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演习中的对手想象

文︱刘澜昌

在内华达沙漠上空2.2万英尺处，战机交错而过，雷达屏幕上光点闪烁。英国《每日电讯报》用一种接近小说的笔法开篇，说那是一场“与中国的战争演习”。叙述中的指向并不隐晦：在拥有51年历史的“红旗”演习中，假想敌首次被赋予第五代战斗机的轮廓，影子落在歼-20与歼-35身上。

“红旗”创立于1975年，冷战余温尚在。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使它成为美国空军乃至盟国空军最具象征意义的对抗平台。今年在内华达州奈里斯空军基地举行的演习，集结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空中力量，百余架战机、约3000名军事人员参与其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B“闪电”、英国“台风”战斗机与“航海家”加油机出现在同一片空域，蓝军与红军在规则内彼此试探。

报道的焦点不在规模，而在角色设置。红队首次编入改装后的F-35B，用以模拟歼-35的战术动作。假想敌不再是过去的低强度目标，而是被定义为“拥有高技术能力”的对手。飞行员训练目标从模拟打击阿富汗或伊拉克的武装分子，转向应对第五代战机的隐身与信息化能力。演习叙事由此发生转折。

选择谁作为假想敌，从来不是偶然。军事问题专家宋忠平的判断直截了当：在“红旗”演习中，美国向来选择世界最强国家为对手。公开报道显示，歼-20、歼-35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能够同时列装两种隐身战机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中国。对手的形象由能力决定，也由战略判断塑造。假想敌的升级，是对现实军力格局的回应。

演习报道中的细节安排，同样值得留意。蓝方战斗机护航“航海家”加油机，击落一架疑似第五代F-35B“敌机”。胜利场景被刻画得具体而生动。演习之后还将举行规模更大的“竹鹰”演习，地点在太平洋东部。叙事的延伸，使训练与地理空间发生关联，强化了战略方向的暗示。

“红旗”之所以被反复关注，不仅因为战机型号的更迭，还在于它被赋予的象征意义。它既是飞行员磨砺技术的舞台，也是战略想象的展示窗口。红蓝对抗的输赢判定，在技术评估之外，还承载政治语境。宋忠平指出，某些时候输赢存在主观因素，背后有政治需求。若要凸显对手强大，营造威胁叙事，对手方赢得胜利也并非不可。

历史上，印度曾参加“红旗”军演，其苏-30战机在演习中多次击败美国F-15战机。关于是否存在“放水”的讨论，在当时就已出现。外界揣测美方意在试探印度苏-30的战术与性能。这段往事提醒人们，演习既是技术交流，也是信息收集。胜负记录不等同于实战结果，却能成为观察对手的窗口。

报道强调蓝方的胜利细节，与红队模拟第五代战机的设定相互呼应。蓝方击落“敌机”的场景，既展示能力，也维持心理优势。红队的角色被设定为强劲对手，蓝队的表现因此获得更高含金量。演习叙事在这种结构中自洽。

第五代战机的出现，使空战逻辑发生变化。隐身、信息化、数据链整合，使单机性能不再孤立存在。宋忠平提到，实际战场中仅聚焦单机性能的比拼并无意义，决定胜负的是体系作战能力。红旗演习的复杂编组与跨军种协同，正是围绕这一逻辑展开。F-35B被编入红队并进行改装，既是战术模拟，也是体系对抗的预演。

奈里斯空军基地的天空，成为技术与战略的交汇点。蓝军与红军分队对抗，飞行员适应潜在对手战术，地面指挥系统实时整合数据。演习并非单纯的飞行表演，而是对作战流程的演练。假想敌的能力设定越接近现实，训练价值越高。

报道开篇的渲染语气，为读者构建紧张氛围。媒体叙事往往强化冲突感，以吸引关注。军事演习本身具有象征张力，媒体表达则放大这种张力。将演习与具体国家挂钩，使抽象训练获得明确指向。对公众而言，这种指向增强理解；对战略观察者而言，它是信号。

51年的“红旗”，见证了对手形象的更迭。冷战时期的苏联，反恐时期的低强度目标，如今的高技术对手，演习的假想对象随着国际格局变化而调整。假想敌的升级，也是一种自我校准。训练对象越强，演习标准越高。

在奈里斯的跑道上，战机起降的轰鸣掩盖了叙事中的争论。红蓝对抗的成绩单如何解读，各方自有立场。可以确认的是，演习的焦点已转向高端对抗。第五代战机被放入红队，意味着对未来空战形态的预设。

当媒体在沙漠上空描绘“与中国的战争演习”时，实际发生的是一场规则内的训练。对手的名字出现在报道中，是能力对比的结果，也是战略环境的反映。红旗演习的天空，既承载飞行员的技术挑战，也映射大国之间的安全想象。战机在2.2万英尺处盘旋，地面的世界继续运转。演习会结束，叙事会更新，对手的形象却会在新的周期中被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