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3000万吨铜矿藏，可解中国铜资源之困

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快，工业用铜量大得惊人。

大家都知道，铜是工业里不可缺的材料，用在电线、电器、建筑上，到处都离不开它。

中国铜消费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可自家铜储量只占全世界3%左右，对外进口依赖度高达七八成。

这情况挺尴尬的，每年得花大把钱从国外买铜精矿。要是能多开发点国内资源，就能缓解不少压力。

偏偏西藏那边藏着海量铜矿，总量接近3000万吨，要是全挖出来，能大大改变中国贫铜的局面。可这么多年过去，这些矿大多没大规模动工。

西藏并非普通地区，它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作为青藏高原的核心组成部分，承载着维系江河源区生态平衡的重要使命。

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的发源地均位于青藏高原，西藏的生态状况直接影响着下游众多地区的生态安全和用水安全。

更关键的是，西藏的生态环境极度脆弱，地表以草原和冻土为主，与平原地区不同，这里的冻土一旦被挖开，会逐步融化，导致土地沙化、草原退化。

即便投入巨额资金、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进行修复，也难以恢复原貌。

更值得注意的是，西藏的多数铜矿都分布在自然保护区附近，比如阿里地区的班公湖——怒江铜成矿带，紧邻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这里是藏羚羊、野牦牛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核心栖息地。

大规模开采铜矿必然会涉及挖地、建厂房、砍伐植被，不仅会直接破坏野生动物的家园，开采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还会污染土壤和河流。

既影响当地牧民的生活用水，也会威胁下游地区的用水安全。

按照国家规定，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一律不受理矿产开发申请，这是不可逾越的生态红线。

除了生态保护这一硬约束，高海拔带来的开采难度也超出想象。

西藏的铜矿大多分布在海拔4500米至5300米的区域，著名的驱龙铜矿海拔就接近5000米。

普通人在此地稍作剧烈运动就会出现高原反应，采矿工人要长期在此进行高强度作业，不仅工作效率受影响，还极易患上高原病，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伤害。

劳动力短缺也成为制约因素之一。2023年数据显示，西藏本地人口约365万，熟练的采矿工人数量极少，大部分工人需要从外地调配。

但外地工人很难长期适应高海拔、低温、缺氧的环境，不少人短期内就只能撤离，导致采矿劳动力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同时，高海拔环境还会加速采矿设备的损耗，普通设备在平原可使用十几年，在西藏因极端环境影响，使用寿命大幅缩短，且维修、更换极为不便，进一步增加了开采成本。

基础设施落后是另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采矿需要稳定的电力、充足的水资源和便捷的交通，而西藏很多矿区连基本的稳定供电都难以保障。

尽管阿里联网工程建成后，多龙矿区等区域的供电情况有所改善，2025年底相关企业也签订协议，拟建设“源网荷储”一体化能源保障项目，但目前仍未完全满足大规模开采的电力需求。

水资源方面，开采、筛选矿石每天需要消耗数千立方米的水，但西藏高原地区降水稀少、河湖稀疏，且多数河湖位于保护区内，取水受到严格限制。

即便能获取水源，还需配套建设水处理设备，避免废水污染环境，这又会增加一笔巨额投入。

交通更是短板，很多矿区只有土石路，雨季易滑坡、堵车，大型采矿设备需拆成零件用卡车运输至山下，再靠骡队驮进矿区，运输成本高得惊人，有时甚至超过低品位矿石本身的价值。

高投入、低回报的现实，也让企业不敢轻易涉足。铜矿开采从前期勘探到后期开采、选矿、运输，全程需要巨额资金投入。

以多龙铜矿为例，2012年加大勘探力度后，仅一年就投入直接勘查费用约1亿元，完成钻探进尺近3万米；若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初期投资将超百亿。

而矿山设计服务年限虽达20年以上，但短期内难以收回成本，这种高投入、高风险、长回报的项目，企业必然会谨慎决策。

此外，西藏铜矿的品位偏低也是重要原因。其平均品位在0.3%至0.5%之间，驱龙铜矿、多龙铜矿的平均品位分别为0.383%和0.48%，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这意味着，开采1000吨矿石仅能提炼出3至5吨铜，而国外部分铜矿每1000吨矿石可提炼10吨以上铜。

品位低就需要开采更多矿石、筛选更多废料，既增加了开采难度，也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让很多企业望而却步。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并非没有能力应对这些难题，近年来也在逐步尝试推进合理开发。

比如在矿区建设高原职工氧吧，用便携式制氧机缓解工人高原反应；推广生物提铜法，减少开采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玉龙铜矿、驱龙铜矿等也已逐步投产扩产，其中玉龙铜矿三期工程已获核准，投产后规模将增至3000万吨/年，但目前仍未进入全面大规模开采阶段。

我国一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西藏的生态环境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不可为了短期利益而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同时，铜矿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与其急于开采，不如等待技术更成熟、成本更低、环保措施更完善时，再进行科学有序开发，既用好资源，也守住生态底线。

为缓解“贫铜”现状，国家也在采取多种应对措施：扩大铜战略储备，将铜精矿纳入储备范围；

加大国内其他地区铜矿勘探力度，“十四五”以来青藏高原已新增铜资源量2000余万吨；推广再生铜利用，支持企业赴海外找矿，构建多元供应通道。

西藏3000万吨铜矿并非“不敢”开发，而是“不能乱开发”。

我们既要保障工业发展的用铜需求，破解对外依赖的难题，更要坚守生态保护的底线，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

相信在科学规划、循序渐进的推进中，未来我们一定能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这份宝贵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