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败逃留下900万人，毛主席下两道命令处理，事后看很高明

1949年春天，长江以南的许多城市还在紧张观望。街头小巷的茶馆里，有人压低声音议论：“蒋委员长要走了吗？那这么多军人、公务员以后咋办？”谁也说不清，只知道局势变了，旧日的旗帜一面面落下，新政权却还在长江北岸蓄势。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一年，蒋介石仓促撤离大陆，把大量黄金、档案和一批核心人员带往台湾，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约九百万与国民党政权有关的军政人员。这九百万人，既是旧时代的残影，也是新政权绕不开的现实问题。怎样处理他们，既关系到社会稳定，也折射出新生政权的政治气度。

要弄明白毛主席当年的抉择，绕不过去的，是蒋介石此前对共产党和革命力量的残酷镇压，以及双方在二十多年生死搏杀中形成的深仇大恨。也正是在这种血海深仇的背景下，毛主席最终做出的“包下来、给出路”的决策，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一、从血海深仇到“包下来”

时间往前拨到1927年。那一年，大革命处在关键关头，北伐军节节胜利，工人、农民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军阀和帝国主义都感到大势不妙。为了扭转局面，一些外国势力开始押宝蒋介石，把“反共”作为交易条件，资金和支持源源不断地压向南京。

4月12日，上海的工人还以为胜利在望。可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突然翻脸，下令清共。青红帮分子乔装成工人，袭击上海总工会，真工人纠察队还没反应过来，反动军队就打着“维持秩序”的旗号冲入，缴械、抓人，一气呵成。原本辛苦组织起来的工人武装力量，在几天之内就被连根拔起。

这场突如其来的血雨腥风，很快从上海蔓延出去。工人、市民高喊“打倒新军阀”走上街头，却迎来的是早已埋伏好的枪口。据当时的统计，在那几天里，只有已知的被杀害者就有三百多人，被捕五百多人，下落不明的则高达数千。此后，广州、北京等地的反动军队也跟着行动，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毒手，李大钊、肖楚女等重要人物相继牺牲。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民党各地当局不断追捕和暗杀共产党人及其家属，手段极其残忍。对于蒋介石而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并非随口一说，而是长期贯彻的方针。毛主席家中也深受其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为了继续寻找出路，只能与妻子杨开慧分离。他一边筹划秋收起义，一边安排家人转移到长沙附近的板仓乡下，希望至少能暂时躲开风头。那时谁也没想到，夫妻二人自此一别，竟成永诀。

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心里始终惦记着妻儿，曾用暗语写信报平安，称“生意开始亏本，现在渐渐兴旺”，意思再清楚不过：革命事业虽然一度受挫，但总算找到了新的方向。杨开慧明白其中含义，在乡下独自带着三个孩子，仍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做工作，对革命并没有丝毫退缩。

1930年，红军攻击长沙屡屡震动湖南当局。打不过正面，就转而向家属和地方组织下手。在蒋介石授意下，地方军阀开始大搜捕，特别把杨开慧列为重点对象，还悬赏重金缉拿。靠着群众掩护，她几次脱险，但10月24日终究还是被捕。

在狱中，面对威逼利诱和刑讯，杨开慧拒不吐露有关中共组织和毛主席行踪的半点消息，只留下“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这样的回答。湖南军政高层见无法撬开她的嘴，最终决定处决。1930年11月14日，29岁的杨开慧被枪杀。

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他悲痛得两天两夜未合眼，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不难想象，这种痛，不只是家庭之痛，更是对国民党血腥统治的切肤感受。

更有意思的是，蒋介石不仅用枪，还迷信风水。有人给他算命，说毛主席克他的运，蒋介石早就对毛主席心存忌惮，听到这种说法，更加想从根上“解决问题”。他竟派人赶到韶山，打算把毛家祖坟刨了，以为这样就能破掉“气数”。结果在当地百姓的保护下，挖错了地方，风水没动到，民心倒先丢了。

