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与中国重逢

徐则臣受访者供图

《域外故事集》书封译林出版社供图

大概有六七年时间，作家徐则臣一直在看《聊斋志异》，反反复复，几乎每天都看，上班开车路上也听，约500个故事，听完一遍听第二遍——然后，诞生了一部小说集。

徐则臣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讲了9个国家的10个故事。从美国中西部K大的华人教授之死，到哥伦比亚游击队诗人的蒙面朗诵；从印度机场丢失的手稿与神秘猴子，到白俄罗斯冰河上独钓的中国人……故事在世界发生，人物在世界行走。

这和“聊斋”又有什么关系？

评论家说：“在异域，中国小说能长成什么样子？这一次，他把金字塔的废墟写出了狐气。在胡安·鲁尔福的土地上，徐则臣完成了一次蒲松龄式的开场。”

从“跑步穿过中关村”到“花街系列”，从“北上”到“域外”，这一次，徐则臣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又接续上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

近日，徐则臣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说：“我想做的是对话，不同人的对话，不同文化的对话，在对话中更好地发现自己，也更好地尊重对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小说用第一人称，熟悉你的读者会知道有的情节确实是你的真实经历，一开始可能让人误会是非虚构作品，直到出现一些超现实的段落。小说中的“我”有多少自己的影子？

徐则臣：半真半假。

一开始写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要把小说和自身之间理得多么清楚，更多是从一个技术性的叙事视角去考虑。写着写着发现，每一篇小说都有一部分是真实发生过的。发表之后，有朋友问我，这是你的自传吗？这是纪实性的吗？我就犹豫要不要修改，因为我写的肯定是小说。

但后来又想，当读者把“我”理解为作者本人时，阅读的代入感会更强。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能在小说里制造一种亦真亦假的效果。干脆，书中每一篇全是第一人称，而且还把“我”的身份局限为一个作家。写的那些地方我也都去过，小说让自己“重返现场”。我想探究真和假、现实与虚构，对一个写作者来说的界限、分寸在哪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小说中的“我”和你确实挺像的。

徐则臣：是的，我一直主张我在不同年龄写出来的小说主人公，都是和自己年龄接近的。不是说我非要留下一个自传，而是我希望主人公在不同年龄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以及为人处世等方面，要与他的年龄、与他所处的时代相匹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那真真假假各占多少？

徐则臣：不是比例问题。小说的真，是建立在一定纪实的基础上，比如这个地方我去过，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我经历过。但小说就是小说，现实给你一个引子、一个基础，在这个地基之上，建什么样的房子都可以——那是虚构的部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为什么会加入“超现实”的部分？比如“在瓦尔帕莱索，3个吉卜赛女人用塔罗牌预言了抛锚的汽车”“在奇琴伊察，寻找玛雅面具的旅程揭开了家族跨越百年的失踪之谜”……

徐则臣：我写这批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它们能和自己之前那种非常现实主义的作品不太一样，不然就是国内的故事换成国外的背景，对我来说挑战不是很大。我要换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我希望用“不那么现实”的方式来讲“现实的故事”。

比如，小说中讲到玛雅面具、吉普赛人，其实把这些超现实的元素过滤掉之后，你会发现它还是我们这个世界可能发生的事情。可以这么说，我想用“聊斋式”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来处理当下的生活——把这两种反差极大的东西放到一块儿去，而且故事还好看，就有点意思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林语堂曾用西方小说的笔法写苏东坡写红拂女，就像某种镜像，你为什么想到用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处理青年与当下世界的关系？“聊斋式”的叙事，核心是什么？

徐则臣：现代小说是“舶来品”，很多技巧是从西方来的。比如，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出版于1955年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对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很大，可以说促成马尔克斯写出了《百年孤独》。小说中的主人公去寻找他的父亲，从阳间走到阴间，但生与死的界限是模糊的，有时候主人公自己也分不清。

而这种在阴阳之间穿梭的写法，“聊斋”在300多年前就有了。我当时就特别震惊，就想，我为什么不能试一试？

“聊斋”讲花妖狐媚，讲“人”和“非人”之间的关系，核心是这两类群体有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双方遵循的逻辑是错位的，但“聊斋”把这种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这是蒲松龄的厉害之处。

我想把一些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资源，在当下小说中转化出来，来讲当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你读我的小说，发现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比较丝滑，那意味着我的处理成功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书封扉页上写着，“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与中国重逢”。对普通人来说，有个比较直观的现象，就是每逢假期，在多冷门的地球角落都能见到中国人。那么在文学层面如何理解这句话？

徐则臣：在各地遇到中国人，确实是一个现实。不仅是中国人，世界的角角落落也闪动着中国文化。中国人出国之后，发现总能迅速找到交集。我老家是（江苏）东海，很多人在全世界跑，做水晶生意。有人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但不耽误。当下讯息发达，世界越来越“透明”，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至今我跑了大概20多个国家，在不同国家或长或短生活过一段时间。在读“聊斋”的这段时间里，我有一些心得，在使用的时候不怵——不怵，是一种“自信”，更多是一种“平常心”。我甚至都不会考虑，用这样的方式写发生在国外的故事能不能写好，我自然而然就写出来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作者比较自信，那小说中的“我”自信吗？

徐则臣：还行。“我”确实会遇到一些一时半会儿弄不明白的东西，但不会一惊一乍，很淡定，不惹事、不怕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我”经常在国外，但好像没有什么“漂泊”的感觉？

徐则臣：我是70后，从故乡的村子到县城、小城市，再到大城市、首都，一路走来，会觉得那是一个“单行道”，往前走、往外走，才能越走越宽、越走越好。曾经，我们从中国到国外，也是这样的感受。但现在，故乡越来越好，中国越来越好。这一代青年已经从“到世界去”转向“在世界中”。我现在无论从国外回国，还是从北京回乡，都是“双向”的通路，共同构成我的世界。

苏东坡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我觉得这是真正的自信，既是物质上、经济上的自信，也是心理上、文化上的自信。当我们“在世界中”的时候，就会获得一种平常心，反映到文学上，作者就不会用一种猎奇、迎合的心态写东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还记得第一次出国时的感受吗？

徐则臣：2008年第一次出国，担心得不行。要填各种英文表格，我怕自己外语不好，专门请朋友帮我填，生怕错了一个字母。结果飞机上睡了一觉就到了，我就觉得出国好像不够“隆重”。入境的时候，我和边检人员的英语都比较“散装”，互相听不懂，经历了一番周折……

现在再遇到沟通问题，我就很淡定了，就等着，反正总会遇到中国人。我有一个专门的行李箱，常用物品就在箱子里，我都不拿出来，出差时直接装几件换洗衣服，拎上就能走。而且很多东西带不带都无所谓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如果一个年轻人想要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你有什么经验和建议？

徐则臣：读书和写作真的非常管用，是梳理内心、认识自己的过程。很多问题，我们光想，是想不明白的，得一点一点往前探索，写作就是一个向前开掘的方式。我们的视野是有限的，要想看到更远的地方，就必须往前走一走。如果写不到那个位置，我也思考不到那个位置。就像走路，如果你在原点不出发，你永远不会知道前面的路上会有什么；走到岔路口，往左还是往右，你快走到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知道了。

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如此。我之所以还要写作，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写，我就永远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书中人物的命运究竟如何，我只有写到一定时候，才知道他会怎样——这是写作的魅力之一。

徐则臣的推荐书单

《太阳和阴影：加缪，一个知识分子的传记》

（法）罗歇·格勒尼埃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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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繁华将尽的时代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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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物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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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