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一羊：日本 “和平利用原子能” 真相：从一开始就藏着核武野心

【编者按：2026年2月8日，日本大选结果出炉，高市早苗的自民党以压倒性票数强势胜出，主导日本内政外交。自她上台以来，日本的对外政策愈加激进和疯狂，除了加速推动修订安全与防务政策，着手修宪，向美国寻求更深层的绑定之外，她近期的对台言论，更是将中日岌岌可危的关系推至冰点。这些行为背后是日本极右势力借助国际局势变幻再次登堂入室，还有长期以来被遮掩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显现。

2011年日本福岛发生核灾难后，刘健芝、黄小媚、何志雄在2021年合著《福岛/辐岛——十年回首诘问》，附录中收录了日本左翼著名学者武藤一羊教授所写的文章“活着的废墟：福岛核电站——从原子弹爆炸谈起”。文章系统地讲述了日本如何在右翼政府操纵下，以和平为名，让日本从核受害者成为核能拥护者，进而掌握制造核武器的条件。结合近期日本的政治现状，可见军国主义的幽灵一直存在，并且抓住任何机会借尸还魂。在广岛原子弹纪念馆内陈列的文献，指出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个原子弹，辩称提早结束太平洋战争会拯救100万人的性命，实质是向苏联示威，开始筹划战后两大阵营的对峙。战后美国在日本部署军事基地，推动日本发展核能，操控日本的政治经济，是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称霸的部署。

2018年日本向国际机构“漏报”钚存量，引起日本和国际传媒的审视。当时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本多年来从核电站乏燃料中提取钚，作为燃料再利用，当年钚库存量高达47吨，“相当于制造6000枚核弹的量”。

本文截取文章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

谁能想到，日本推行的 “和平利用原子能”，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发电，而是为核武装铺路？从广岛到福岛，一段被刻意隐藏的历史，终于被揭开。

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法莱尔准将于1945年9月率陆军原子弹视察团来到日本。他在东京记者会上对原子弹的射线与热辐射的威力进行了宣传，并说“未发现有日本报道中所提的由放射能辐射而死亡的案例：原子弹经过长时间后，尚未发现由放射线而死亡的案例，广岛现在完全是安全的。”日本方面对放射性物质的主张只不过是“宣传”。这与福岛原子发电站倒下之后日本政府与核能御用学者的态度有着奇妙的一致。双方都无视或低估不可忽视的放射性物质。前者是为了避免战争犯罪的罪名，而后者则避开了从根源上对离开人的控制就出问题的原子能根本不能用于发电进行批判，遮掩了政权负荷不了的状况。法莱尔否定有受辐射人群的存在，日本政府则牺牲了民众的安全。从面对这次核电事故的政权以及东京电力对待民众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与军队的相似性。

《福岛/辐岛——十年回首诘问》 刘健芝/ 黄小媚/ 何志雄著

让我再次感到震惊的是，这些围绕着“和平利用原子能”而发生的事件发生在1955至1956年间。1955年是废核世界大会在广岛召开之年。当时废核运动发展蓬勃，盛况空前；紧接着，1956年又在长崎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大会。而就是顶着这种氛围，“和平利用原子能”从外部、由美国带了进来。

这一过程体现了“和平利用”被嵌入了怎样的脉络当中。这一脉络以辉煌的“和平利用”遮掩并冲销了带来死亡与破坏的原子弹爆炸体验。“要把‘和平利用！’‘和平利用！’‘和平利用！’涂遍整个广岛”，说出这种话，要真让人感觉奇妙，而且似乎也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反映参观者感想的《中国新闻》的版面上，跃动着“为人类的未来带来希望”或是“活到今天真好——惊异之旅”之类的标题，引用的知名人士的谈话中也见不到对和平利用本身的批判。各种评论中虽然提出和平利用要以废除一切核弹并研究根治放射病的疗法为前提、原子反应堆是否有产生致死灰尘的危险、放射性废弃物该怎样处理等根本性的问题，但整体上都在“和平利用”是好事的框架下平息了。（《中国新闻》1956年5月26日、27日）

