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惨剧！当手机变成见证苦难的窗口，如何消化这份集体创伤？

近期，明尼阿波利斯居民亚历克斯·普雷蒂和蕾妮·妮可·古德遭到杀害的事件，再次将公众的视线拉回至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的行动上。

尽管他们并非唯二死于该机构执法人员之手的人，但记录其死亡过程的第一手视频，却让全球观众共同见证了正在美国发生的极端暴力行为。这些片段的多个版本在全球范围内疯狂流传，捕捉并放大了世人对这种不公义行为的真切感知。

这些视频生动地展示了移动媒体如何正在将我们每一个人，转化为一种观察他人苦难的新型“见证者”。面对这种集体性的创伤，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消化它，并将其转化为有意义的行动。

每一天，我们都在通过手机屏幕与失去、哀恸和死亡迎面相撞。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行动参与者与旁观者之间、哀悼者与见证者之间的距离正在瓦解。学者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情感见证”。社交媒体的兴起、执法记录仪技术以及无处不在的监控媒介，共同驱动了这一进程。

当我们观看悲剧事件的流传片段时，记录者的情绪边界会与我们自身的情绪产生融合。我们能在自己的身体里感受到他们的悲伤，并由此成为见证行为的延伸。

所有的见证本质上都是“情感化”的，这意味着它会沉淀在我们的身体、心灵和思想之中。但移动媒体带来的见证具有一种特殊的强度。这是因为手机就住在我们的口袋里，占据了一个极其私密的空间，让我们无法总是与其保持距离。

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交媒体见证死亡研究者达茜·哈里斯所说的“政治哀伤”。政治哀伤涵盖了面对系统性不公的群体所感受到的集体性丧失与哀悼。这种哀伤可能表现为由于特定事件、政策和意识形态引发的情绪、心理及精神上的困扰。

在美国报道的所有这些涉及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暴力事件，都深植于全球范围内流淌的政治哀伤之中。它们引出了一个盘旋不去的问题：“这难道就是世界的未来吗？”

自诞生之日起，移动媒体就在呈现政治哀伤和提供集体行动机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是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早期阶段，移动媒体就已被用于“人民力量”的政治运动。例如在2001年的菲律宾，短信曾被用来动员示威者，要求罢免当时的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

我们也不能忽视，当移动媒体被国家用作监测和监视手段时，它同样可以成为一种致命的武器。

在哀悼者与见证者距离逐渐消失的空间里，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数字化的“悲恸素养”。心理学家劳伦·布林及其同事将此描述为：寻找方法来识别并正常化关于悲伤、哀悼和丧失的尊重对话，并将这些对话与希望及社会变革联系起来。

针对那些令人不安的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执法视频，这种素养可以体现为：在重新分享血腥或暴力素材前停顿一下，考虑谁可能会受到影响；寻找安全且专业的空间来处理政治哀伤。同时，尝试将痛苦转化为现实世界中切实可见的行动，比如联系政策制定者，或为受影响的家庭提供支持。

我们还需要理解，每个人的哀悼方式都是不同的。在过去两年里，我们一直在调查澳大利亚普通民众如何通过移动媒体探索悲伤与哀悼。通过对哀悼者和领域专家的访谈，我们遇到了各种故事。这些故事涵盖了从私人性质的丧亲之痛，到集体性的“非死亡”丧失，例如生态性哀伤和政治性哀伤。

许多受访者发展出了自己的社交媒体策略来应对个人和集体层面的丧失。有些人出于对自身心理健康的保护，或出于对受害者尊严的尊重选择不分享视频。他们中也有人对重新分享视频能否产生积极的现实影响持怀疑态度。

另一些人则进行深思熟虑的分享，旨在创造理解、希望和行动主义的空间。但理顺这些复杂情绪的责任不应完全落在个人肩上。归根结底，我们需要更完善的媒体悲恸素养教育，以及能够处理个人与集体层面哀伤的公共讨论机制。

手机屏幕发出的微光，在深夜里往往显得格外刺眼。当我们滑动指尖，看着那些在远方发生的、充满冷酷色彩的推搡与呐喊时，这种光亮有时并不能照亮真相，反而像是一记记无声的重锤。那些无法被“取消观看”的画面，最终会变成某种长久的耳鸣，提醒着我们，这个世界的痛感并不因地理距离而削减。或许，我们不仅要学会如何注视他人的苦难，更要学会在退回现实生活后，如何在那片被数字化悲伤浸染的荒野上，重新种下一点点名为“同理心”的火种。

拉里萨·霍斯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移动媒体与游戏教授

卡特琳·格伯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临终与悲痛研究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