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回忆11：日本人投降，父亲从监狱中释放，我也顺利上了大学

木兰和我都是那种不甘寂寞的囚犯。我自己不守规矩、胡闹捣蛋的经历，在"文革"被捕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那时我还在念小学。我汗颜地承认我曾不止被一所学校开除，共有三所。毫无疑问，这些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教育，而对读者来说，也是相当有趣的素材。可我父亲并不觉得有趣。他是辅仁大学的教务长，外文系系主任，同时又是附属辅仁中学的校长。我的教育始于培根的幼儿园。我进入所有的学校都要比一般人早，所以我总是比同班同学年龄小，连在幼儿园都是如此。从六岁到九岁，我上了辅仁，然后是另一所天主教学校﹣﹣圣心，上了两年。最后我被送到圣路易中学，那是一所在天津的国际教会寄宿学校，按英国式的课程设置进行教学，由法国圣母兄弟会进行管理。我家是有名望的学术世家，而我被三所学校开除，那是非常丢脸的事。

第一次是有点戏剧性的意外事件，跟弹弓有关。辅仁有位老师是主管纪律的，我们学生们没人不恨他。日本人占领了北京，而这位老师总在宣传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是朋友，说什么"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所以大家都很讨厌他。那时候学校在扩建，那就意味着工地上有很多砖头，我们男生都想：把这些砖头堆积起来造个堡垒会是什么样呢？所以就搭了一个很像样的堡垒，然后我们分成两拨儿，一拨儿试图攻打堡垒，另一拔儿则要保卫堡垒。我带来了我最新的玩具，是家里一位成年朋友送给我的很好的弹弓，很结实，是用自行车轮胎做的橡皮筋，可以把鸟打死。

正玩得开心呢，那可恶的老师过来了，远远地就喊："你们通通给我下来！"

我顺手就给了他一弹。

纯粹是赶上了，因为我的弹弓技艺真没那么高，发射出的石子弹当当正正打到他脑门上，当场就见了血。这可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学校派了一个小代表团到我家汇报我的恶劣行为。

我大哥负责在客厅门外偷听，回来告诉我说："坏了！你还是逃吧，所有的老师都说你打了老师。"

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骑着自行车出去看一位朋友，我们决定不能浪费时间在那里等着会有什么结果，还是去看一场美国电影。

看的是《肮脏的天使》，由詹姆斯·卡格尼主演，讲的是一位在他居住地区很有影响力的匪徒，最后终于被抓了起来，判刑坐电椅。这故事太吓人了，尤其身处我当时的情况下。主要角色的小时候的朋友，此时已成了神甫，在主角最后一次忏悔时，劝告他："你还是能为年轻人做件好事的，你可以装做因为要坐电椅被处死而非常害怕。"所以我就决定回家假装非常害怕。

作为辅仁中学的校长，又是相关大学的教授，我父亲在我攻击了主管纪律的老师后，不可能让我继续在那里学下去了。可是身为大学校长同时又是祖父和父亲同事的陈垣先生，却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中学在他的主管范围之内，所以我被开除使他很不安，因为他不同意这个决定。父亲像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用开除自己的儿子以表现公正的态度，而陈先生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他对所有的人说："开除这个孩子是个大错误，你们等着，有一天他会让你们刮目相看。"

我很爱戴陈垣先生。他是位很慈祥的老人，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父亲一九四八年登上赴台那架飞机的时候，陈垣先生也在最后一批人的名单上，但他拒绝了。人民政府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时又聘他做校长。他七十几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活到九十多岁，在"文革"期间去世。他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但梵蒂冈居然同意他担任一所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他那么大年纪入了党，真是个传奇人物。

