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不说，很多人不知道：最早发现非洲并进入索马里的是位唐朝人

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乘坐专机抵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中索建交还只有短短几年，很多工作人员都以为，这是一段刚刚开启的全新交往史。

有意思的是，就在北京的中南海里，谈起索马里时，主席笑着反问田家英：“你知道，中国人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踏上索马里的吗？”田家英犹豫了一下，只能回答：“大概是近代吧？”

主席随口点出一个名字——杜环。那一刻，现场的人才忽然意识到，这条从长安通向非洲东海岸的航线，其实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悄然拉通，只是沉睡在典籍深处，不为今人熟知。

从时间上看，新中国与索马里的正式交往不过几十年，可若把视线往回推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中原与东非之间的接触，已经穿过战火、海风和商旅的驿站，留下了相当清晰的痕迹。

主席之所以能脱口说出“殊奈”“经行记”这些名字，靠的不是偶然记忆，而是他长期研读《通典》《唐会要》这类典籍时积累下来的线索。索马里在唐代史料中被称作“殊奈”，正是从那里浮出水面的旧名。

从这一点看，杜环走过的那条路，不只是一个人的奇遇，而是大唐与外部世界交往网络中的一根细线；线虽然细，却连接着长安与非洲，连接着中原王朝的视野与大洋彼岸的黑色海岸。

一、怛罗斯余波中的“意外旅人”

时间如果拨回到751年，地点则要移到中亚的怛罗斯河畔。那一年，唐玄宗在位已久，册封无数，帝国疆域空前辽阔，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把军队一路推进到石国一带，试图稳住西域局势。

高仙芝攻破石国后，石国向西方的黑衣大食求援。为了抢占先机，高仙芝率军西进七百多里，想在怛罗斯一战中击溃对手。结果战场上突生变故，军中葛逻禄部众倒戈，大唐军阵骤然崩溃。

怛罗斯之战以唐军失败告终，大量随军的工匠、书吏、画师被俘。杜环就在这批人当中，被卷入时代洪流，本来只是一个文史素养深厚的官吏，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战败后，成了远方世界的“意外旅人”。

史书对于杜环的出身交代不算详细，只能看出其家族是关陇名门，学养不凡。更关键的是，他通晓波斯语，也理解大食语，这在当时属于极其稀缺的能力，直接影响了他在被俘后的命运走向。

正因为这份语言天赋，杜环并没有像普通战俘那样被粗暴驱使，而是得到了相对优待，有机会跟随大食人出入多地，接触他们的政治中心和周边属地。也正因如此，一个唐人第一次有机会系统地观察广袤的伊斯兰世界。

在这些流转的旅程里，杜环随大食人南下，最终抵达非洲东岸一带。按照后来的考证，他所记述的“殊奈”，就是今天索马里南部沿海一带。至此，一名唐人踏上东非海岸，成为现存汉文记载中最早留下姓名的中国旅行者。

二、一本失传之书里的“殊奈”线索

杜环在归国后，用亲眼见到的风物写成了一部《经行记》。这本书原作已不存，只在史家笔记中留下一个寥寥书名，却足以让许多后人扼腕。幸好，他的叔叔杜佑是唐代著名文史学者，主持编纂《通典》。

杜佑在整理制度史材料时，顺手引用了侄子的部分记述，把《经行记》中约一千五百字的内容嵌入《通典》的相关篇章。不得不说，这个无心之举，意外地为后世保留了关于大食及其属地的第一手观察。

在这些残存文字中，“殊奈”这个名字出现得并不耀眼，却异常关键。《唐会要》卷九十八里有一段记载：“殊奈国，昆仑人也。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月余日，习俗文字与婆罗门同，绝远，未尝朝中国。贞观二年十月，使至朝贡。”

短短几句，把几个重要信息串在一起：其一，唐人认为“殊奈国”居民属于“昆仑人”；其二，从交趾海路南行三个月有余，说明路途极长；其三，其习俗文字与婆罗门相近，显示受印度文化影响颇深。

“昆仑”这个称呼，在先秦就已出现，到六朝、唐代逐渐固定下来，用以泛指南海、印度洋一带肤色较深、卷发的族群。这里面的范围极大，从南印度、斯里兰卡，到中南半岛、东非沿岸，都可能被归入这一大类。

