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是不会还的，孽是造不完的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石狮）

清朝嘉庆年间，广东和平县。

夏季，县衙门口的石狮子被太阳晒的发烫，一个身穿短衫的中年人匆匆走过，看他的表情，面露难色，仿佛是遇到了什么糟心事儿。

此人，叫做萧延佑，是和平县县衙的书吏，是户房书吏，主要负责衙门里的钱粮账目。

可以说，萧延佑最近这段时间，很不好过。

事情要追溯到两年以前，即嘉庆十三年，和平县前前任赵知县在任时，县里有几个月下大雨，把县衙里的几间房子给冲塌了，赵知县自掏腰包，给萧延佑拿了一千三百两的银子，让他负责去采买木料，用以修缮县衙。

请注意，这笔钱还不是公款，而是赵知县自己负担的。

结果呢，这钱给了萧延佑，萧延佑根本就没往正地方使，他自己给花了，至于干什么了，赌博，喝酒，逛花楼，那都有可能，反正钱叫萧延佑挪作他用，全都花没了。

一段时间之后，赵知县一看萧延佑木料没买来，就叫萧延佑把钱还给他，可萧延佑左一个拖延，右一个等几天，一直到赵知县已经离任了，到别处履职去了，这笔钱萧延佑还是没还。

一千三百两，这不是一笔小钱，赵知县走的时候心心念念，还请接替他的万知县接着帮他要。

我们知道明清两代的知县，都是流官，极少有长期任职的，在一地顶多也就是两三年，万知县在和平县干了两年，也一直找萧延佑要钱，可萧延佑还是各种推诿，反正说白了一句话，不是不还，是暂时拿不出来。

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挺匪夷所思的，因为一个是知县，一个是书吏，本属上下级之列，身份上细究又天差地别，萧延佑就敢这么欠钱不还？

您别说，他还真敢。

（书吏）

毕竟知县是流官，是外地来的，他们本质上都只是通过科举或者捐纳而取得官位的读书人，对本地的风土人情，社会情况，财税账目其实是两眼一抹黑。

萧延佑呢，像他这种书吏，大多数都是本地人，甚至都是祖孙三代，代代传承下来的，他们虽然是吏，要供知县驱使，但他们其实比知县在本地混的更开。

土生土长，哪儿都熟悉，知县要办事，离不开他们。

所以，做知县不易就在这里，本质上你是来拜码头的，你是过路人，对于这些小吏，你又要提防他们，还得任用他们，甚至轻易不能得罪他们。

就拿萧延佑来说，他是户房书吏，那他就掌握了和平县的钱粮账目的核算与档案管理，萧延佑配合知县工作，知县才能顺利的在任期内完成税收，征粮，奏销等事务，如果你把萧延佑得罪了，他要整你，那很容易，随便在账目上做点手脚，保管你焦头烂额，吃不了兜着走。

何况，万知县毕竟只是代为要账，他就没有那么上心，钱要的回来要不回来本质上跟人家没关系，所以万知县任期一到，也走了。

已经离开和平县多年的赵知县还惦记这些钱，他还不放弃，他又托新到任的，接替万知县工作的塞知县帮他接着要。

塞知县，本名塞善喜，这位仁兄倒是非常负责，帮知县要钱要的老认真了，是三天一小催，五天一大催，可以说是盯着萧延佑要钱，萧延佑本以为这么长时间了，这笔钱可以赖过去，可没想到碰上这么一个愣头青，整天追在自己身后要钱，萧延佑实在是没办法，他东拼西凑，整个和平县里自己认识的朋友借遍了，好容易借到一千两。

还差三百两，萧延佑无论如何是凑不上了。

思来想去，萧延佑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做徐元熹。

徐元熹，是和平县的富户，著名乡绅，非常有钱，萧延佑平素和徐元熹倒是没有太多往来，至少关系还到不了张嘴借钱的地步，但徐元熹和塞知县关系匪浅，两人不仅是知交旧友，还有同考之谊，两人曾经参加过同一场科举考试，这两个人是论的上关系的。