我在辅仁中学丢了脸被开除了，接着就去了圣心中学，那年我大约十岁。我在那里待的时间更短，不到两年。

在圣心中学开始读书前，陈垣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鼓励我重新开始。

"现在你可以让所有的人看看，你是块什么料！"他说。

所以当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头两个学期时，我母亲一定要我去拜访陈先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我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可惜我的成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尽管我是到了后来那所学校才开始学英语，可在圣心这短短的时间内却大大扩充了我的中文词汇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我在那里又养成了一个新的癖好，学会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骂人的话，尤其是跟性有关的骂人话。我那个年龄的男孩根本不该知道有这种词的存在，但我很容易地就从同学那里学到了。

此事通过不寻常的途径引起了我父亲的注意。那年所有小学生有个演讲比赛，我被圣心选中做演讲。

学校当局认为："这孩子还行。他能说会道，演讲肯定没问题。"

但我做了演讲之后，裁判们的评论反馈回来是："英少爷很有勇气。但我们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语言清洁度多加注意。"试想我父亲听了之后的自豪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演讲比赛的主题是模范学生的行为准则是什么。我的演讲可能过于有创意了，但这说明我这人不玩假的，而我父亲的失望也不是假的。

那天我放学回家之前，他对我的兄弟姐妹们说："三学生又玩出花活来了，今天晚上我必须跟他谈一谈。我希望他明白此事的严重性。"

我回到家里，父亲却让我上床睡觉，尽管那时睡觉还太早，我的兄妹们也还没有上床。我躺在那里，觉得时间好像已经过了几个小时，非常漫长而紧张。这次我没逃出去看电影。谁知父亲早已忘记了他这个决定，直到我兄弟中的哪一个坏枣提醒了他，他又重新怒气冲天。

他用手拍着桌子，大声喊着："这次我要好好教训你！我要把你送出北京，让你离开你那些只会教你骂脏话的坏朋友！"

我到这时才明白我惹麻烦上身的原因是骂人的话。我知道我又丢脸了，但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骂的。

第二天我就知道了父亲给我做的安排。

他很平静地对母亲说："管教这孩子的唯一办法是送他去法国的教会学校，在那里他会二十四小时受到长辈们的监督。"我父亲知道他们很严格，因为他自己年轻时在欧洲上过此类学校。

我是这么得到这个消息的﹣﹣我父亲直截了当地跟我说："因为你干了这样那样的事，我们要送你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教会学校！你一定要守规矩。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是外国人，如果你不小心，他们会鞭打惩罚你，不是由我，而是由你的同学们。"之后我就被送去法国人的这所教会寄宿学校﹣﹣圣路易中学。

告诉我这个消息两天后，我父亲带我奔了火车站。那是我第一次上火车，我喜欢这玩意儿。距离远近我倒不在乎。我甚至还有点向往寄宿学校，想着也许那地方不错。

为了保存一点自己的尊严，在我们到达之前，父亲教了我一些适用的英语词句。我还记得他给我说的其中一个告诫："如果有人问你会不会说英语，你应该回答：'只会几个字。'"他教了我这句英文后，我就一路唧唧喳喳"只会几个字，只会几个字"。

我十二岁到圣路易的时候确实只会几个字。实际上我所有的英语都是在那里学的。就像我父亲描述的，那是一所男孩寄宿学校，由传教士们管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不会说中文的。虽然没有不准中国人入学的规定，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是付不起那样的学费的。学费很贵。所有的课都用英文教：数学、科学、历史……所有的课程。

圣路易非常严格。平日我们不准离开学校这个圈儿。礼拜天下午允许我们出去，买东西或看电影，但在宵禁时间内要回到学校。

老师们通过鞭笞来管教学生。如果有学生在课堂上捣蛋，就会当众受到羞辱，弯腰站着，用杖鞭打。那原本是让我害怕的事，但我没有被吓倒。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学会说英语。我甚至可以和西方孩子用英语吵架。我们每天都要练习背诵，天天如此，绝无例外，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举个例子，强制地要求我们记住一首现代诗，三个小时后就得完整地背诵。大多数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明白记住的是什么东西。但我还是坚信强记、背诵是一门本事。有许多对语言学习有高深见解的人都反对这种做法，认为那是愚蠢的，但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所以我相信。