有学者根据波斯语“zangī”（意为黑色的人）一词，推测“桑给”“僧祗”等译名，应该都与亚丁湾南岸以及东非黑人原住民有关。殊奈之名，很可能也是在这种语言转换中产生的变体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晚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又给出了一组有趣的对照。他把索马里沿海分成两个部分：北面叫“拨拔力”，南面叫“仍建”。普遍认为，“拨拔力”对应的是巴巴拉一带的部族，“仍建”则大致在今天索马里南部沿海一线。

段成式还特意记下多马力一带的自然环境，说当地“无水井河涧，惟阴土凿窖蓄雨水”。这与索马里南部靠天吃饭、地表少见大河的现实高度吻合。史料与地理景观能对上，是研究者判断这些古地名对应关系的重要依据。

通过《通典》《唐会要》《酉阳杂俎》等多种材料拼接，杜环、杜佑、段成式等人的文字像是一块块散落的拼图，把“殊奈—仍建—索马里”这条线索勾勒了出来。这样看，新中国与索马里的现代交往，恰好接续在一条早已存在千年的海上道路上。

三、“昆仑人”的身影与大唐的包容

说到“殊奈国，昆仑人也”这句话，绕不开唐代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昆仑奴”。这个称呼在今天听上去颇为刺耳，但在当时是一个兼具种族和身份的综合概念，既指出肤色，也暗示身份地位。

唐人笔记里，昆仑奴往往被描写成力大无穷、身手敏捷的人物。《太平广记》中就记载过一位名叫磨勒的昆仑奴，背着崔姓主人潜入一品大员府中，背出侍女“红绡”，从容离开。这则故事后来被小说家放大演绎，成了武侠笔记的灵感来源。

顾况有诗云：“昆仑儿，骑白象，时时锁著狮子项。”短短几句，把大食、南海、天竺等地的奇异形象并置在一起，昆仑儿骑象、锁狮，看上去颇为夸张，却折射出唐人眼中“黑肤勇士”的粗犷形象。

与此同时，史书也记下过昆仑奴起而弑主的极端事件。唐代有广州刺史路元璇，贪墨残酷，引发众怒，一名昆仑奴闯入后堂将其斩首，随后群起响应，攻陷广州。这类记载固然带有戏剧色彩，却提醒后人，当时南海贸易、人口流动已经相当密集。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唐朝的社会结构非常复杂，一方面存在奴婢制度，另一方面又对有本事的外来人士敞开仕途之门。昆仑奴本身只是庞大外来群体中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唐朝对所有外族的态度。

真正能体现大唐气象的，是那些在史书中留下姓名、封号、爵位的异族将相。《旧唐书》《新唐书》里，类似例子比比皆是：史大奈，本是西突厥特勒，后来官至上柱国、右武卫大将军、窦国公；阿史那社尔，是突厥处罗可汗之子，入唐后为右卫大将军、镇军大将军。

还有来自西域的苏禄，出身突骑施别部，在玄宗朝官至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名字看上去与典型汉姓完全不同，却堂堂正正在官署里掌兵理政，这在早期王朝中并不多见。

如果再把视线放宽一点，会发现连诗仙李白的好友晁衡，原名也是阿倍仲麻吕，是日本安倍氏家族成员。来唐留学后，被朝廷破格录用，终身仕唐，屡受重用，只因归国途中遇风失事，最终客死异乡。

刘昫在《旧唐书·食货志》中有一段话，常被后人引用：“但患己之不德，不患人之不来。”意思很直接：只要自身德化、实力足够，四方之人自会来朝贡、求仕。这句话用在唐代身上，并不夸张。

从这个角度再看杜环，就会发现一个颇有意味的对比。一边是战败被俘、随波逐流的个人遭遇；另一边是大唐整体上对外开放、广纳异才的制度格局。个人的命运曲折，却恰好把帝国与外部世界的连结放大到了极致。

四、海路、商旅与索马里的长远身影

唐代与外部世界的往来，并非只靠陆路丝绸之路。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拓展对外港口以来，广州、交趾等地的海上运输线愈发繁忙。到唐玄宗时期，外商云集广州，昆仑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出入市舶，已经相当常见。

从交趾沿海一路南下，经林邑、室利佛逝，再穿过马六甲一带进入印度洋，向西横渡到达锡兰、古里、阿曼，最后抵达亚丁湾与东非海岸。这条路线，在碑刻、舶脚记载和外国文献中都有迹可循。

