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江南春》事件告一段落：小毛贼与民国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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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江南春事件”有了调查结果通报，24人被处理。常务副院长徐湖平负主要领导责任，此人还涉嫌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通报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松风萧寺图轴》仍然下落不明，正在全力循线追查。

南京博物院是遭遇了监守自盗的小毛贼，制度缺失、管理混乱、违规操作等原因都可以找到，我看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博物院是最有文化的地方，然而这最有文化的地方，却遭遇了最没文化的人，最没文化的事。

某个大V不是说文人无用吗？我看不是文人无用，而是如今文人正在成为稀有品种，文人不是太多了，恰恰是变少了。

文人是社会的良心，有知识不见得称得上是文人，没了良心，就会产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某个大V不是说民国大师是相互吹捧出来的吗，不是说这些人“一百年贱”吗？不是说他们面对西方没了骨头吗？

必须要对比一下，对比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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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奉命参加清朝大内八千麻袋档案的整理工作。1928年，鲁迅写了《谈所谓“大内档案”》：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同一时期，1929年，胡适写了《我们走那条路》，文中说：

中国人生活里有一件最惹厌的事，就是有一种特殊的贪小利行为，文言叫做‘染指’，俗语叫做‘揩油’。上而至于军官的克扣军粮，地方官吏的刮地皮，庶务买办的赚钱，下而至于家里老妈子的‘揩油’，都是同性质的行为。

鲁迅和胡适的话会让人感觉“不适”，因为他们不只指出了具体问题，还进入了文化层面，这样的追问会让某些大V生气，然后说这是对西方的“跪拜”，这是不爱国，甚至是“卖国贼”。

鲁迅说“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这在《江南春》等作品身上应验了。

庞增和先生捐赠了画作，这些作品就成了“公共的东西”，待他们流向拍卖市场，庞家后人就无权过问，甚至对他们的诉求置若罔闻，甚至不惜侵害庞增和先生的名誉权。连捐赠人家族都不能问一句，社会各界还有什么监督的可能？

如此一来，鲁迅和胡适的文章就有大用，鲁迅和胡适写这种文章就需要“大勇”。

我见网友说得很有道理：全国的博物馆都有必要进行普查。这种高度专业、高度封闭的圈子，是否还有一些“毛贼”？毛贼都是小的，不要变成“蟊贼”，蟊贼可是大个头的硕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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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抗战，日寇损坏我国2000所图书馆，损毁图书1000万册以上。侵华日军在北方炸毁了南开大学，在南方炸毁了商务印书馆，北大、清华的几十万册图书荡然无存。日寇如此毁灭他国文化，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九·一八”事变之后，大批国宝文物面临强盗威胁。当时发生了激烈争论，一些人认为应该就地保存，誓与国宝共存亡，蔡元培、傅斯年、易培基则力排众议，主张南迁，躲避战火。从此殷墟甲骨、韩愈苏东坡作诗吟哦的石鼓、居延汉简、宫廷文物、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古籍等等大批国宝，开始了行程几万里的长征，这是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

这些用骡马驮运的、远赴重洋的东西，可没听说被哪个毛贼据为己有。

以古籍图书来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给驻美大使胡适写信，建议将保存在震旦大学的300多箱善本转移到美国，胡适立即联系美国国会图书馆，美方对中国古籍给予极大同情，但官方不愿出面。

胡适个人出资，委派王重民回国。王重民是陈垣弟子，此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员，他回国后，与袁同礼优中选优，精选出102箱，转移到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中。最终袁同礼在海关人员帮助下，让这批国宝搭上了去美国的轮船。

北京大学保存了另一件重宝，就是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半农教授的弟子沈仲章历尽艰辛，将国宝带到香港，但香港即将沦陷，汉简的去路一是昆明，二是菲律宾，但是都感到不安全，最后同样运到了美国，由胡适联系，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居延汉简

1946年，胡适即将回国，他将收条、钥匙全都交给王重民保存，4月6日胡适日记记载：

现寄存国会的，尚有汉简十四箱，钥匙十四件，收条一纸，均交重民代收存。俟将来海运大通时，与北平馆善本书一同运回。

1965年，这批国宝运抵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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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文化的载体，甚至根本就是文化本身。试想“石鼓”如果不存在了，那该是多么大的损失？那可是一千多年前的韩愈就呼吁要保护的国之重宝。

中国文物的艰辛历程，我们只列举了蔡元培、鲁迅、胡适、傅斯年、王重民等人，他们只是千万文人中的代表人物，这千万文人是民族的脊梁，是社会的良心。

石鼓

王重民回国后任北大教授，他是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图书馆学专家、敦煌学家。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写到，他们被关在“牛棚”中时，有一天王重民突然被揪出队列，先是一个耳光，然后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他用粗糙的手纸写思想汇报，季羡林说，王重民先生的事迹，“可以载入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

1974年，王重民步王国维后尘，自尽于颐和园，死时手里捏着一本《李卓吾评传》。李卓吾是李贽，明代著名思想家，一生反对假道学，反对思想禁锢，恰好，李贽也是古稀之年自杀的。

王重民敢于用手纸写“汇报”，但他对古籍对学术，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甘心为之殉道。

有朋友一定能会说，南博的那些小毛贼，如何能与民国大师比？

我要说，不比怎么行呢？我们看那些先贤，他们季布一诺，他们清风明月，他们不避斧钺，他们杀身成仁，他们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不去景仰先贤，如何能学到那些人格？

如今不但不去比，有些人还千方百计往这些人身上泼脏水，说他们卖国，说他们“跪着”，说他们“一百年贱”。有些人以最不道德的方式，大谈道德；以最没文化的方式，大谈文化。

所以说，小毛贼事件，也折射出文化建设的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