在圣路易我们还得背《圣经》，每天背《福音》中的一段。到我离开圣路易时，我已记住了《福音》书中的全部各个章节。尤其突出的一段是基督用五个面包、两条鱼喂五千个人。在三年困难时期请他老人家来显这个灵就好了。我得说，《福音》就其结构、语言，还有意料之外的情节发展，都是写得很成功的文学作品。我还认为，如果要学习一门语言，建立扎实的基础，最好还是背诵杰出的文学作品。

圣路易的老师都是打国外请来的，所以学费很高。能负担学费把孩子送到那里的人都是很讲究的人。其中的一位中国同学﹣﹣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家里拥有山东最大的酿酒厂。另一位英文名字叫"博比"的，他父亲王世景是中国北部整个银行系统的老总。都是极富有的人家。王世景最后被国民党枪杀，尽管他试图用两车银子买回自己的性命。他的儿子逃到美国。在上圣路易之前，他上的是北京的美国学校，他比较彻底地美国化了。在圣路易的学生们的状况还都不错。但半年后，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们都和家人一起被押送到山东一个日本人专门为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荷兰公民设置的拘留营里。

我对珍珠港事件记忆犹新。那天是十二月八日，圣母受孕日，星期天早上，我们照常排好队去城里做弥撒。去的路上，我们就知道情况不对了，因为时在天津的租界里看不到日本兵，可那天到处都是。日本兵的样子看起来永远不成体统，他们的制服似乎总是不合身，不像美国或德国兵。他们的头盔看起来尤其丑。我记得父亲每天早上都要看路透社的新闻稿，然后在早餐时跟我们讲世界上发生的事。他就是这么了解到庆亲王决定将王府卖给日本人的。从此四年的苦日子，从我家被迫搬离庆王府开始了。搬家时我在寄宿学校。我家搬到真如镜，在北堂附近。那是我祖父为他母亲买的房子，她在那儿住了很多年，此时早去世了。房子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比庆王府要小得多。我家占用了整个院子，因为那时（从一九三二年搬进庆王府后），我妹妹若采，双胞胎弟弟若识、若智都已出生，我最小的妹妹在搬到真如镜后没几年也出生了。家里添了四口人。尽管我们占用了整个四合院，跟过去十年中所住的宽敞的王府院相比，还是感觉拥挤。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即使英语是母语的那部分学生离开圣路易去了拘留营，英语还是学校唯一允许的语言。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真的该努力了，最起码因为我是中国人。整个学校总共只有四个中国学生，令人啼笑皆非地被称做"外国人"。所以我开始勤奋学习。当然，我起先被安置在最低班，因为我不会讲英语，但不久他们就没法儿把我留在那里。其他科目我都用中文学过，都会。学校各科过去的学生得分都有纪录，我很快就打破了这些纪录。在总分满分为1200分的所有科目中，我得了1150多分。

学校无法再把我留在最低班，于是通知我家人说我应该跳级。如果我当时留在中文学校读书，我得花五年时间完成学业。最后，因为我在天津跳了几级，又因为战争原因学期课程表变动了两次，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该上大学了。我提前在圣路易学成毕业，于一九四六年进入清华大学。那是在日本人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父亲终于从监狱中被释放之后不久，我家短暂地享受到一段时间的幸福生活。

我虽然最终从圣路易顺利毕业上了大学，但这之前又一次被学校开除了。幸运的是，我被开除的决定得到疏通，他们又让我回去了。原因是我惹上麻烦时，学校当局已经意识到中国可能会赢得抗战的胜利。尽管父亲当时还在狱中，但当局清楚，他一旦被释放，很有可能会在政府教育部门被委以重任。所以他们认为妥当些还是不要把我的所作所为宣扬出去，造成大事件。另外，当时英家在教会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的一位亲戚进行干预让我留在圣路易。最后我在那个学校的时间要比我以前上过的任何一个学校的时间都长，差不多有四年之久。