索马里所在的亚丁湾南岸及东非沿岸，就是这条海上交通线的关键节点。大批阿拉伯、波斯商人沿海岸建立据点，开展象牙、香料、黄金等贸易。唐人眼中的“殊奈”“拨拔力”“仍建”等地名，正是通过阿拉伯人、大食人转述而被记录下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杜环以战俘身份随大食人南下，虽带有偶然性，却并非完全孤立的特例。他能看到当地依靠雨水挖窖蓄水的习惯、缺水少河的地貌，很大概率是亲临其境后留下的直观印象，而不是书斋里揣摩出来的“空谈”。

在唐代的官方档册中，索马里南部黑人国被归入“昆仑族”广义范围，与南印度、斯里兰卡、中南半岛等地一并记录。这种分类方式从现代看未免粗糙，但对当时官员而言，已经算是尽力在有限信息下进行的归纳。

值得注意的是，《唐会要》虽然记载“殊奈国，未尝朝中国”，但同时又说贞观二年曾有使者来朝贡。这种自相矛盾的地方，说明唐人自身对海上诸国的认识也在不断修正，信息来源有时并不统一。

海上往来的另一面，是人口的迁徙与流散。昆仑奴、新罗婢、菩萨蛮等称呼，在唐诗词和乐曲名中多次出现，背后是大量外来人口进入中原社会的事实。“菩萨蛮”这一曲牌，据说就与西南、南海一带的少数民族女子形象有关。

对普通唐人来说，或许很难在地图上精确指出“殊奈”在哪里，却能在集市、酒肆、军营中经常看到肤色黝黑、口音陌生的身影。他们有的被编入军队，有的在市舶司充当翻译，有的则以艺人、工匠身份谋生，慢慢融入当地。

从时间轴拉开来看，隋唐时期与包括索马里在内的非洲地区的接触，并非短暂的奇遇，而是长期海上贸易与政治交流的自然结果。只是由于文献散佚严重，加上记载多零碎，不容易被后人一眼看出这层连续性。

五、大唐视野中的“华夏与四夷”

唐太宗在总结治国经验时，多次谈到如何看待“华夏”与“四夷”的关系。《贞观政要》中有一段对话极为关键：凉州都督李大亮建议不要过度依赖边将、厚待外族而压迫内地百姓，太宗深以为然。

他讲了一句后来常被引用的话：“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意思是，中原百姓是根，四方民族是枝叶，枝叶再繁茂，如果伤了根本，也难以长治久安。这个说法既体现了以华夏为中心的观念，也表明对外族的态度是“枝叶”而非“弃物”。

在这种思路下，唐朝既不把外族一概视为敌人，也不会轻易赋予超出内地百姓之上的特权，而是强调在统一政治框架下“兼收并蓄，量才为用”。有人能领兵作战，就封为节度使；有人能通译文书，就任命为译官、书记。

不得不说，这种兼容姿态与强大的国力相互支撑，才形成了“万国来朝”的盛景。刘昫评论唐朝时提到：“蛮夷虽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亦能候律瞻风，远修职贡。”这里的“候律瞻风”，既有对王朝威望的肯定，也隐含一种自信：只要自身德政不坠，远方自然有人慕名而来。

把这些制度性表述与杜环的经历放在一块看，会产生一种颇为微妙的对照。一方面，他作为唐人因战败被俘，身不由己；另一方面，他记录的“殊奈”“昆仑人”，又是唐朝视野中“枝叶”的一部分，说明大唐在精神版图上早已将这些遥远地区纳入考量。

索马里在唐代只是众多远方国度中的一环，却因为杜环的一支笔，意外地被固定在中国典籍里，与高昌、焉耆、突骑施、婆罗门国等并列。这个位置既不显赫，也不卑微，却真实地存在着。

站在当时的角度看，长安书吏在黄卷青灯下写下“殊奈国，昆仑人也”几个字时，或许难以想象千年之后会有人专门从中抽丝剥茧，去追索它与索马里之间的对应关系。可对后世史家而言，正是这种不起眼的句子，撑起了中非交往史的一块关键支点。

把时间轴从贞观、开元一路延伸到20世纪六十年代，中原王朝的形态几经变换，疆域、制度、旗号都不相同，但那条从南海、印度洋通往非洲东海岸的海路并没有完全中断。商舶的帆影、海风中的咸味、人群的往来，把许多细节冲淡了，却保留了总体的方向。

在这一长线上，杜环只是一个小小的节点。怛罗斯败后被俘、随大食人漂泊、多年后从海路归国，这些经历听上去充满戏剧性，但在历史深处，却只是庞大交流网络中的一段注脚。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背后那个能够“记人于书、记地于册”的大唐，以及它对远方世界那种既好奇又自信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