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思想警察

勃列日涅夫和铁托一起打猎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广大民众中间形成了“厨房政治”，就是在公用厨房中和亲密的朋友讨论一些敏感话题，发泄对苏共特权阶层的不满。每当大家谈话告一段落的时候，就会抬头望着厨房电灯：“那个，少校同志，您还在听吗？”

在莫斯科的地铁上，突然有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同志，请问您在克格勃里工作吗？”“没有。”“那您有亲戚在克格勃工作吗？”“没有。”“那您有朋友在克格勃工作吗？”“也没有。”“那你赶紧给我把脚挪开，你踩着我了！”

1966年9月15日，苏共政治局通过决议，对刑法第190条作了几项增补：

以口头形式散布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明显谎言，以及书面形式创作同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三年以下的自由，或劳动营改造一年，或处以100卢布的罚款；……对组织和参加破坏社会制度的集体行动者进行惩处。

到底什么算是明显谎言？什么算是破坏社会制度的集体行动者？这件事情，本人说了不算；律师说了不算；甚至连法官说了也不算，苏共中央把解释权交给了自己最宝贝的机关——克格勃，让他们随心所欲解释法律。1967年5月19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在他的主持下，克格勃成立一个专门局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第五局。

一开始，第五局只有六个处，第一处负责文化交流渠道；第二处负责针对国外，反和平演变；第三处负责大学生工作；第四处负责宗教界工作；第五处负责侦查“反苏”作品和传单；第六处负责理论研究。随着克格勃对苏联社会生活干涉的深入，这个局迅速扩大，到1982年已经扩充到15个处共2.5万名工作人员，负责监视艺术、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宗教等所有人们能想到的和意识形态沾边的领域。这个局的工作“卓有成效”，仅1967到1970年，就有2456人根据第五局提供的黑材料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以反苏宣传和鼓动罪被判刑的有281人。而这些人可能仅仅是因为收听了国外电台，然后在公开场合一不留神把听到的内容当奇闻逸事给讲了出来而已（库布拉诺夫案，因定期收听并转述“以色列之声”“美国之音”内容，被判刑两年）。

但第五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仅仅能把人送到劳改营，为了对付所有“思想颠覆分子”，他们甚至会动用国家资源对目标的名誉进行破坏，甚至将他们诬蔑为“精神病”，然后送到精神病院加以囚禁。直到此人签署自白书，承认自己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布了反苏言论才有可能释放——但这么一来更坐实此人有精神病的嫌疑，第五局以后就更有理由把此人弄到精神病院去。这种比《二十二条军规》还要荒谬的情景，就发生在现实中。活生生地将生活变成了笑话，而把人们原本以为的笑话变成了苏联现实！

到底有多少人被第五局诬蔑迫害成精神病人？由于打着保护病人隐私的旗号，普通人并不清楚其规模和受害者姓名。但可以从克格勃的报告中见到一些端倪：1967年，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总检察长鲁坚科联名给苏共政治局打报告，称在全苏各地都发生了“闻所未闻”的挑衅苏维埃政权案件……这些案件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精神病院不够用了”，因此他们坚决要求中央“至少拨给他们（劳改营管理总局）5所精神病院！”这种疯狂的政治精神病直到1988年才正式终止，而克格勃手中的精神病院已经多达16所，一次性被摘掉精神病帽子的就有80万人之多！

除了将看不惯的人送到“精神病院”之外，对于一些名气较大的人物，第五局则采取流放或者驱逐出境的措施，比如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第五局在1974年2月13日直接将其押上飞机驱逐出境。而对于一些“小虾米”，第五局则是进行威胁性的“预防警告”。光1967年到1970年3年之中，克格勃第五局的就对58298人进行了预防警告，平均约每天53人（全国范围），而20世纪70年代后频率更高，1971年到1974年同样3年之中，第五局对63108人进行了预防警告。

在克格勃第五局的严厉监制和压迫之下，苏联成了一座压抑心灵的大监狱，正如笑话所讲，在克格勃监听和思想控制下，谁也不敢表露心声，谁也不敢得罪克格勃这个权力无限的机关，但也绝不会有人会喜欢它。就在克格勃在政治地位高升的同时，它已经在人民心目中堕落为最讨厌的机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