毛主席后来得知此事时，说得很直接：“失民心者，失天下。靠挖祖坟来阻挡革命，是无稽之谈。”话语不重，含意却极深：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迷信，而是人心，是大势。

从1927到1949，整个中国几乎都在战火和斗争中走过。血债累累，仇恨深重，这是事实。但到了1949年，局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拿枪的人不再是少数，旧政权大厦将倾，如何处理庞大的旧军政队伍，考验的已不再是个人恩怨，而是政治判断与治理能力。

二、蒋介石走了，九百万人留下了

1949年4月25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宣告失守。蒋介石不得不离开熟悉的中山陵和总统府，转往台湾。与他同行的，只是国民党体系中的一部分核心人员，以及少量部队。更多的军官、士兵、公务员和工作人员，则散落在大陆各地，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留在原地，等待新政权接管。

这时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问题，非常现实：这些旧政权的军政人员要不要接收？接收多少？怎么用？怎么安置？如果一刀切，把人全推开，短时间内固然解气，却立刻会带来一连串后果：城市管理瘫痪，技术岗位无人接手，社会秩序难以维系，大量失业者上街，治安压力陡增。

周恩来后来在关于经济形势的报告中提到，需要“包下来”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大约有九百万人。这个数字，不仅庞大，而且成分复杂，从高级将领到底层职员，从技术人员到普通警察，各有经历、立场和家庭负担。

当时党内外也出现不同声音。有人认为国民党当年杀人如麻，理应严惩；也有人担心旧军政人员混入新政权内部，将来埋下隐患。毛主席在综合各种情况后，提出了那两条著名的原则：

“国民党的党、政、军人我们要包起来；要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简单两句话，却把方向定得很清楚。一方面，“包起来”并不是纵容，而是把原有队伍纳入管控之内，从生活、组织关系上统一安排；另一方面，“都有出路”，则是避免把大批人逼到绝路上，给他们转变立场、重新安排工作的机会。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有几层考量。

其一，解放战争后期，为了减少伤亡，争取旧军队和平起义是重要策略。要让对方放下武器，至少得让他们相信自己不会被秋后算账。如果新政权上来就大规模清洗旧人员，那么后续还在观望的国民党军队，谁还会愿意“起义”或者“投诚”？

其二，城市管理和经济恢复亟须熟悉业务的人。中共长期在农村和根据地活动，对大城市的金融、工业、市政、电力等领域的运作经验并不多，而国民党系统里的大量职员、工程师、技术工人，恰恰在这些方面有多年实践。这些人如果全部抛弃，新政权短期内未必接得住。

其三，有必要把“为旧政权服务的公务人员”和“旧政权本身”区分开来。站在当时的视角看，不少基层办事员、技工、教师，只是谋生于旧政府机构，并非铁杆政治追随者。把这部分人视作整体敌人，只会加重社会撕裂。

在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时，毛主席多次给国民党高级将领发电，劝其接受和平解决。例如北平解放前夕，对于傅作义的安排，就体现出这种谋略。1949年1月7日毛主席代表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文明确表示，只要傅作义同意和平解决北平、天津问题，他本人战犯罪名可被赦免，既可以保留私人财产，又可以选择留在北平或外出，部下的生命财产也将得到保护。

这种开条件的方式，在当时看来并不“软弱”，而是极有针对性。对许多国民党军人而言，比起所谓“党国大业”，现实的家庭安全和个人出路更为紧要。如果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接受改编，未尝不是一种选择。北平和平解放，就是这种政策的直接成果。

而在城市接管中，对旧职员、旧知识分子、旧技术人员的争取，也是同一个思路的延续。通过“团结—改造—使用”的路径，把原有社会资源尽可能吸纳进新体系，为新中国服务。

不过，把“包下来”的口号提出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远比纸面复杂。

三、“要给饭吃”，难处全在细节里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力有限，各项事业刚刚起步，大量干部还在从农村、从战场走向城市。这个时候，要承担九百万旧军政人员的生活与安置，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更棘手的是，这九百万人中，很多人长期在旧体制下工作，思想观念与新政权相差甚远，处理不当，很可能出现反弹甚至潜在破坏。

