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骂叛徒的“专家”，在报上胡说八道，遭海军上将警告，现状如何

1996年冬天，新加坡某家军工企业的展台前，一个操着云南口音的中年男子挎着相机、胸前挂着“记者证”，正对着一艘模型军舰拍个不停。旁边有中国代表团成员低声说了一句：“这人最近老在外媒上乱讲中国军情。”这句随口的评价，后来被不少与会者证实，说的正是那个在国际媒体上把自己包装成“专家”的人——安德烈·平可夫。

要说清这个人的来龙去脉，还得往前拨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1963年，他出生在云南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户口本上的名字叫张毅弘。改革开放前后，家境谈不上优渥，却也算稳定。在那个“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能考上师范院校，就已经让不少亲友羡慕。1984年，他从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有说法称他就读的是广西师范学院，但不管是哪一所，在当时都算是地方师范系统里的正规院校。

中文出身，本可以走一条相对稳当的道路，比如去中学教书，拿一份体面而安稳的工作。但两年后，他却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相当“冒险”的决定。

1986年，他选择自费赴日留学。那时国内外汇紧张，自费出国基本意味着家里要掏空积蓄，还要靠本人打工补贴。到了日本，他先进了一所语言学校，一边啃着厚厚的日语教材，一边打零工维持基本生活。送报纸，是他后来自己在访谈中反复提及的一段经历。凌晨天没亮，在东京街头骑着自行车穿巷而过，这样的日子既清苦又孤独，但也确实锻炼了他的语言和适应能力。

语言关过了，他把目光瞄向了自己更感兴趣的领域——国际政治。1988年，他进入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大学院国际政治研究科，在现代苏联政治研究室做预科生。这一阶段，让他接触到不少冷战时期关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资料，也接触到西方视角下对中国的观察。这些知识后来被他用在所谓“军事评论”上，只是用的方式令人颇感失望。

预科期满是在1990年，他却没拿到硕士资格，只能离开学校。学位没拿到，人也没太大名气，在日本继续混下去，压力非常现实。生活捉襟见肘的时候，他无意间看到了《朱可夫传》，书里这位苏联名将的经历，让他颇为着迷。或许是崇拜，也或许是刻意模仿，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带有俄语味道的新名字——安德烈·平可夫。

这一改名，后来的故事就明显往另一条路上拐了。

在日本的几年里，他与一名日本女子结婚，有了更稳定的身份。借着妻子的帮助，他又先后去过美国等地短期学习、访问，积累了一些在西方防务圈的联系人。真正改变他轨迹的，是他后来移居加拿大的选择。

1993年，他落脚多伦多，创办了一个名为“汉和信息中心”的机构。这个机构名字听起来颇有点“东西合璧”的意味，从一开始就瞄准了亚洲防务信息这块市场。依托这个机构，他又推出了《汉和防务评论》杂志。从此，“国际军事评论家安德烈·平可夫”的身份开始包装成型。

刚起步的那几年，这本杂志的内容并不复杂，更多是把西方防务媒体公开发表的内容翻译、拼接，再加上一些所谓“独家分析”。看上去详实，实际多是二手乃至三手资料。为了让刊物更“像回事”，他频繁跑各类防务展，手里拎着相机，拍武器装备，访参展商，认识一些军工企业的宣传人员。长期这样跑来跑去，他对外界确实塑造出一个“前线观察者”的样子。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他“出圈”的，却是一场极其丢人的乌龙。

一、从水泥“航母”到国际笑柄

1996年前后，《汉和防务评论》刊登了一则让外媒一度紧张的消息：他宣称中国在上海青浦秘密建造了一艘与美国“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几乎一模一样的“水泥航母”。文章里，他写得绘声绘色，从跑道划线到甲板上的“战斗机模型”，再到舰岛的尺寸比例，都被他形容得“高度逼真”，仿佛中国正在进行一项极其隐秘的航母模拟工程。

对不了解情况的外国读者来说，这种描述确实容易引起联想。那几年，中国海军信息相对不那么公开，西方媒体对“中国航母计划”充满猜测。平可夫抓住这种心理，把一个普通场景硬生生包装成“战略设施”。遗憾的是，他选错了对象。

那所谓的“水泥航母”，其实只是上海某公园里的娱乐设施，给游客拍照玩耍用的。国内有去过那里的人一对照，立刻认出来。消息传开后，不少专业人士都觉得啼笑皆非。一位熟悉情况的军迷，在私下聚会上忍不住感叹：“这要是真专家，怎么连游乐设施都分不出来？”

