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除夕，我第一次不知道该怎么过年了。

八十年来，每个年夜饭我都雷打不动陪在母亲身边。她走了，我这“回家过年”的根，忽然没处扎了。

腊八粥熬好了，黏黏甜甜的，枣子亮晶晶的，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朋友寄来的茶叶、水果、年货，堆了半个茶几。我习惯性地开始挑——最好的给老娘送去，最新鲜的给老娘留着。手伸到一半，愣住了。

往哪儿送呢？

母亲今年春天走的。我一直以为自己准备好了。八十岁的人了，早该看淡生死。可年关一到，这习惯还在，人没了。

冯骥才说，只有生离死别才是真正的人生之痛。我以前不信。现在信了。

我们这代人，是把过年当回事的。

不为别的，就为那一顿年夜饭。不是饭有多好吃，是母亲看到一家人齐齐整整坐在身边时，脸上那道光。

小时候家里穷，过年也穷过。母亲照样扫房、擦窗、贴春联，把攒了一年的肉票换成一小碗红烧肉，花生米炸得酥脆，银鱼干泡发了清蒸，半瓶酒摆在桌上当个样子。福字是我写的，歪歪扭扭，母亲照样贴在大门上，笑着看了又看。

清贫从来不会减少年时心中的盛情。母亲留给我的许多笑容，都是在那样贫瘠的年景里。

后来日子好了，每年腊月，我列一张单子：

水仙、年糕、蜜供、福字、茶叶、水果、腊味、干果……

一样样买齐，一样样送去。

不是一次送完，是今天送这个，明天送那个。为的就是看她一次次高兴。

有一年腊月底，我给母亲送茉莉花茶，还拎着一袋子东北朋友寄来的新米。她忽然说：“将来我要是没了，你怎么过啊？”

眼里亮闪闪的。

我当时没接话。现在她替我回答了：我不知道怎么过了。

去年春节，母亲在医院。

我带了一小盆水仙去。朱金的圆瓷盆，绿叶白花黄蕊，每株花茎根部用细细的红纸条箍着，是天津的老讲究。

病房不能大办年，但这盆水仙摆在床头，母亲看着，笑了。

那是她最后一个年。

今年，母亲连这样的年也没有了。

我在微信里对兄弟说：我好像被解职在家，无事可做。

兄弟说：往常这时候，你正三天两头往母亲家里搬年货。

是。我太知道怎么给母亲办年了。四十多年，从两手空空到样样齐全，从粮票肉票到网购快递，年年如此。这是我的年，也是我和母亲之间的约定。

现在约定的一方不在了，我空有一身本事，不知往哪儿使。

母亲现在在哪里？

她肯定在天堂。可是天堂在哪里？天堂今夕是何年？那里也过年吗？也扫房、擦窗、贴春联、摆水仙吗？

谁来帮我老娘忙年呢？

年关越近，越想她。

冯骥才说，年是潜在国人血液里的东西，一种文化心理与情感，逢到岁时就要发作，就要“回家过年”。

可母亲不在了，家在哪里？

八十岁的老人，第一次尝到了“没处过年”的滋味。

不是不想过，是不知怎么过。

那些年货清单，那些跑来跑去送东西的日子，那些除夕夜陪在身边的光景——都成了再也回不去的从前。

只剩这腊月的风，和窗外的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