毛主席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提出从三个方面入手：生活上包下来，思想上进行教育改造，工作上分步录用，做到既不放任，又不简单抛弃。

在“生活上包下来”的原则提出之后，地方执行时出现了一些偏差。北平解放后，傅作义部的一万七千名军官，只领了三个月工资便被遣散。对于刚刚放下武器的人来说，前途一下子变得模糊：军衔没了，新单位没接上，家里还要吃饭。许多人怨气很大，有的跑到绥远一带“怨天狠地”。

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北方。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解放后，一度裁减旧人员两万七千人，引起不小的波澜。很多人心里犯嘀咕：说好“包下来”，怎么说散就散？社会舆论也隐隐出现波动的迹象。

毛主席得知这些情况后，要求进行认真调查，弄清楚被裁减人员中哪些是能自谋生路的，哪些是确实没有出路的。调查结果表明，确有一部分人手上有本事、有家底，还能自己想办法；但也有相当一批人，如果不加以安置，就真的没法活下去。

针对后一类，毛主席明确指示，要“收回来”，落实“包下来”的承诺。哪怕暂时安排不了具体工作，也要保证基本生活，“给他们饭吃，让他们能活下去”。这句话看似朴实，却透露出两个关键点：其一，是信用问题，说过的话要做到；其二，是政治风险，要防止大批失业者积怨成灾。

1949年9月3日，毛主席在谈到维持上海秩序和全国统筹时，又专门强调“不轻易裁员”。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这句话听上去带点生活气息，却把道理说明白了——国家刚刚站起来，大家都得勒紧裤腰带一起熬，但不能把一部分人推到绝路上。

对于一些干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养这些旧人员”的疑问，毛主席用一句带点幽默的话回应：“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灶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了。”表面上像是在打趣，实则点中了要害：如果不给旧军政人员任何出路，他们迟早会以另一种方式找出路。

在思想改造方面，毛主席提出“既团结又改造”的方针。1949年10月24日，他在谈到对绥远起义人员的安排时，明确指出：只有团结而不改造是不行的。团结给出路，改造则要在政治、思想上逐步引导，使这些人真正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和目标，避免出现“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情况。

随着时间推移，不少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完成了这种转变，开始在新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傅作义就是典型一例。1949年毛主席在西柏坡接见他时，问他未来打算。傅作义沉吟后说，不再适合留在军队，希望回到河套地区做水利建设。毛主席听后，反问了一句：“河套水利面太小了，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

后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他的专业背景和愿望，任命傅作义为水利部部长，使其在治水方面发挥长处。类似的例子还有程潜、陈明仁等人，他们都曾在旧军中身居要职，战后在新中国建设中承担了重要工作。这种“知人善用”的安排，一方面化解了旧军政力量的潜在对立，另一方面也为新中国的建设节省了宝贵时间。

从整体看，毛主席在处理旧人员问题时，有几个共同特点：不搞简单清算，不一棍子打死，强调分类、分层、分步骤，用生活安置解决现实焦虑，用教育改造推动立场转变，用适当使用展示新政权的胸怀和效率。九百万人逐步被纳入新的社会结构中，这种规模的重组，在当时世界上并不多见。

四、特赦战犯：从“关起来”到“放出去”

如果说对九百万旧军政人员的包容，是1949年前后就开始推进的工作，那么对战犯的特赦，则是在新中国站稳脚跟之后才提上议程的更进一步举措。

1956年前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国内政治生活逐步走向制度化，战犯如何处理的问题，被重新拿到桌面上讨论。对这些人，大部分在内战中身居要职，有的亲自指挥过对解放区的“围剿”，在群众印象里罪责不轻。是一直关押，还是在适当时机释放，是摆在中央面前的一道难题。