萧延佑的鬼点子很快就来了——他亲登徐府，以塞知县的名义，找徐元熹借了三百两白银。

（乡绅）

徐元熹和塞知县的私交到没到可以借钱的程度，那无从得知，可是既然塞知县已经开口，徐元熹也不好拒绝，只好拿了三百两银子出来。

萧延佑诈骗做全套，把钱拿了之后，他还给了徐元熹一张收据。

收据上白纸黑字，写的正是塞知县的亲笔签名。

当然这是伪造的，是萧延佑托他的朋友袁雾云造的假。

这个袁雾云，以前是县衙的笔帖式，专门搞文书工作的，此人更有绝技，那就是可以完美复刻所有他见过的字迹，这张收据上足可以假乱真的塞知县的签名，就是出自袁雾云之手。

一顿操作，萧延佑终于是凑够了一千三百两，把钱还给了赵知县，算是解决了一件烦心事儿。

不过您说这事儿能瞒得住吗？这不是玩火么？肯定是瞒不住的。

几个月之后，塞知县在家里宴请宾客，徐元熹也在受邀之列，两个人闲聊，聊着聊着徐元熹就问塞知县，说上次那三百两银子您已经收到了吧？

塞知县一愣，说什么银子？

徐元熹说，就是您派书吏萧延佑找我借的三百两银子啊。

塞知县一头雾水，说我没有让萧延佑找你借钱啊。

俩人这么一碰，一交换信息，萧延佑直接就露馅了。

塞知县火冒三丈，他马上就把萧延佑叫来当面对质，那还对什么质啊，没有那个必要了，萧延佑实话实说，说的确是自己冒用知县的名头，诓了徐元熹三百两银子。

此事的后续是，塞知县把萧延佑暂时关到了牢房里，以示惩戒，还勒令萧延佑尽快把那三百两银子如数退还。

当然这是一笔烂账，那三百两加上之前萧延佑借的一千两，萧延佑早就还给赵知县了，你再叫他还钱，那又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这塞知县啊，和徐元熹的关系，看来一般，吃饭的时候徐元熹提这个事情，本意就是怕塞知县赖账不还钱，现在真相大白，虽然徐元熹知道了这钱不是塞知县借的，而是自己上当受骗了，但在徐元熹的视角来看，无论是谁骗走了自己三百两，这事儿都和县衙有关，那你塞知县就应该对我负责。

可是在塞知县看来，徐元熹纯属轻信小人，他的损失是他自己造成的，自己可以帮助徐元熹，敦促萧延佑赶紧还钱给徐元熹，但要说为此事负责，恐怕还负责不到自己头上。

（知县）

萧延佑始终也不还钱，这算是把塞知县和徐元熹的关系给弄恶化了，两个人都认为有问题的是对方，往日旧谊不再（当然旧谊也不是很深），慢慢的可就结上梁子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到年底，快过年了，县衙催缴本县的钱粮税赋，塞知县正好查到，哎，这徐元熹名下有一笔钱粮还没缴，塞知县马上就派了一个叫做李沛的衙役去催收，让徐元熹赶紧把钱粮交上来。

正常来说徐元熹是会给的，但是这回他没给，因为他觉得衙门还欠着自己三百两呢，怎么好意思又来找自己要钱呢？

所以他就没给，不仅没给，而且态度恶劣，在李沛催缴的过程中，徐元熹还和李沛争执了起来，甚至还动上手了，心里始终压着一股气的徐元熹踢了李沛一脚，这一脚不轻，正踢在李沛的肋骨上，把李沛踢成了重伤，好几个月下不来床。

有读者可能会问，说这徐元熹也太嚣张了？他敢和塞知县作对，还敢殴打差役？

很简单，徐元熹是和平县有一号的乡绅富户，在清代，国家权力在地方的延伸，朝廷维持治安，建设乡村，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乡绅的配合，很多时候一个知县见到了本县有影响力的乡绅，那都是要礼让三分的，而且徐元熹不是简单的富豪乡绅，他还有官身，几年前花钱买了一个州同的职务，当然只是荣誉职务，没有实封，就是显得体面而已，但这就够了。

您要知道州同是从六品，而知县只是正七品，从官衔上说，徐元熹比塞知县还要高半级，徐元熹压根就没把塞知县放在眼里。

李沛躺在床上哎呦哎呦的发出阵阵疼痛的呻吟声，塞知县脸色铁青，这哪儿是打李沛啊，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塞知县决定要还以颜色，毕竟自己是实权知县，而徐元熹所谓州同，不过是虚名而已，塞知县就寻思，自己要想个什么办法，弄个什么由头来整治一下徐元熹，但是万万没想到，塞知县这还在理论阶段，在策划阶段，徐元熹已经抢在塞知县的前头，先对塞知县下手了，他派人到广东总督府和巡抚衙门，检举揭发，说和平县塞知县伙同书吏骗了自己三百两的银子，这还不算，徐元熹还控告塞知县治政不力，纵容盗匪，甚至还意图谋反。