美国对战后日本“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引入并非只是针对“用于和平的原子能”这样的一般性战略目标，而是为占领后的日本所开的特殊处方。这一处方：1、以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进行大量虐杀这一事实为背景；2、要求作为旧的敌对国的日本，保证不再与美国二次敌对；3、利用处在冷战最前线的日本作为反攻基地的特定必要性。

在刚刚经历了广岛长崎之痛的50年代，日本学术界对“和平利用原子能”有着强烈的抵抗。伏见康治提倡的和平利用提案遭遇强烈抵抗，一度被撤回。然而，武谷原本用于防止军事利用、推进和平利用的“自主、民主、公开”三原则方针却立即为学术界采用。这中间缺少对潜藏在“和平利用核能”核心中与军事所共通的部分予以警戒与批判。“原子能已是现实问题”，“若不注意原子能和平利用，就要落后于世界了。”武谷的逻辑是“打破大国独占核武器这一科学机密体制是小国的任务之一”，“日本这种被辐射的国家必须采取主导权。”“为此，为了明确分开核武器与和平利用，必须确立相应原则。”

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

众所周知，以原子反应堆的形式将“和平利用原子能”带入战后日本的主要势力并不是学者，而是前面所述的正力、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及其背后的势力。比基尼事件[1]后的第二天，众议院中保守三党突然共同提交提案，提出追加科学技术振兴预算3亿3500万日元，以建造原子反应堆，此预算瞬即被通过。中曾根的这一突然动作使得尚在继续热烈讨论的科学家们为之惊愕，这一行为的背后究竟有着何种动机？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其中完全缺少“和平利用”这种观点。

3月4日在众议院内部会议上对提案主旨进行说明的是改进党的小山仓之助。据藤田祐幸回忆，“主旨说明开始从当前的军事状况谈起，称有必要进行教育与训练，以使用最新的武器，并需要将核能预算提上议案，以了解核武器，并掌握使用它的能力。”小山甚至还说“为了避免美国在对日的MSA[2]援助中提供旧式武器，就需要解决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了解新式武器和现在尚在制造过程中的核武器，并且具备使用它们的能力。”

在这之前，我从不了解这提案主旨中有如此令人震惊的语句，直到我读到藤田的《战后日本核政策史》（2007）时才得以了解。日本最初的原子能预算就是在这一主旨说明之上被采用的。原子反应堆不是为了“和平利用”，而是作为迈向日本核武装的第一步而被引入。藤田说，“在日本议会上这样赤裸裸地讨论原子能与军事问题，这是空前的，（我希望）也是绝后的。”

中曾根在之后的采访中说道：“自己对原子能的关心起源于为缺少资源的日本解决能源问题”。他在自传中说，1945年8月6日，时任高松海军主要军官的他看到西边蓝色的天空中飘起了白色的烟云，了解到那是原子弹爆炸。“即使是现在，那种白色烟云的形象还留在眼底。那时的冲击是使我走向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动机之一。”

然而，现实中中曾根走向原子能则是在1953年。他在美国谍报机关的安排之下来到美国，参加了哈佛大学基辛格主持的为期40天的研讨班。很明显，这是当时美国在全世界展开的亲美反共领导培养计划中的一环。研讨班中来自25国的45人聚在一起，连日讨论、学习。在这次美国之行中，中曾根访问了军校、大学、滞留美国的日本专家等，积极收集原子能的相关信息，并对小型核武器开发表现出了兴趣。不久后基辛格就提出了使用小型核武器的有限核战争这一概念，用于实施不致两相毁灭的核战争。这些动向实在是意味深长。无需置疑的是，中曾根的“和平利用原子能”从最初就被置于改宪、重整军备、核武装的脉络之中。

1954年之后的几年里，日美原子能协议签订（1955年11月），原子能基本法等原子能三法公布（1955年12月），由正力担任长官的原子能委员会成立（1956年1月），随后又成立了由他作为首位长官的科学技术办公室（1956年3月），并将东海村选定为原子能研究所地点（1956年4月）。日本“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体制迅速得到推进，60年代最早的原子能发电才开始运作，然而到了70年代，就迎来了原子能发电的高峰。这里暂不追究其过程，然而从上述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背后有三点不同性质的动因在起作用，而且可以确认的是，这些动因在深层持续规定了原子能之后的发展。

