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职第一年期末,考试成绩出来那晚,我对着电脑上的分数栏发愁。
办公室里只剩我一个人,窗外的桂花香飘进来,混着打印机散热的味道。屏幕上一个学生的卷面分是43,我握着鼠标,犹豫着要不要把平时分给足,把他拉到60。
门被推开了,老周端着茶杯进来。他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走路没声音。
“还弄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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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着屏幕说这个学生就差几分,想着能不能……
老周在我旁边站定,茶杯搁在桌沿,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没什么情绪,就是单纯地看了我一下。
“小陈,”他说,声音不高,“你听我一句。”
我转过椅子。
“如果一张卷子,你使尽浑身解数都捞不到60,”他顿了顿,“那就别捞了。也别压分,就正常打。10+,20+,30+,该多少是多少。”
我不太明白。
他指了指我的电脑屏幕:“你打10分20分,学生拿到卷子,生气。但他气什么?气自己。怎么才考十分?也气这门课,气学校,气天气,气今天早饭没吃好,什么都能气一气。但是对你——”
他看着我:“对你这个老师,反倒没那么大气。”
“你要是拼命捞,这儿加两分那儿补一点,最后还是不及格,打个56、57、58、59,”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那完了。学生谁也不恨,专恨你。”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远处操场上有几个男生还在打球,皮球砸在地上的声音一下一下传过来。
“为什么?”我问。
老周把茶杯放下,玻璃杯底碰着桌面,轻轻一声响。
“因为那两分是你给的。”他说,“你让他看见了希望,又亲手把希望掐灭了。他不会记得自己原本只考了43,只会记得你欠他两分。”
他把茶杯收进手里,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边,又回过头来。
“教书这事,”他说,“有时候狠心一点,反而是为他们好。”
门关上了。
我盯着屏幕上那个43,盯了很久。最后按了保存,关了电脑。
走廊里桂花香更浓了。操场上那几个男生还在打球,天已经黑透了。
后来这些年,我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每次都是按老周说的做。不是心狠,是明白了一个道理:让学生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站在哪里,比稀里糊涂地够一个够不着的高度,要重要得多。
他们后来有没有恨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几个当年考十几分的,后来路过学校,还会进来坐坐,跟我聊聊最近的工作和生活。
老周退休那年,我请他吃饭。喝到一半,我说起那个秋天的晚上。
他笑了一下,没接话,只是把酒杯举起来,跟我碰了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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