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郭凤莲感慨：若按照陈永贵的设想去发展，大寨村会走向何处？

1980年春天，太行山深处的黄土高坡上，风还带着寒意。昔阳县大寨村的社员们刚从田里收工，村里的广播却一遍遍播送着“包产到户”的文件精神。有人站在地头小声嘀咕：“要真按这个办法来，以后还算不算大寨？”这一年，承载着“全国农业红旗”的这个村子，悄悄站在了一个分岔口上。

大寨的名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家喻户晓。无数宣传画、新闻报道，把它塑造成“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可有意思的是，到了八十年代初，这面旗帜却有些尴尬：村里人均收入开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集体账上捉襟见肘，连干部的工资都有时发不出来。过去的“模范村”，忽然成了“落后户”。

等到1990年前后，昔日“铁姑娘”郭凤莲已经从田间劳作的女社员，变成了必须替全村人做出选择的带头人。晚年回顾那段经历时，她忍不住感叹：如果当年继续坚持陈永贵的老路，大寨村会走到哪里去？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确实不容易一句话讲清。

有必要把时间线拉长一点，看清这两个名字身后那条交叉又分开的轨迹。

一、从贫困山村到“农业神话”的起点

解放前的大寨，说穿了就是一个典型的太行贫困村。山高沟深，梯田零碎，土层薄得可怜。受地形和气候影响，洪水、干旱轮番上门，地里收成好的年份不多，亩产也就一百多斤粮食。村里很多人一年到头吃不饱，青黄不接时，野菜、干草根都上了灶台。

1952年，大寨迎来一个关键人物——时年38岁的陈永贵成了村里的“一把手”。这位出身贫苦农家的庄稼汉，文化不高，却极有干劲，也有股“认死理”的倔劲。他看着村里的破山坡、烂沟渠，心里憋着一股劲：不能总这么穷下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大寨人几乎是拼命式地修梯田、打堤坝、挖水渠。白天干农活，晚上点着煤油灯搞会议，研究怎么“夺高产”；冬天山上石头冻得硌脚，社员们还是抱着土块垒梯田。不得不说，在那个年代，这种苦干精神确实让人震撼。

到1963年前后，大寨村的粮食产量有了明显变化。亩产冲到了七百斤以上，在当时的山地条件下，这个数字颇具象征意义。村里不仅能吃饱，还上缴国家公粮几十万斤，甚至拿出部分余粮支援周边地区。媒体用“农业奇迹”来描述大寨，这个词当时并不算夸张。

同一时期，中央领导层也开始密切关注这个山村。对当年几十岁、正值精力最旺盛的陈永贵而言，这既是肯定，也是压力。1964年，毛泽东在生日之际邀请陈永贵出席活动，席间，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谈农事，问得非常细：水从哪里来、地怎么整、劳力怎么分配。一位地道农民，能有机会和中央领导面对面讨论生产问题，这在当时极为罕见。

随着“大寨经验”在全国推广，“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遍各地。陈永贵本人也一步步走上更高的岗位。1975年，他被任命为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对他而言，这是从村支书到国家领导层的重要跨越。但也正从这一刻开始，个人命运与时代转折悄然交织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陈永贵虽身居高位，却始终对大寨念念不忘。从1975年到1978年，他多次回村调研，仍然坚持强调集体经济、统一经营、集中力量抓农业。他心中的蓝图，其实很清晰：大寨继续凭集体化和苦干精神，把农业这条路走到极致。

问题在于，历史并没有给这条路太多试错空间。

二、时代变了，大寨却一时没跟上

1978年前后，国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包产到户”。这项改革在安徽、四川等地试点后，很快在全国铺开。土地的经营责任落实到农户，农民种多少、管多少、收入有多少，和自己的努力挂钩。短短几年间，不少地方粮食产量蹿升，乡村生活明显改善。

和外面许多村庄不同，大寨面对这股浪潮，态度却有些复杂。按陈永贵的设想，大寨应该继续坚持集体经济，以“统一经营”作为根本模式。集体的力量集中在农业基础设施和高产上，他对“包产到户”始终持保留甚至批评态度。

1979年，一次中央会议上，时任农业副部长的杨显东对陈永贵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大寨某些经验并不适用于全国，更不能一概拔高成唯一模式。紧接着，关于大寨经验的讨论在各级干部中延展开来。一些人认为它代表着集体经济的方向，一些人则指出其中的局限和问题。

1980年的一次会议上，陈永贵与邓小平围绕改革开放和农村政策，发生过一场颇为激烈的争论。面对陈永贵对包产到户的种种担忧，邓小平态度非常明确——关键看能不能让老百姓真正富起来。反对意见，他照样听，但方向不会改变。

这一年，59岁的陈永贵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辞去副总理职务。原因表面上是健康和年龄，深层次看，也与他对改革的适应程度有关。时代已经开始加速换挡，而他习惯的那套集体化思路，逐渐显得笨重、迟缓。