我做了什么可怕的事要被学校开除呢？其实很荒唐，事发的原因是另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一种很有名的肥皂的生产商。我当时大约十五岁，我记得美国学生们刚回到校园。美国海军陆战队刚进驻天津，促使一些富有的人家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就读，都是走读生，他们在学校吃午饭，回家吃晚饭。那学期我是餐厅的一位桌长，即意味着吃饭前由我负责把饭菜分到每个学生的盘子上。在寄宿学校我们用刀叉从每人自己的盘子里分餐就食，与中国传统用筷子从桌子中间的共用盘里夹菜不一样。有一天吃中饭时，这孩子说我给他的饭菜少了欺负他。天知道他已经够胖的了。但因为那孩子的父亲很有钱，是学校的赞助商，值班老师过来就斥责我。

当然，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咽下这口气。

"他撒谎！"我说，"你可以问在座的各位。"

这时，其他孩子们开口支持我。可那位圣母兄弟会的老师，命令我站起来到一旁罚站。

我无视他的命令，说："我要吃完我的午餐。"

"你敢违抗？"他大怒。

"当然，"我说，"这顿饭是我们家掏了钱的，凭什么不让我吃？"

这所学校里从没有过学生敢和老师对着干。我在那个年纪最大胆，也加上这位老师是个胆小鬼。事实上，他以前经常跟我们讲他出生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少年时期常吃不饱，营养不良，身虚体弱什么的。

我没有屈服。坐下来继续吃我的中饭。这当然使这位修道士愤怒至极。可以看出他离开教室时已气得七窍生烟了。

第二天学校告知我："你被开除了。"我不得不再次打包回家，从天津回到了北京。

回到家里，母亲哭了。

"你怎么这样？"她说，"为你上学花的钱比其他兄弟姐妹多多了，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

我想起一年前在学校得到奖励，全家人特别高兴的情景，而现在我因为不良行为，激怒了老师而被开除。

幸运的是我们家在教会里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就在圣母兄弟会里。被圣路易开除后，我事实上已在准备报读一家中文的教会学校，可那所学校的校长，自己也是位圣母兄弟会成员，却不同意。

"这事儿我得跟他争个明白。"他说。

此时，中国已跟战前不同了。梵蒂冈刚刚颁定我家的一位亲戚荣任下一任教区主教，主管全省。这个即将成为教区主教的人是我三叔祖父的妻子的侄子，也是天津人。他的话是有点分量的。在圣路易的圣母兄弟会也得听从他，因为他将成为他们的上司。我被允许回到圣路易。

我在圣路易最大收益是学会了英语。还有就是第一次接触外国人，虽然这给我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

我在圣路易期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我还记得日本侵略者是怎样占领的天津英租界和其他几个租界。日本人有组织，有效率。他们控制了所有外国大企业，美国的和英国的，却没动法国租界，因为此时法国租界还掌握在维希伪政府手中。父亲之所以送我去圣路易也就是因为这样能避开日本人而比较安全。

每当圣诞节或暑假，我都从天津回到北京，参与一些"课余活动"，有机会接触女孩子们。大约我十五岁那年夏天，下了很多场雷雨，正巧有一位年轻姑娘住在我家。她是位大学生，在帮我父亲整理某种资料，年龄比我大几岁。她家住天津，寒暑假时她又不喜欢住在空荡荡的校舍里，所以我父亲就让她和我们住在一起。那个夏天，每当有雷雨，她就会像一个受惊的小女孩似的，需要男人保护她。我那个年纪的男孩对这样的事又正在开窍。感谢这些雷雨，我们相互之间变得熟悉而亲近。

她家是天津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她父亲拥有的妻妾之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她从没明说过，但我想她是姨太太所生，而非嫡生。我们互相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她回天津时，也会有时到寄宿学校看我。

