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47岁确诊肝癌，4次介入疼得打滚，最后在睡梦中离开我不甘心

讲述：徐空 文：风中赏叶

我爸查出肝癌那年，47岁。

他属牛，一辈子像牛。开出租，白班夜班倒，一天干十二三个钟头是常事。膝盖积水那年都没歇满一个月，说歇一天就少挣一天，我学费还没攒够。

2019年秋天，他瘦得厉害。皮带往里多紧了三个眼，他还挺高兴，说减肥成功。后来是肚子疼，一阵一阵的，自己找止疼片吃。我妈看他眼睛发黄，催着去做B超。他拖了两周，直到拉过一次黑便，才肯去医院。

B超探头在肚皮上划了两遍，医生让我去交费加急做增强CT。缴费窗口排队时，我还以为只是胆囊炎。

CT室出来，他坐在走廊塑料椅上，攥着检查单问我：“肝上有个东西，你看看多大？”我没敢看。他也不再问。

那年他47，我23，刚工作第二年。

确诊那天，他没说话，从病房窗户往外看了很久。楼下是住院部的花园，有人在晒太阳，有人推着输液架慢慢走。

过了半晌他回头，说的第一句是：“你房贷还有多少年？”

介入科的李医生拿着片子给我们讲方案。多发结节，门静脉有癌栓，手术切不干净。最合适的办法是介入——肝动脉化疗栓塞。

我爸听不太懂，只抓住一句“不开刀”。他怕开刀，怕躺在手术台上醒不来。

第一回介入，是我签的字。

手术室在二楼，家属不能进。等了两个半小时，他被推出来，脸上没血色，嘴唇干得起皮。护士说术后反应重，会发烧、会疼，正常。

那天夜里开始，他疼得在床上蜷成一团，膝盖顶着胸口，汗把枕头浸透。我妈攥着他的手，他攥着床栏杆，铁管嘎吱响。止疼针打了，效果只有两小时。他咬着毛巾，闷哼声还是从齿缝里往外钻。

我站在床边，什么都做不了。

第二天我去问医生，能不能再加止疼药。李医生说已经用到标准剂量上限，肝病患者用药受限，硬加怕肝昏迷。

我在医生办公室门口站了很久。走廊里人来人往，没有一个跟我有关。

第一次介入出院时，他瘦了八斤。

能走能动，自己拎着行李袋下楼。路过医院门口卖烤红薯的，他看了两眼。我妈买了一个，他掰一半，分给我。

“还能吃上这口。”他说。

2020年春天，做第二次介入。

疫情刚开始，医院只许一个陪护。我妈留在家里，我一个人守了七天。

这一次反应比上次更重。发烧烧到39度8，退烧药压下去又烧起来。他疼得打滚不是形容词，是真的在床上翻滚。护士进来换药，看见他侧躺着，膝盖顶着腹部，手扒着床边沿，说叔叔你再忍忍。

他点点头，什么都没说。

我去水房洗碗，靠着墙蹲下来，眼泪流进口罩里。隔壁陪床的大姐路过，递我一张纸巾，没问，也没劝。

第三次介入是那年秋天。

他头发白了快一半。以前染，嫌显老。那年开始不染了，说没力气折腾。

介入完依然疼。但他不滚了，也没力气滚。只是侧躺着，眼睛睁着，看窗外那棵银杏树。叶子从绿变黄，再落光。他说等明年春天，树发芽了，应该就好些了。

我们都说会的。

2021年夏天，第四次介入。

李医生这次术前谈话说得很直白：效果在减退，肿瘤标志物往上走了，可以考虑换方案，比如靶向，或者临床试验。

我爸问靶向药多少钱。

我说有医保，不贵。

他不信。偷偷让我妈去打听，回来后几天没说话。再开口，说不做靶向了，再做一次介入试试。

我没劝动他。他从来都是这样，自己拿主意，九头牛拉不回。

第四次介入做完，止疼药已经压不住痛了。

他开始吃吗啡。从一天一粒到两粒，到夜里还得加一粒。有时候疼迷糊了，会喊我妈的小名。我妈六十了，站在床边应他，像年轻时那样。

2022年元旦，他吃不进饭了。

肚子胀得像鼓，抽腹水，抽完两三天又长回来。白蛋白低，腿肿得一按一个坑。他不再问树什么时候发芽。他只是躺着，醒一阵睡一阵。

1月17号夜里，值班护士查房回来，说今晚血压稳了，心率也稳，你们歇一会儿。

我妈趴在床边睡着了。我靠着墙，半梦半醒。

凌晨三点多，他呼吸变慢。我站起来，叫妈，叫爸。监护仪上那条线还在走，波浪越来越平。

他没有挣扎。没有疼。像一盏油烧干的灯，灭了。

李医生在死亡证明上写：肝细胞癌，肝功能衰竭。

没有“脑转移”，没有“4毫米”。击垮他的不是哪个具体的病灶，是三年，是四次，是肝再也撑不住了。

他走的那天离48岁生日还差72天。

整理遗物时，我在他枕头底下翻出一个旧存折。

打开，第一笔存款是1999年8月，五千块。那一年我上小学，交择校费。

最后一笔存款是2022年1月3日，三千六。他去世前两周，拖着腹水，让我妈扶着去银行存的。

存折夹着一张纸条，他的笔迹，歪歪扭扭：“给帆帆结婚用。”

我35了，还没结婚。他不问，我也不说。我们爷俩都这样，话少。

前几天整理手机相册，翻出一段2019年的视频。他刚从第一次介入出院，瘦，坐在阳台晒太阳。镜头里我叫他一声，他回头，问：“干啥？”

我录了三十秒。阳光打在他脸上，皱纹还没那么深。

四年。四次介入。无数粒止痛片。我以为我们在打一场硬仗，挨过一刀是一刀，顶住一轮是一轮。

最后他睡过去了。没有遗言，没有告别，甚至没有疼。

可我不甘心。

不甘心他47岁才刚松一口气，不甘心他开了一辈子车没坐过我开的车，不甘心存折上那笔永远花不出去的钱，不甘心他看见树发芽了、自己却没等到春天。

肿瘤科走廊里挂着一块白板，写着在院患者的名字。他名字在那里出现过很多次。出院时被擦掉，再住院又写上。

最后一次擦掉，再也没写上去。

我把那张存折放在自己抽屉里。

那是他给我攒的底气，也是我一辈子还不完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