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大雪我给女老师送柴，因为一句冷被她抱住，从此命运悄然改变

八六年的冬天，风硬得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那时候村里穷，学校给老师分的那点煤指标，也就是个意思意思，真要过冬，还得靠烧柴。各家各户都得去山上想办法，要是谁家劳力少，这冬天就难熬。

我爹那天不知听谁嚼舌根，说杨老师屋后的柴火垛见底了。他眼珠一转，非逼着我去送。我是他儿子，成绩还算争气，他那点心思我明白，无非是想让我在杨老师那儿挂个号，多得几分“照顾”。在那时的村里人眼里，这就是实打实的人情世故。

我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大冬天的，背着重物去送礼，这感觉像是在巴结人，把脸皮都磨薄了。可我爹那暴脾气，全家谁敢逆着他？他要是瞪起眼，巴掌可不认人。

屋门一开，冷风裹着烟味扑面而来。我爹盘腿坐在炕头，旱烟袋敲得炕沿邦邦响：“还磨蹭啥？去把墙角那捆柞木送去！”

我不敢吱声，默默去捆那堆硬木。那都是实心的柞木疙瘩，耐烧是耐烧，就是沉。我特意挑了块结实的麻绳，勒紧了那几十斤重的木柴，往背上一甩，绳子瞬间勒进了棉袄里的肉里。

“路上麻利点！”我爹在后面吼了一嗓子。

我缩着脖子走进了风雪里。天阴得像口黑锅，眼看就要压下来。雪深路滑，每一步都得踩实了才敢迈下一步。没走多远，汗就顺着脑门流下来，可后背却透着寒气。那捆柴像个磨盘，压得我脊梁骨咯吱作响，肩膀上火辣辣地疼。

路上我脑子里全是杨老师的影子。她是知青出身，身上总带着股书卷气，跟村里那些大嗓门的妇女不一样。她讲课好听，讲《故乡》里的闰土，她说闰土的眼睛里没了光，那一刻，我觉得她的眼睛里也藏着泪，她不属于这片贫瘠的土地。

学校宿舍在村东头，孤零零的。等我挪到那儿，天已经擦黑了。杨老师屋里透出豆大的一点灯光，在风雪里晃悠。

我卸下那捆柴，喊了声报告。门一开，一股暖气混着淡淡的雪花膏味儿飘了出来。杨老师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呢子衣衫，看见我这副狼狈样，赶紧把我拽进屋。

“怎么这么大雪还让你送来？”她语气里满是心疼。

“家里柴多，爹让我给您送点。”我低着头，不敢看她。

屋里暖和，炉火虽不旺，却把寒气逼退了不少。她让我坐炉边烤火，还倒了杯热水塞我手里。那水汽熏得我眼睛发酸。接着，她硬是给我煮了一碗清汤面，里面竟卧了个白嫩的荷包蛋。那年头，鸡蛋是稀罕物，我家只有我爹干重活时才舍得吃。

我狼吞虎咽地吃完，连汤都喝了个精光。她就在旁边静静看着，眼神像姐姐，又像母亲。

临走时，她塞给我一本包着书皮的新字典，轻声嘱咐我要考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握着那本带着她体温的字典，心里那个“走出去”的念头，突然就像野草一样疯长。

走到门口，风雪更大了。我推开门，寒风瞬间灌满了屋子。

“冷吗？”她突然问了一句。

我回头，看见昏黄灯光下的她，眼神清澈得像一潭水。也许是被冻透了，也许是那一刻心里的防线塌了，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冷。”

她往前一步，张开双臂，轻轻抱住了我。

隔着厚厚的棉袄，我其实感觉不到多少体温，但那一刻，一种巨大的、从未有过的战栗感传遍全身。那件蓝呢子衫上淡淡的香味，把我整个人都裹住了。

我像根木头一样杵在那，心跳得快要撞破胸膛。

也就几秒钟，她松开了手，声音有些发颤：“快回去吧，别让你爹等急了。”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回了家，那一夜，脑子里全是那个拥抱，还有那句“冷不冷”。

但这事儿，终究没瞒住村里人的嘴。不知道谁看见我大晚上从女老师屋里出来，闲话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全村。那些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我爹听了风声，当晚就炸了。他借着酒劲，把我从被窝里拖出来，质问我干了什么缺德事。

“我就去送了捆柴！”我咬着牙顶嘴。

“送柴？送柴送到床边上去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甩在我脸上，随后是扫帚劈头盖脸地抽下来。

我不躲也不求饶，任由他打。我觉得委屈，更觉得脏了那个拥抱。第二天，我带着一身伤去上学，同学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背上。

课间，杨老师把我叫到了走廊尽头。她看着我脸上的淤青，眼圈红了。

“对不起，陈麦，是老师害了你。”她声音哽咽。

“没事，我不疼。”我低着头抠着手指。

“以后……没要紧事，别来找我了。”她别过脸，不敢看我，“听话，为了你好。”

那一刻，我觉得走廊里的风比昨夜的雪还冷。她转身回了办公室，留给我一个决绝的背影。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墙。她是老师，我是学生，界限分明。

但我手里的那本字典，被我翻烂了背熟了。期末语文我拿了第一，她发卷子时深深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愧疚，也有期许。

那个寒假特别漫长，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那捆柴、那个拥抱、那个风雪夜，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也成了一盏灯，照亮了我要走出大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