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岁钱之争：真正没“长大”的，或许是这届家长

文 | 冷眼观天

国人过春节，家庭中总绕不开两件大事：一是长辈笑盈盈地给孩子派发压岁钱，二是父母紧接着让孩子如数上交这份"意外之财"。

这两天，"妈妈让孩子上交2万元压岁钱"的热搜，第N次将这桩持续多年的家庭争议推至公共讨论的聚光灯下。

我向来对家庭类话题跻身热搜榜持审慎态度，但此次"家长索要压岁钱"的争议，倒值得细细一议。

其堪称中国社会转型期代际财产观念冲突的典型切片：表面是红包归属的拉锯战，内里却暗涌着权利边界的叩问、代际关系的重构，乃至公民财产意识启蒙的深层命题。

首先必须明确，未成年人依法享有财产权，这是民法典确立的基本原则。

长辈给予未成年人压岁钱的行为，在法律上构成赠与合同关系。

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当长辈将压岁钱交付给孩子，所有权自交付之时起转移至未成年人名下。

父母代为接收的行为，性质上是临时保管，而非所有权的转移。

压岁钱属于未成年人个人财产，不是家庭共有财产，更不是父母的财产。

民事权利能力是不分“年龄大小的’。

民法典第十三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这句话意味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与一位百岁老人，在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上是完全平等的。

年龄大小、心智成熟程度，不影响权利享有的资格。

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法律基础，就建立在这个平等原则之上。

现实中存在的“压岁钱”争议，根源在于混淆了权利享有与权利行使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

未成年人享有财产权，这是法律赋予的主体资格。

但行使这些权利，确实需要由法定代理人代为进行。

八周岁以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八周岁以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同意。

如此安排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防止他们因为心智不成熟而做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

但保护不等于剥夺，代为行使可不是据为己有。

权利享有与权利行使的区别，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

民法典第三十五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

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这是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核心条款。

它确立了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财产的唯一合法目的：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

将孩子的压岁钱用于家庭日常开支，用于父母的个人消费，用于与孩子无关的社交应酬，都不符合这个法定条件。

即便是为了孩子将来考虑而进行投资理财，也应当在孩子的名下进行，保持财产的独立性。

可是，许多父母始终认为，压岁钱本质是礼尚往来的人情循环，父母付出红包，孩子收进红包，资金在家族与社会网络中流动，最终所有权应归于家庭共同体。

此类观念根植于传统的家庭财产共有制思想，将孩子视为家庭的附属，其所得自然归家庭支配。

社会学理论中，家庭常被视为一个情感与利益交融的共同体，个体权利意识在强情感纽带前容易变得模糊。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曾指出，习惯是“被结构的结构”，家庭内部关于压岁钱的处置方式，正是这样一种深植于文化传统的“习惯”，它常常无形中凌驾于正式的法律权利之上。

父母那句“我先帮你存起来”，往往成为权力关系最温柔的体现，却也可能是对孩子财产主体意识最初始的消解。

另一位同样来自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研究道德教育时指出，个体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过程，需要完成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的转变。

在家庭内部，孩子可能被视为家庭的延续，但在法律面前，孩子是一个独立的权利主体。

承认孩子的财产权，就是承认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法律地位。

财产权作为一项基础性权利，是人格独立与自由意志的延伸。

通过拥有并学习管理财产，孩子逐步建立起对“我的”事物的认知，理解边界、责任与交换，这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财产权兹事体大，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将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并列为三大自然权利。

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尊重，本质是对其未来作为完整、负责的社会成员之培养。

如果在家庭这一最初的社会单元中，孩子对其名下财产的支配感被持续否定，那么关于界限、同意与自我负责的公民教育，便从起点就遭遇了挫折。

从经济与财商教育的角度看，压岁钱提供了绝佳的实践场景。

财富管理能力并非天生，需要反复练习与试错。

将压岁钱完全隔离于孩子视野之外，等同于剥夺了他们在受保护环境下学习预算、储蓄、消费乃至简单投资的最初机会。

对此，未成年人的压岁钱渐进式管理或许是更为合理的：对八周岁以下儿童完全代管但专款专用；对八至十四周岁的孩子，在代管为主的同时赋予部分自主权；对十四至十八周岁的青少年，则更多协商与放权。

这个过程，是从“代为行使”平稳过渡到“独立行使”的桥梁。

如果家长们仅仅强调“保管”而忽视“教育”，便浪费了财产权所内含的教化功能。

写至此处，我不得不指出，中国父母常陷入一种微妙的认知分裂：当他们在社交平台刷到某段国内（外）孩子独立能干的视频，评论区里总堆满艳羡的喟叹：“别人家孩子都能操持全家日常采购、张罗一桌饭菜了，我家那同岁的还在床上瘫着打游戏”。

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在实际的教育与日常示范中，却往往采取一种近乎“降维”的对待方式，在最基础的财产权上拒绝承认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他们乐于享受孩子所带来的荣耀，却时常吝于给予孩子与之对等的尊重。

许多家长从未将“财产权”视为一种需要从小建立的权利意识，而是将其等同于简单的“管钱”技巧。

他们热衷于讨论财商教育，却对民法典中“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条款一无所知或视而不见。

这实际上是成人世界对儿童权利的集体无意识，是一种典型的权利虚无主义：认为孩子的心智不成熟，所以其权利也不必当真。

更有意思的是，作为70后，我的父母是50后，当初以“你还小，我们替你保管”为由，拿走了我那为数不多的压岁钱；而如今身为父母的80后、90后，仍在以几乎如出一辙的理由，处理孩子的压岁钱，并以相似的方式看待孩子的财产权与独立人格的成长。

时代在变，某些深植于亲子关系中的观念，却仿佛停滞在了某个原点。

这戳中了中国式亲子关系中最隐秘的痛点：我们习惯把孩子当作家庭的希望，却很少把他们当作家庭的“公民”。

父母在想象中拥抱现代教育的结果，却在行动中退回传统权威的模式。

大人们羡慕的是“独立人格”的果实，却恐惧赋予孩子“独立探索”的土壤。

于是，孩子被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既被期许成为视频里那种自信、自主的“别人家的孩子”，又在日常中被剥夺了练习自主决策、承担责任的最基本机会。

最终，这造成了教育目标的自我消解：渴望孩子拥有“掌控感”的父母，通过包括对压岁钱的全方位接管，恰恰剥夺了孩子习得“掌控力”的机会。

压岁钱或许只是小事，但其中折射的信任缺失与权利让渡，却可能塑造孩子对自我与责任的最初认知，而这，恰恰是那些被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得以成长的起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对待压岁钱，还是其他教育及家庭关系，真正未曾“长大”的，或许不是孩子，而是我们这些尚未学会如何做父母的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