我和圣路易的一位同学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还有其他两位密友，我们是在"文革"中相对秘密的情况下结识的，我们自称为（当然是私下）"四人帮"。这个"四人帮"中，除我自己之外，其他三人分别是牧师、外交官和后来成为直升机制造商的我的老同学。我们四人后来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取得了较杰出的成绩。我们称自己是"四人帮"是因为我们当时交换信息的方式。拿这位外交官来说，有一天早上突然有人狂按我家的门铃，我从未这么早起过，继而听到我家的门被擂响。

我爬起来对妻子说："真要命，这是谁呀？才六点……"

那是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刚去世不久。我打开门，那位外交官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因为他是一路从楼梯跑上来的。

"你家出什么事了？"我问。

"没有！没有……"他说，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接着他就倒出了这些话："他们终于被抓起来了，他们被抓起来了！"他是指"四人帮"，江青和她的同伙。

此人在外交部职位颇高，监管一个信息中心。即使鲜有人知的事，一旦发生他就立刻知道。所以，我也成了最先获悉此事的人之一。这喜讯就像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一样激动人心。

此事发生后差不多有一个星期，街上没有张贴跟这有关的消息，无人知晓。中国人最爱保密。最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开了。我们自己这个"四人帮"买了酒来庆祝跟我们同名的那几位的倒台。

我们这几个人常聚在一起进行私下讨论。直升机制造商比我小ー岁，在学校我们曾肩并肩和洋人打架，主要是和"白俄"，也就是那些没有护照，又不是苏联公民的那些俄国人。苏联政府不承认他们，他们也不承认苏联政府。他们都声称自己是贵族后裔。他们没有护照，可当时进中国挺容易。这些孩子们喜欢的游戏之一就是侮辱中国人，骂我们。

外交官是我通过我妻子认识的一位朋友。她被借调到外交部接待一位外宾。这位外宾家里拥有一份产业名叫《纽约时报》。外交部当时人手很紧，因为大多数说英语的人都被下放到干校去了，所以找不出翻译或导游来陪同这位重要的外宾。那是一九七五年，周恩来还健在。我的外交官朋友当时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与毛泽东的翻译唐闻生，还有毛泽东的远房外甥女王海蓉关系也很近，她们两位和我妻子曾一起做翻译。唐闻生天生一副好"扩音器"，不费力就能让所有人都听到她说什么。她是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开始出的名。

我的牧师朋友是一九七二年或是一九七三年由飞机制造商介绍我认识的。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很少有人跟自己单位或职业之外的人建立朋友关系。所以，我们这几个人的单位、职业完全不同，聚在一起谈论政治问题得十分小心，因为其他人可能看到我们在一起，就会想："他们这几块料是怎么凑到一起的？"

每过一段时间，我们其中就会有人提议聚一聚。我妻子手艺出众，很会做菜。这样我们就能吃上一顿。当然，除了吃，重要的是交换最新的消息。现在听起来很正常，可在当时却不是。如果我们被发现常在一起聚会，谈论些我们本该莫谈的国事，甚至仅仅交流各种政治动态的小道消息在当时就足以定罪。

我们通常以谈论最热门的消息开始，常常是我们当中谁听到的内部消息。比如，直升机制造商会说，他见到了某大领导，看起来最近"不得烟儿抽"。

如果是这类值得注意的事，我们当中就会有人坐直身子问："是吗？能出什么事儿？"我们一聊能聊几个小时，当然也不一定得出什么结论。

我有几位很好的朋友是我收集消息的通常渠道。我费这么大劲儿，冒这么大风险图的是什么呢？这恐怕得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来分析，但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政治上的困惑，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我们是"凡事往最坏处想"。最主要的是像"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经历使我们都深刻地意识到什么叫"祸从口出"。

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剧协理事，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剧本室主任。先后主演了《骆驼祥子》、《茶馆》、《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名剧。此外，在影视表演方面也取得了蜚声中外的成就，是中国老一辈演员中唯一堪称“国际明星”的艺术家。英若诚先生不但是表演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也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