制度秩序过于主导时，就会重构系统，形成新的平衡。例如，作者们推测国家、专业和宗教的制度秩序比市场制度秩序更强调道德规范，从而能够制衡市场（不过也有可能同流合污）。制度秩序也可能随着普遍社会价值观变化，公司和市场制度秩序的文化象征和物质实践，相较于宗教和家庭变化得更快。

有研究讨论了国家和家庭制度秩序度里市场制度秩序的调节，以及个体可以捍卫制度秩序，输出一项制度秩序的象征与实践而改变另一项制度秩序。

那么，制度秩序会不会入侵、继承呢？会不会被吸纳与自我毁灭呢？经济危机的实证显示经济崩溃、自我毁灭的行动是国家协助和教唆的，然而，各国都会采取行动来挽救和支持市场逻辑，这可能显示了专业、国家和市场制度秩序的同构。

本章讨论了制度秩序的主导地位、管辖权变迁，以及制度秩序元素类型的变迁。作者们认为，制度秩序的变化慢于元素类别的变化，即部分改变快于整体。制度创业者在其中发挥了很强的纵向专业化和横向普遍性的能力，能够激活对比效应，实现创新。

在制度变迁中，结构重叠和事件序列是两个机制。结构重叠是个体角色与组织结构功能同时出现与结合，例如出版业中的两波并购潮。事件序列是独特时间按时间顺序展开，影响了对文化象征和物质实践含义的解读。例如高等教育出版业中，退伍军人进入大学、婴儿潮、大学扩招和联邦资金支持导致了市场的增长，而当时融资难的问题随即暴露。

研究者们可以将社会概念化可以分解为多重制度系统，将其理论化并测量文化对制度场域中的认知和行为的影响，以关注更深层的内容。在很多情况下，个体会与公共角色去耦，即说一套，做一套。正如三个叙事中，个体的背景差异对不同制度秩序的矛盾和互补产生了一定对比效应，从而揭露问题、解决问题。故事和修辞战略是操纵文化象征、改变实践的两个手段。不过，研究只区分了分析层级，并没有关注组织和制度场域的动态，这在之后胡子继续讨论。

转置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其一，与文化象征紧密耦合的实践是不是比缺乏象征意义的实践更加适合转置？其二，互补的制度秩序是不是比冲突的具备更强的转置能力？实际上，个体很难不假思索地将不同的制度秩序组合在一起，而是需要在恰当语境下使用，切实可用的制度变迁理论还比较缺乏。

(七)结论

本章证明，制度逻辑的被激活与情境中个体的知识、经验背景紧密相关，这涉及逻辑的可获取性与可依赖性，以及和制度秩序的纵向专业化和横向普遍化有关。

多重制度系统可分解、可转置，和工具箱方法兼容，能够在不同制度语境和分析层级间对比，拓展了研究者考察和理解制度变迁起源的能力。兼具对象征和物质的关注，分析不同情境和社会层级文化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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