这次事件，让他在中文圈内迅速背上“胡编乱造”的名声。更严重的是，这种低级失误暴露出他为了吸引眼球，可以不顾最基本的事实核对。说得难听一点，只要能把“故事”讲得惊悚，真假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1998年，新加坡航展上，他又换了一种打法。在那里，他首次在公开场合扬言自己“掌握了中国军事机密”。话一出，立刻引起部分外媒注意。但事后有研究机构对照发现，他所谓的“机密”，绝大部分是东拼西凑自公开报道的内容，甚至不少细节都能在公开年鉴和报纸上找到出处。

这一套操作，实际上已经露出一个清晰的路数：把公开信息稍微加工、重组，再配上一些危言耸听的推断，就能端出去当“内情披露”。对不熟悉中国国防情况的西方读者来说，这种包装常常具备一定迷惑性。更何况，当时西方不少媒体本身就有“需要一个能讲中国军情故事的人”的需求。

二、越“黑”越吃香的年代

进入21世纪后，他逐渐发现一个盈利逻辑：只要把“中国威胁”说得足够可怕，稿费和关注度往往就越高。于是，文章的倾向性变得越来越明显。2000年前后，他在自家杂志以及一些外媒上频频发表针对中国国防政策的评论，这些评论中，有不少观点极为极端，却又被西方某些媒体乐于引用。

2005年，他在接受某西方通讯社采访时，故意扭曲当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内容，抛出“中国军事现代化存在扩张倾向”的论调。这番话在外媒上被大肆渲染，却很快在国内遭到严厉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点名批评这种说法，指出其严重歪曲事实。有报道提到，现场有记者追问消息来源时，他本人并没有拿出任何可靠依据。

不得不说，他在选题上很懂得“制造话题”。2007年，他在美国合众国际社刊发《燃油制约中国作战能力》一文，用一堆经不起推敲的数据，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解放军攻打台湾“撑不过15天”。数字听上去很具体，似乎背后有大量推演，实际翻看文章，所谓的“数据”既缺乏来源，又忽略了最基本的后勤常识。

紧接着在2008年初，他又在同一媒体发文，声称一旦发生冲突、军事禁运启动，中国空军第三代战机会在“战争第11天左右被全部打光”。这种说法把战争当成简单算术，把复杂的战备体系简化为几组单薄数字，很多专业人士看后都只能苦笑。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有知情人士曝光，他频繁抛出这类极端判断，还有另一层目的——希望借此引发大陆军事评论员、军工专家的公开反驳。只要对方在驳斥中透露出一点点新信息，他就有可能顺藤摸瓜，反向还原某些情况。这种用“胡说八道”引蛇出洞的手法，确实比较阴险。

不过，这种玩火的方式也不是没人看穿。香港某高校防务研究中心此后开展了一项研究，对他的部分文章进行分析，结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多篇文章存在“数据来源不明”“逻辑推演混乱”等严重问题。有学者直言，这种写法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情绪化揣测”。

2010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空军的著作，试图进一步巩固自己在西方防务圈的“权威形象”。然而不久便有人指出书中大量借用了西方学者论文、报告中的内容，却未做恰当标注。抄袭风波一出，他在学术圈的名声又被打了折扣。

与此同时，他在国内也逐渐被正式“点名”。由于多次发表不实言论，从2012年开始，内地多家媒体陆续将他列入“不受欢迎评论员”名单，不再转载其文章。舆论环境的变化，让他曾经依赖的那种“在中西信息落差之间赚钱”的模式，开始遇到阻力。

三、正面遭遇海军上将的警告

如果说之前的争议，大多还停留在媒体战场上，那么2013年的一次现场交锋，则让更多人意识到，他在军界真正的评价，远比媒体包装出来的形象要低得多。

这一年，他试图通过中国驻外使馆申请采访时任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结果申请被明确拒绝。按理说，到此为止也就算了，他却不甘心。之后在某次国际防务展上，他注意到中国代表团参观以色列展馆，便一路跟过去，试图现场“堵访”。

目击者回忆，当时他挤到前排，用英语提问，话里话外还是围绕“中国海军远洋行动”“航母意图”这些老话题。吴胜利上将听完后，当场就给出了极为干脆的一句回应，大意是：“你有些报道纯属猜测。”这句话没有修饰，没有客套，实际上已经是在公开场合对其“专业性”作出了否定。

