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斯达黎加选出新总统，拉美右翼再下一城

2月1日，哥斯达黎加同时举行总统与国会选举。主权人民党候选人劳拉•费尔南德斯（Laura Fernandez）在首轮投票中获得48.3%的选票，跨过40%的法定门槛，直接当选该国下一任总统。

“治安焦虑”成选举主要议题

近年来，哥斯达黎加治安形势恶化，与毒品相关的暴力事件频发，使得这场选举备受外界关注。但其选举焦点并不在于传统的“左”“右”意识形态的标签，一种弥漫社会的“治安焦虑”反而压倒其他议题，成为竞选的主线。选民将“能否遏制犯罪上升”视为检验政府能力的首要标准。

在同期举行的立法选举中，费尔南德斯所在的主权人民党在57个席位的一院制国会中斩获31席，取得简单多数优势。这意味着新政府在未来一般立法和人事任命上将拥有更为顺畅的通道，有望摆脱前任政府处处受国会掣肘的困境。然而，主权人民党并没有取得压倒性优势。由于未达到修改宪法所需的38席“超级多数”，在涉及司法、宪政或重大紧急授权等议题时，主权人民党仍须与反对派进行协商，政治谈判的空间依然存在。

费尔南德斯打造“强人”形象

从费尔南德斯的个人经历来看，其政治身份具有明显的延续性。现年39岁的她曾在查韦斯政府担任国家规划与经济政策部部长，被视为现任总统罗德里戈•查韦斯（Rodrigo Chaves）的亲密盟友与政治继承人。这也塑造了她的竞选基调：一方面强调延续现有路线，以“强化治理、注重执行”回应公众对治安与腐败的担忧；另一方面又以“深刻且不可逆的变革”塑造新时代开端的个人形象，试图将自己定位为既承接稳定、又敢于推动转型的强势领导人。

在施政纲领上，费尔南德斯的政策取向同样明确：其将打击毒品相关犯罪列为优先事项，主张采取更严厉手段遏制暴力，并提出仿照萨尔瓦多总统布克莱的模式兴建高戒备监狱设施；有意推动宪法改革，在反犯罪名义下扩大行政处置权限，甚至可能触及“临时限制部分公民自由”的敏感领域；主张延续前任政府的市场友好的改革方向，注重改善投资环境与治理效能，以换取经济增长与就业市场的稳定。

拉美右翼力量崛起

客观而言，费尔南德斯的胜选，反映出拉美近期右翼及右倾民粹力量崛起背后的三重动力。

其一，拉美的“政治钟摆”再次摆动。在部分拉美国家，执政的中左翼或改革派未能交出令民众满意的经济答卷，于是选民转向更强硬、更反建制的替代选项。

其二，非传统安全议题重塑选举逻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在拉美地区，最高约三成受访者将犯罪与不安全视为国家“首要挑战”；经济与合作组织对拉美的调查也表明，平均约60%的受访者将“犯罪或暴力”列为本国最紧迫问题之一。当安全议题凌驾于其他关切之上，主打“强势治理”的候选人自然更容易凝聚多数支持。

其三，特朗普式保守主义的外溢效应日益显现。美国在西半球推动的安全化叙事及其“强化区域主导”的倾向，客观上为亲近美国、重视安全的拉美右翼提供了更有利的外部氛围与政治背书。

正因如此，未来哥斯达黎加政府在地区事务中与美国的互动，很可能呈现“安全合作先行、利益交换突出”的特点。华盛顿已在费尔南德斯当选后迅速致贺，并将合作议程明确锚定在缉毒、移民、网络安全与经贸等领域。这既是对新政府路线的积极回应，也为后续的双边合作划定框架。另一方面，在“新门罗主义”抬头与美国加强泛安全化叙事逻辑的背景下，美国对中美洲的政策往往将反毒、移民管控与安全援助捆绑推进。哥斯达黎加若希望获得更多资源与支持，或需在边境治理、执法协作、情报共享等方面对美国展现更高配合度。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费尔南德斯能够毫无阻力地将“强势治理”推行到底。主权人民党虽掌握简单多数，却未拥有“超级多数”，推动重大制度改革仍离不开跨党派协商。同时，治安领域的重大改革如果触及权力边界与公民权利的敏感红线，势必引发国内外对民主制衡的持续关注。对费尔南德斯而言，真正的考验不在于胜选之夜的政治宣言，而在于上任后能否在“快速见效的安全承诺”与“长期稳定的制度信誉”之间，找到一条不撕裂社会、也不透支民主的可行路径。（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李俊霖、陈鑫琳）

编审：高霈宁 申罡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