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导致的清廷“三角政治”格局

导读

在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议和中，列强既联手侵华，也各怀鬼胎，互相牵制。其实，清朝内部也有几分相似，一致对外，抵制侵略，挽回利权的共同努力固然不少，因地位、利益、政见不同而激烈争执，引发内耗的情况也所在多有。

01

议和大臣和东南督抚联手让中枢“易主”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次日清晨，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仓皇出走，北京陷落。8月17日，饥寒交迫的两宫终于赶至直隶怀来县，这才换了衣服，吃了便饭，惊魂稍定。

随后，年迈的军机大臣王文韶坐骡车追至怀来会合，相见之下，君臣难免老泪纵横。尤其至关紧要的是，王文韶携来了军机处大印。“行在朝廷”这才有印可凭。（注：行在指古代帝王离开京城后暂住之所。）

此时败局已定，停战议和刻不容缓。1900年8月25日，议和全权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致电“行在朝廷”，请添派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荣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同为全权大臣，参与议和。

奕劻任总理衙门大臣多年，主持外交工作，且系皇家代表；荣禄主管畿辅军政；刘、张系东南督抚领袖。李鸿章这一提议，既显示其不愿“独任其难”，也照顾到了方方面面。清廷随后下令奕劻、荣禄回京，会同李鸿章办理议和，刘坤一、张之洞则授权随时函电会商。

然而，身在保定的荣禄不欲入京参与议和。一方面，战败议和本非“美差”，而且交涉也非其所长。另一方面，荣禄因有攻打使馆的嫌疑，见了洋人难保无生命危险。因此，荣禄屡次奏请驰赴“行在朝廷”效力，只不过均被否决。

此时，“行在朝廷”的大权仍为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等人把持，这些人在“庚子事变”中负有重大责任，与荣禄对时局的看法颇有不同，不愿其来“行在朝廷”主政。（注：“庚子事变”指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农民动用私刑处死大量西洋信徒、纵火烧毁教堂和教徒房屋，而载漪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大力推荐义和团，说义和团是忠义之民，来帮助朝廷对付洋人，大可以放心使用，最终引发了八国联军远征。）

无奈之下，荣禄给袁世凯写信，表示内廷无人主持，北京议和就必多掣肘。这引起了全权大臣李鸿章和东南督抚的高度重视。议和大臣和东南督抚随后借用外人势力，联手“威胁”“行在朝廷”，既要求撤换中枢要人，同时极力推动荣禄赴“行在朝廷”主掌枢要。

在此情况下，9月25日，清廷宣布撤去军机大臣端郡王载漪一切差使，又“议处”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同时任命北上勤王的前江苏巡抚鹿传霖入军机处学习行走。随后，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联衔奏请荣禄赴“行在朝廷”任职。“行在朝廷”只好令荣禄“前来行在入直办事”。

11月11日，荣禄抵达行在西安后，军机大臣为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三位，以荣禄为领班大臣。至此，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和东南督抚借用外力，联手促成了“行在朝廷”中枢易主，为议和能够尽快打开局面创造了条件。

02

惩办“祸首”上的各方角力

1900年9月，中外议和尚未开始，外人即放出风声：非将慈禧太后归政、严惩纵拳庇匪的“责任人员”办到，则不肯开议。随后，德国公使又重申，不严办祸首，停战议和绝无可能。

对此，李鸿章和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以及盛宣怀(注：时坐镇上海，掌管电报、商轮等大权)等人频繁电报联络，仔细研判形势后，得出结论：如果主动先办“祸首”，便可抹去太后归政一层，并开启和议。

9月13日，素来能断大事、敢于担当的刘坤一致电以上各位，希望先发制人，由全权大臣李鸿章“设法密奏，直达两宫”，将军机大臣载漪、刚毅、赵舒翘罢斥。

李鸿章高度评价刘坤一的提议，称其为“存亡所系”，未等往返会商，便于9月15日将亲自起草的密折发出。9月25日，李鸿章的密折递到御前之时，两宫尚在山西太原。时过境迁，对错已明。久受压抑的光绪皇帝终于“硬气”了一次，当面斥责载漪等人误国至此，声色俱厉。慈禧太后也只好默不作声。

然而，当光绪皇帝意欲按照李鸿章所请处置时，慈禧太后却坚决不肯，二人龃龉良久。最后折中处理，由军机处惟一的“好人”王文韶拟旨，将载漪等亲贵及刚毅、赵舒翘、英年等人分别作了轻微处分。同时，为了安全起见，慈禧太后决定继续西行，向古都西安进发。