与此同时，大寨村内部的矛盾也在悄悄累积。随着全国农业普遍增产，曾经耀眼的“大寨产量”不再那么突出。村民们发现，自己整天苦干，收入却并不比沿海一些地方的农民高多少。有年轻人疑惑地说：“别的地方包产到户，干多挣多，咱还是一股脑儿往集体里交，这样行不行？”

对环境的压力也逐步显露出来。周恩来生前视察大寨时，看到山坡上树木砍伐过度，山林光秃，就提出严厉批评：搞农业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这句话，说得很直白。早期强调“向荒山要粮食”，在当时有其背景，可时间一长，隐患便暴露出来。

到了八十年代初，大寨面前摆着一道不太好做的选择题：继续在集体农业的框架内挖潜，还是顺势调整，接受新的农村制度？这时候，大寨需要一个敢于承担风险的领路人。

三、“铁姑娘”接棒：从田间走进厂房

提到大寨，许多人脑海里会浮现出一张照片：肩披红袖章、头扎毛巾的“铁姑娘”们。郭凤莲就在其中。她1950年出生，从小在大寨长大，参加劳动早，吃过的苦一点不比男社员少。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她被推上大寨党委副书记的位置，这在当时的农村女青年中非常少见。

1980年，改革开放的脚步已越来越快。就在这一年，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郭凤莲，两人围绕农村发展、包产到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郭凤莲后来回忆，这次谈话让自己在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对责任制的认识明显加深。她意识到，一个村能不能走得好，不在于口号多响，关键还得看老百姓的日子是不是实实在在好起来。

1991年，郭凤莲41岁，正式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那时的情况并不乐观：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村里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弱妇孺。昔日“红旗村”，似乎被时代的洪流冲到了支流位置。

面对这种局面，大寨内部并非没有声音。有些人倾向于守着“农业先进村”这块牌子，继续在土地上做文章；也有人建议学沿海，发展乡镇企业。站在村口那条狭窄的公路上，往西看，是熟悉的梯田；往东看，则是沿海地区传来的招商办厂消息。往哪边走，郭凤莲必须给出答案。

她没有急着表态，而是做了一件看似“折腾”的事：带着几个干部，分批到江浙、广东等改革前沿地区考察。那几年，大寨人常常在火车上、长途客车里奔波，白天看厂、看市场，晚上挤在简陋旅店里讨论。有人建议：“咱这儿山多地少，农产品卖不出什么价，不如办厂试试。”

考察的结果其实很清楚：靠农业，大寨可以吃饱饭，但想把全村收入拉上去，空间有限。更何况，大寨的自然条件不如平原，要想在农业上和那些条件更好的地区竞争，实在有些吃力。于是，发展工业、引入加工企业，渐渐成了共识。

问题又来了——钱从哪里来？当时的大寨集体财力有限，村账本上并没有太多余粮。办厂，意味着贷款、意味着风险，一旦亏损，压力要全村人一起扛。村干部当中，有不少人心存犹豫，有人甚至直言：“咱要是赔了，怎么交代？”

郭凤莲一度也承受不小压力。但她还是选择了冒险。她主张先从一家羊毛衫厂做起，规模不求大，关键是打通工业这条路。为了筹集资金，村里想尽办法，贷款、借款、争取政策扶持，能用的手段几乎都用上了。不得不说，这一步迈出去，风险确实不小。

羊毛衫厂刚开工时，村里不少人并不看好。有社员悄声对邻居说：“咱们这些种地的人，哪懂搞工厂？到时候别赔得连地都种不安稳。”话虽刺耳，却是当时大多数人的真实心态。

情况很快出现变化。随着产品销路逐渐打开，厂里开始盈利，一部分年轻人从外地打工回到大寨，在生产线上上班，每月领固定工资。有人算账：在厂子里干一年的收入，抵得上以前在地里忙活两三年。慢慢地，村民的观念开始松动，愿意接受这条新路。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寨陆续办起了多家企业，涉及纺织、建材、机械加工等领域。靠着这波工业化浪潮，村里经济活泛起来。街上店铺多了，房屋翻建的声音此起彼伏。曾经安静的山村，悄然增加了机器轰鸣的背景音。

到了2007年前后，大寨已经从“农业模范村”变成“工业明星村”，这个身份转换颇富象征意义。根据公开数据，当时大寨的工业产值在县里乃至市里都名列前茅，工业成为真正的支柱。

2011年，大寨人均收入达到1.3万元，是当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近两倍。次年，村集体收入突破一亿元。这组数字相较于早年的艰难岁月，落差非常明显。对于许多走南闯北又回到大寨的人来说，心理感受尤其强烈：曾经不得不外出谋生的地方，变成了吸引人回流的村庄。

有趣的是，就在工业发展高潮时，新的问题又摆了出来——环境压力。部分企业的排放不达标，给本不富裕的山地生态带来负担。郭凤莲又一次做出选择：对高污染企业进行整改、关停或外迁。同时，开始着手把大寨建设成红色旅游和农业观光结合的景区。