徐元熹啊，名义上是州同，可他毕竟没真正做过官，在乡绅的圈子里，两个乡绅之间有矛盾了，其中一个乡绅抢先去告状，那很大概率就是先下手为强，谁先开口谁占理，所以徐元熹的逻辑很简单，你塞知县想整我？我先把你告倒了。

（另有一些史料记载的是，徐元熹结怨颇多，在状告塞知县勒索，敲诈等的同时，徐元熹还检举揭发了和平县其他一些跟他有仇的人要谋逆造反）

他告塞知县勒索钱财，政绩不行还说得过去，总督和巡抚也许日理万机，无暇细查，有可能就会听信徐元熹的一面之词，但谋反就不一样了。

谋反是什么？这是十恶不赦之罪，而且还是十恶不赦中的首罪，徐元熹的本意是引起总督和巡抚的重视，而且这个罪名足够大，可以把塞知县往死里整。

（引火烧身）

但是他不知道的，在清代的政治逻辑中，谋反这两个字一旦进入流程，这就意味着，办案的人不能有任何的疏忽，如果查漏了，查慢了，出现什么不可控的后果，办案的人都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必然是慎之又慎。

当徐元熹的举报信送上去的时候，总督和巡抚的第一反应不会是把塞知县抓起来，而是会全面的进行分析调查，不仅调查塞知县，还会调查徐元熹。

调查必然是全方位的，既然有人举报谋反，那么举报者本身也必须被审视，你想浑水摸鱼，栽赃陷害那是不可能的了，谁让你告的是谋反罪呢，官员们必然会查清事实，厘清责任，因为谁也不想出纰漏，事后摊责任。

你徐元熹是谁？为什么知道塞知县谋反？你是怎么发现的？你和塞知县又是什么关系？你有没有诬告的动机？

甚至说，无论是告谁谋反，只要你提到这个事情了，那问题就严重了。

好嘛，这一告，把徐元熹自己给告进去了。

总督和巡抚一顿查，很快就查实了塞知县是被冤枉的，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塞知县有谋反的形迹，包括塞知县勒索钱财，政绩等问题也是子虚乌有，都是诬告。

要知道在清代，诬告是要反坐的，你诬告别人杀人，如果被查实是诬告，你就要承担杀人的罪名，你诬告别人谋反，就相当于是你谋反。

这还不算呢？总督和巡抚对徐元熹进行了详实的调查，发现徐元熹不仅诬告，他多年来在和平县也是欺行霸市，为祸民间，干了不少的坏事，而且徐元熹诬告别人不是第一回了，多年来他但凡和人结怨，动辄就是恶意举报，攀咬泼脏水，这是个惯犯了。

一切调查明了，总督和巡抚对徐元熹签发了处理意见：

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杖刑这东西，打的轻别说一百，三百也和挠痒痒一样，可是打的重，三五棍子就能要人命，从杖刑出现以来，还没有人能挨过一百棍子还能生还的记录。

这是省一级介入的案件，谁敢玩猫腻？谁敢在徐元熹的量刑上动手脚？轻打是不可能了，必然重打，就算有奇迹出现，徐元熹侥幸没死，这流放三千里，他不早晚还是个死么？
徐元熹倒是很有前瞻性，对他的判决还没下来，他竟然就得病死了。

至于塞知县，本来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受害者，但总督府和巡抚衙门对塞知县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徐元熹这样的恶徒，早就应该抓起来被定罪处理，但和平县衙却坐视不理，任由徐元熹在县里为非作歹多年之久，那作为知县，你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这就是糊涂无能，有乖职守，上级官员大笔一挥，直接就把塞知县给，革职了..

参考资料：

《清史稿》

《清仁宗实录》

黄中科.清朝胥吏在州县司法中的作用及规制研究.云南大学,2023

韩硕.清代藩臬两司书吏制度因革研究.暨南大学,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