这三点动因是：1、作为美国霸权战略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尤其是作为针对日本反核运动的心理战略而提出的“和平利用”；2、战后保守政治势力企图改宪并实现核武装的野心；3、包含科学家在内信奉的战后的进步潮流——科学技术进步观念与现代化意识形态。

其中，第三个动因一方面与战后新宪法之下的和平——民主意识形态相连，另一方面，它的左侧则连接着对俄国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从亲近感到支持在内的各种肯定性态度。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下，日本：1、相当大程度上处于整体上规定了战后日本氛围的“拥抱战败”(John Dower语)的亲美环境之下；2、无法采取明确的反美自立路线；3、一方面虽对美国在冷战中的霸权支配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姿态，但同时又对美国苏联式的自然征服型开发模式抱有憧憬或是毫无批判。

处于“和平利用原子能”背后的这三个动因与我所说的组成日本战后国家的三个相互矛盾的原则相呼应。也就是说，嵌入战后日本国家构成中的：1、美国霸权支配世界的原理；2、对战前日本帝国进行继承的原理；3、宪法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原理。我反复论述了日本战后国家这一历史性的存在其实就是这三个原理“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运动，而且这些自我矛盾的动因典型体现了战后日本的特征，并在“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内部发挥着作用。

日本福岛核事故

将日本纳入美国霸权战略中的主要杠杆并不是作为心理战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而是根据日美安保条约所设定的军事同盟关系。它代表了在冷战的核对抗中将日本置于反共最前线的美国政策与战后日本社会的关系。而废核运动也在经历了1960年的安保修订之后采取了反对核武装的立场，进而与安保形成对决。[3]

从整体上来说，1960年代出现的运动分裂，削弱了日本社会反核舆论与和平运动的力量。随着日本社会淡化强烈反对“军事利用”=核爆炸的情感，将“和平利用”与“军事利用”对立起来的必然性下降，“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说法也很少被提及了。除核电以外在医疗等领域的“和平利用”以及围绕巨大粒子加速器展开的研究等，则被划归为医学和物理学的工作领域，已不再能用“和平利用原子能”一概而论了。

接着，替代它的“核电”作为主人公登场。说起“原子能”、脑中首先浮现出核电的时代出现了。

【待续】

1. 比基尼事件，又称“福龙丸”渔船事件，是1954年3月1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进行的氢弹核试验引发的核污染事件。此次试验造成日本渔船“第5福龙丸”号在试验场160公里处遭辐射污染，23名船员出现辐射病症状，半年后全部死亡。此次试验还造成近2万平方公里海域形成永久核污染区，马绍尔共和国将3月1日定为"国难日"以纪念该事件。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
2. 指《相互安全保障法》。 ↑
3. 面向1958年的第三次世界大会，废核运动将“核武装”列为中心议题，该大会的宣言名为《禁止核武装宣言》。宣言开篇即指出：“日本正在由核弹受害国变为加害国”，“将核武器带入冲绳和日本本土、自卫队核武装、设置核弹基地等动向，是与日、韩、台军事同盟计划相关的，是以西德为首的世界性核武装政策的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没有意识到核武装与已经开始引进的原子反应堆之间的关系，“禁止核武器”也没有被置于禁止由本国的原子反应堆生产核弹头的文脉中。“核武装”主要是作为冲绳基地的核装备、美军将核武器带入除冲绳之外的日本本土、自卫队的美国制核导弹装备等问题来把握的。他们意识中的世界性核武装政策的范例，是1957年西德阿蒂纳尔首相提出的西德军队核武装化的提议，与第二年西德议会通过的作为北约军一环的西德核武装决议。对此，卡尔·腓德里希·富恩等著名物理科学家发表了《哥廷根宣言》，发起了波及全德的反对核弹致死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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