凭借过去“农业学大寨”留下的知名度，加上太行山区特有的地貌风光，大寨的旅游业逐渐有了规模。节假日期间，游客来到这里，看梯田，看展馆，也看这个村庄几十年起伏变迁的轨迹。到今天，旅游业已成为大寨经济的新支点之一。

在不少人大致了解这些发展之后，那个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如果没有这条工业化、再转向旅游的路，大寨如今会处在什么状态？

四、如果不转弯，大寨会怎样？

郭凤莲的家人回忆，她晚年闲谈时曾叹息一句：“要是当年我们不办厂，还是按陈永贵书记的想法，一门心思搞集体农业，大寨会走向何处呢？”听到这话，一位村干部沉默片刻，只回了一句：“具体怎样说不准，但肯定没有今天这么富裕。”

这段对话，多少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并不是否定陈永贵的功劳，而是看清了不同时代下，同一条路的效果可能完全不同。

如果设想在1991年之后，大寨仍坚守原有的集体农业模式，有几件事大致可以预见。

其一，单靠农业，收入天花板摆在那里。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全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明显，种地的效益越来越受市场影响。大寨山地多、耕地少，不具备大规模机械化的优势。产量可以维持在一个不低的水平，但想大幅度超越全国平均，难度极大。哪怕有集体力量集中投入，收益也是有上限的。

其二，周边地区多点开花，形成比较压力。沿海不少村镇发展乡镇企业、中小制造业之后，老百姓收入在短时间内翻了几番。内陆一些地方也依托资源优势发展工业或种养业，农村差距慢慢拉大。如果大寨继续只盯着土地，很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再是“标杆”，反而被其他地方远远甩在身后。

其三，环境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早年为提高粮食产量，大寨在垦荒、修梯田方面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极大消耗的同时，也对山林植被造成影响。若继续加码高强度农业开发，而不适度调整结构，水土流失、生态脆弱的问题就不太好收拾。周恩来当年的那番提醒，其实早已指明了隐忧所在。

其四，年轻人流失会更明显。在全国范围内，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大批农民工南下打工成了常见现象。若大寨没有村办企业、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年轻人多半会选择离开，到沿海或城市谋生活。久而久之，村庄“空心化”，只剩老人和孩子，这是许多内陆山区普遍面临的问题。大寨恐怕也难以例外。

从这个角度看，郭凤莲和大寨村当年选择“掉头”走工业、后又转型旅游，多少带有一点被逼出来的意味。不是谁想当“模范村”，就能一辈子当下去；时代在变，政策在变，市场的逻辑也在悄然改变。如果只是守着过去的荣誉不放，很容易陷入“名声很响，口袋很瘪”的尴尬。

当然，评价陈永贵的道路，也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历史阶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吃饭问题，粮食安全是头等大事。在那样的背景下，大寨依靠集体力量修梯田、造良田，短时间内提高产量，对全国是有示范意义的。毛泽东点名表扬，周边地方前来学习，都有其历史合理性。

只不过，进入七十年代后期，整个国家的发展重心开始从“单纯追求产量”转向“综合改善生活”，从“高度集中统一”转向“调动基层和个人积极性”。原本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不再完全适应新的要求。这并不是个人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一套制度和思路不得不调整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陈永贵本人在晚年也并非一味固守己见。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包产到户在全国开花以后，他看着农民生活水平一步步提高，心态也发生变化。据家人回忆，他曾坦率说过：“现在看来，改革开放是对的，看到老百姓的日子真正好起来，就放心了。”这句话，透露出的，是一个老农民在目睹现实之后的思索与释然。

从大寨几十年的发展看，陈永贵和郭凤莲，两个人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却共同构成了这个村落的命运曲线。一位在极为艰难的年代，用苦干和集体化精神，把一个贫困山村推上全国舞台；另一位则在改革开放的风口上，硬着头皮带着村民转型，从农业走向工业，又从工业转向旅游和多元产业。

如果一定要回答“若按照陈永贵的设想去发展，大寨村会走向何处”的问题，也许一句话足够概括：能够维持一条不算差的农业路子，却很难拥有今天这样的综合实力和收入水平。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大寨很可能会在全国的地图上慢慢模糊，成为众多普通山村之一，而不是依旧被频频提起的那个“大寨”。

故事说到这里，并不需要刻意拔高谁，也无需苛责谁。不同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现实条件，人们做出的选择各有局限，也各有价值。如果说有什么值得记住的，大概是那一代又一代农村干部在关键节点上做决断的勇气——有人敢带头开山修田，也有人敢在质疑声中“借钱办厂”。

大寨从贫困村到全国“红旗”，再到一度落后，再到抓住新机遇实现转身，这样的曲折轨迹，本身就是新中国农村发展历程的一面镜子。至于这面镜子具体照出了多少经验、多少教训，读到这里的每个人，心里大抵都有一份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