这一“惩办”上谕公布后，列强自然嫌其处置太轻，况且还有甘军首领董福祥、前山西巡抚毓贤为“漏网之鱼”。北京的全权大臣李鸿章、奕劻因停战议和迟迟不能进行，也力主重办祸首。与此同时，东南督抚又联名弹劾董福祥，请治其罪。如此“相逼”，慈禧太后和“行在朝廷”颇不以为然，置之不理。

在惩办祸首问题上，行在朝廷、全权大臣和东南督抚陷入了暂时的“僵局”。直到11月11日，荣禄抵达行在西安，主政军机处，此事才有了转机。经过荣禄的“婉切上陈”，11月 13日，“行在朝廷”再颁新令，对“祸首”加重处分，载漪等亲贵遭到革爵圈禁，毓贤也被发往极边充当苦差，只是董福祥仍无处分。

这是因为董福祥系带兵随扈大员，处置董福祥，很可能有肘腋之患，“行在朝廷”不得不防，而且荣禄与董福祥关系深厚，极力为之辩护。

为此，“行在朝廷”与东南督抚曾反复论争。然而，此后纵使“行在朝廷”处死了毓贤、赵舒翘等多位大臣，甚至皇亲贵胄载勋等亦未能免死，董福祥也仅止于解除兵柄，回甘肃老家而已。

03

争废“俄约”背后的“三角政治”

如果说在中枢易主、惩办祸首问题上，北京的全权大臣和东南督抚更多共识，“行在朝廷”常常感到“两面夹击”的“苦痛”，那么，在议和过程中，尤其是围绕“俄约”问题，全权大臣李鸿章与东南督抚刘坤一、张之洞几成水火，“行在朝廷”虽然对于此中利害，实也看不清楚，但也不失时机地居中裁判，以维系权威。

甲午战争败于日本之后，朝廷和李鸿章就在执行“联俄制日”的外交策略，随着1896年《中俄密约》的签订，李鸿章“亲俄”的倾向有时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庚子事变”中，俄国人强占了中国东北。迨中外议和，俄国人极力拉拢李鸿章，以表面交还东北为诱饵，企图在中外公约之外，先签订中俄协议，以此来侵占东北的各项权益。

李鸿章亟盼俄约早成，以为如此之后，其他交涉可以迎刃而解。然而，与英国、日本联系更为紧密的东南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坚决反对俄约，毫不客气地批评李鸿章的“一意孤行”。双方函电交争，针锋相对。

迨至1901年3月，俄约到了是否画押的关头，在东南督抚的力争之下，慈禧太后为其所动。3月24日，李鸿章奏请画押，慈禧太后“坚不允准”。

其实，慈禧太后之所以最后未允俄约画押，除了东南督抚反对之外，另一全权大臣奕劻的态度也是重要原因。在俄约画押之前，奕劻曾单衔密陈，“惟盼朝廷权衡利害，慎重施行”，实际即是反对俄约。

奕劻在给荣禄的信中也抱怨李鸿章于俄约“不免过有成见”，且独断专行，令其“无从置辞”。

俄约未允画押后，李鸿章和刘坤一、张之洞更是负气相讥。“行在朝廷”终于找到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机会。3月31日，“行在朝廷”特发上谕，“调和”李鸿章和刘、张之间的“矛盾”。俄约亦终未画押。

1901年12月8日，河南省城开封吸引着四面八方的目光。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从西安回銮的车队已在此停歇了25天。不久前，经过近一年的马拉松式谈判，清政府终与列强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此刻，两宫准备起驾还京，虽然前路仍然布满荆棘，但相比于去年仓皇“西狩”的狼狈相，已经从容太多。这天，慈禧太后通过光绪皇帝特发懿旨一道，为一年来使大清国转危为安的大臣们“论功行赏”，成了当日的一个大新闻。

荣登懋赏之列的共有7位，无疑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其中，奕劻、李鸿章的功劳是“妥议和约，转危为安”，荣禄的评语是“力主剿拳、保护使馆、随时赞襄、匡扶大局”，王文韶则“协力同心、不避艰险”，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的大功是“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画”。

有意思的是，这道上谕不仅仅是一份“功劳簿”，同时也大体勾画出“庚子事变”后、辛丑议和中清朝内部的政治力量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