毛主席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谈到，战犯“马上释放，时机还不成熟”。理由很直接：老百姓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如果在群众心里还没“转过弯”的时候就放人，很难向社会解释。只有当普通人的生活明显好起来，大家亲身感受到新政权带来的变化，再谈特赦，反弹会小得多。

这个判断，折射出一个现实考量：政治决定不能只从上往下看，更要考虑普通人的情绪。战后立刻大规模特赦，很可能被解释为“对敌人心软”；而在国家发展取得一定成果后再行动，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基础。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共和国成立十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同年9月17日，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有关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刘少奇随即签署特赦令。

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毛主席的建议、人大的决定和特赦令，并配发《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这对全国尤其是战犯管理所的关押人员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同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首批战犯33人，其中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前国民党高级将领，还有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这些人中，许多曾在战场上与解放军多次交锋，甚至一度是国民党“王牌军”统帅，如今能被公开宣布特赦，在当时的国际国内舆论场上，都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10天后，1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这批刚获自由的“特殊客人”。不少人进门时神情紧张，甚至有些局促。周恩来则逐一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家庭状况、身体状况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打算，气氛很快缓和下来。有战犯在回忆时说，那一刻感到既惭愧又复杂，一边是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一边是如今获得的新身份。

此后几年，国家陆续分六批特赦战犯共296人。随着改造工作的推进，一些人经过长期学习反省，态度发生明显转变，有的还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可以说，这是一种制度化的“宽严相济”实践：前期依法惩处，后期视改造情况而定是否释放。

时间来到了1974年。距离第一次特赦已经过去十余年，还有少部分国民党战犯继续被关押。毛主席在这一年12月发出指示：“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惯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这句话颇为干脆，透露出一种“算账算到这就够了”的态度。

1975年1月，华国锋兼任公安部部长，在毛主席授意下，要求公安部把战犯的基本情况、政治表现、身体情况一一汇总，为进一步决定提供依据。公安部经过研究，拟出一份名单上报中央，其中建议对包括周养浩、谢代生在内的13人暂不特赦，继续关押。

毛主席看完名单后，批示却出乎许多人预料：“都放了算了……气魄太小了。”不仅如此，他还专门提出，要在特赦时给这些人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饭，“多布置点荤菜”，每人发一笔钱，待遇要“像对待自己的干部一样”。

按照这一指示，4月23日，党中央在北京前门大饭店举办宴会，特赦的293名战犯几乎全部到场。席间，黄维、文强代表众人发言，坦陈自己当年“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如今却能获得新生、恢复公民权，还有妥善安置，“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

宴会结束后，毛主席看了相关报告，表示满意，并把特赦人员的补助从每人100元提高到300元，外加粮票等物资。从表面看，这只是一次政治安排的收尾动作，但从长期视角看，意义却远不止于此。

特赦，不等于忘记历史，也不是为过去洗白。它传递出的，是一种清晰态度：对错误行为，曾经有严厉惩处；在条件成熟时，也允许悔改者重新融入社会。战犯这一层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当年那九百万普通军政人员。这个连续的处理逻辑，让“宽大”不沦为口号，而带有制度和节奏。

从1927年惨烈的清党，到1930年杨开慧被害，从蒋介石刨祖坟，到枪林弹雨中的长期对立，本可以延续为简单的“报仇—报复”循环。但1949年之后，毛主席在处理旧军政队伍和战犯问题上的一系列决定，使这条路没有走下去。九百万人“包下来”，战犯分批“放出去”，仇恨并没有被美化，却被放回了历史的位置。

回头梳理这段过程，不难看出一个清晰脉络：在国家重建的关键阶段，个人恩怨要为整体格局让路，一时之气要为长远稳定让路，以宽容统筹，以改造为梯，以使用定局。这种处理方式，后来被许多研究者评价为“既有力度，又有分寸”，而在当年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能作此选择，本身就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