对一名以“军事评论家”自居的人来说，被一国海军司令员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评价，冲击可想而知。有现场随员后来提到，这句话出来后，他脸上的表情一度十分尴尬，但很快又恢复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2015年，他再次尝试以“学术交流”名义进入内地，计划参加某个防务相关活动。然而在边检环节，相关部门依据规定将其拒绝入境。这个处理结果传出后，基本宣告了他在大陆的活动空间已经被正式收紧。

从这一时期起，他在中文世界的声音明显减少。原本在一些港台媒体还能看到的评论文章，也逐渐被更理性、更专业的作者取代。而在外媒那里，他虽然还能时不时发表一些内容，但关注度远不如十年前。原因很简单，随着中国国防信息公开程度提高，外界获取资料越来越方便，那些建立在“信息模糊”基础上的夸张猜测，天然就变得失去市场。

四、刊物停摆之后的落差

曾经风光的《汉和防务评论》，后来也难逃式微的结局。随着电子媒体崛起，纸质订阅数量一年比一年少。加上不少业内人士对其内容可信度愈发怀疑，订户自然减少。运营压力之下，这本杂志在2020年被迫改为线上月刊，试图以降低成本方式维持运转。

然而，形式上的转变并没能扭转颓势。新一代读者更愿意直接从官方发布、权威智库报告中获取信息，对这种以“惊悚标题+模糊来源”为卖点的刊物兴趣有限。到了2023年，《汉和防务评论》最终宣布停刊。对于这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声称要“垄断亚洲防务信息”的机构而言，这一节点无疑具有象征意味。

再往后，是不少人关注的一个细节：这个曾经频频出现在国际媒体上的“军事评论家”，后来究竟过得怎样？

有消息称，在2025年初，有华人注意到在加拿大某家便利店里，收银台后面站着一位头发花白、背略微佝偻的中年男子，戴着帽子，眼神有些躲闪。等对方抬头一看，才惊讶发现，这人竟然就是多年前在报纸、电视上常见的安德烈·平可夫。

据熟悉当地情况的人透露，他的生活早已不似当年那般风光。日本籍妻子已向法院正式提出离婚，带走了他在温哥华名下的一处房产以及大部分存款。家庭解体、事业式微，两重打击叠加，让他不得不再度回到以打工维持生活的状态。把起点和这个落点放在一起对照，不免令人感慨。

回顾他的履历，从云南普通家庭出身，到日本留学，再到在加拿大创刊杂志，一路走来，如果能把握好方向，未必不能成为一位认真做研究的学者型评论员。遗憾就在于，他在关键节点一次次选择向“猎奇”“夸大”倾斜。误读可以改，立场一旦扭曲，就很难回头。

更需要强调的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军事机密的领域，信息边界本就十分清晰。专业研究者可以在公开资料基础上进行谨慎推演，但一旦为了迎合某种舆论需求，刻意夸大、甚至捏造，就不再是学术偏差，而是方向性的错误。

也正因此，当他在国内舆论场中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作“叛徒式专家”时，这个标签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长期言行累积下的后果。无论是在上海那艘“水泥航母”的笑话，还是在各类采访中对中国国防政策的恶意曲解，都在不断堆叠这层印象。

再看他与吴胜利上将在防务展上的那次短暂交锋，一句“纯属猜测”，其实已经为他的职业生涯做了高度概括。所谓的“掌握机密”“独家内情”，在真正熟悉内情的人眼里，不过是建立在大量不实之上的自我包装。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他的故事也提醒人们，对那些动辄以“内幕”“绝密”为噱头的评论，应当保持足够戒心。真正严肃的军事研究，讲究的是可验证的材料、清晰的逻辑、对事实的敬畏，而不是靠几句耸动的口号和夸张的比喻就能站稳脚跟。

至于他个人的现状，外界掌握的信息并不算多，零星曝光的生活片段，大体勾勒出一个昔日“名嘴”暮年潦倒的形象。曾经在媒体上对一个大国的军事实力指手画脚，如今却要在便利店收银台前对顾客说一句“需要袋子吗”，这种落差，并不需要多余评论。

有人在聊起他时，感叹一句：“这算不算报应？”这样的话虽然情绪化，却也反映出不少人对他过往言行的真实看法。一个人可以选择去哪里生活，可以选择从事什么职业，但在涉及祖国安全、民族尊严的问题上，如果为了个人名利反复踩线，终究要为此付出代价。

被骂为“叛徒”的“专家”，在报上胡说八道多年，最终遭到海军上将当面警告，杂志停刊，家庭破裂，落得在异国超市里打工谋生的境地。单从结果看，这样的结局并不戏剧，只是把一路的选择按因果顺序排了一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