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芳子美艳绝伦？抓捕她的特工回忆：她面色蜡黄，像老太太一样

1945年9月12日清晨，北平的胡同里还残留着夜雨的泥腥味。甩着袖子走过街口的报童大声喊着“东京投降、日军完败”的号外，一份份飞进茶馆，也飞进了一双戒备的眼睛——那是川岛芳子，化名“金璧辉”，此刻正躲在一间破败的青砖小院里，窗纸被风一吹就“嘎吱”响。
外界对她的传闻五花八门：据说身高一米七，骑马挎刀，眉眼似画；据说军装一穿，千军万马都得听她的。可透过窗缝，邻居看到的却是个裹着旧棉袄、头发花白、脸色病黄的女人，低头煮粥，咳得厉害。落差，让人直犯嘀咕。

要解释这份落差，得把时间拉回到1907年。那年五月，她出生在清末王府，后来被蒙古亲王甘珠尔扎布收为义女，再被日本浪人带到东京。语言、射击、情报学，十几岁就学了个遍。1924年回到中国东北，她已经能流利切换日语、汉语、满语，外加一口带洋腔的英语。身份转手之间，她成了关东军最便利的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川岛芳子身着男装，陪同石原莞尔在沈阳骑马巡视；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她又扯着青天白日旗混进上海公共租界，收集守军炮位。消息源后来回忆：“那姑娘一笑，像春天的海棠，可转脸就安排刺杀。”确实，年轻时的川岛芳子有着并不常见的精细五官，再加混血气质，对许多军官来说颇具迷惑性。

然而，高压的特务生涯终究要还账。她染上大烟，靠吗啡续命。国内戒烟所跑了好几家，日本医生也束手无策。到1940年前后，身边人已很少再提“美艳”二字，只担心她哪天没药就抽搐死在旅馆。

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川岛芳子先是躲进天津意租界，发现风声不对，又连夜坐卡车北上。她选中的落脚点，是北平鼓楼附近一条死胡同。之所以选那里，只因周围几乎没有汉奸熟人——她再清楚不过，昔日同伙现在人人自危，没人敢藏她。

保密局北平站得到线报，是9月8日晚。情报里连院子门口那颗歪脖槐树都写得清清楚楚。局里临时抽调一支小队，队长张霈芝年仅31岁，山东人，黄埔六期。文件上规定“先侦后擒”，可张霈芝一句“夜长梦多”，直接改成突袭。

9月12日凌晨四点半，小队摸进胡同。木门锁着，门缝透着昏黄的煤油灯光。张霈芝低声一句：“一鼓作气，别惊动邻居。”队员点头。随即，“咔嚓”一声撬锁，“嘭”地踹门，几支驳壳枪对准正要起身的女子。
“你叫金璧辉？”张霈芝问。
“别装了，我知道你们找谁。”对方抬头，声音嘶哑。

灯光下，她面色蜡黄，眼袋下垂，头发枯白，肋骨一根根顶在棉袄里。张霈芝事先看过照片，却还是怔住：影像里那名意气飞扬的女间谍，如今像五十岁病人。为了谨慎，他拿出照片比对眉骨、鼻梁，确认无误后才松了口气。

另一名队员见状，悄声嘀咕：“这跟传说差太远了吧？”张霈芝摆手，让他闭嘴。随后搜出一盒烟枪，几支空安瓿瓶，还有一本写满密码的新笔记本。笔记本交给后方技术组破译，里面记录着她在华北搜集的情报渠道，有些渠道直到那一刻国民政府都没掌握。

押解途中，川岛芳子向张霈芝提出唯一请求：“给口烟，走得安稳。”张霈芝摇头：“办不到。”女犯人脸色铁青，双手却止不住颤抖——那是长期鸦片依赖留下的症状。

关押地点选在北平看守所旧楼三层。未审先传的谣言很快被实物打破：监狱医生登记时写下“体重47公斤，心肺功能衰弱，双臂针孔密布”。同日，中央社电讯发稿：“凶名远播，貌相早非传闻之盛”。

军事法庭于1947年10月在南京开庭，前后历时五个月，调阅档案二十余箱。根据原始卷宗，她涉及二十八起重大间谍事件、三宗暗杀计划及直接策划溥仪出逃路线。一桩桩，一件件，都有纸证人证。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被判处死刑，执行地点在第一监狱操场，时年40岁。

值得一提的是，宣判后她仅提出“仍穿男装就刑”的要求，法庭未予批准。行刑当日，她身着蓝布女囚衫，面无表情，被押到刑台前只说了四个字：“谢你们啦。”枪声三下，尘埃落定。

美貌、神话、传奇，都随着那四声步枪保险栓的拉动而终止。浮华背后，是一个在战争与欲望夹缝中苟活的灵魂：年轻时靠容貌与手腕游走于权势之间，中年被毒瘾反噬，晚年在破院子里和老鼠抢剩饭。那些年对她垂涎三尺的军官，可能想不到自己迷恋的人会有如此下场；而北平胡同的邻居，只记得那位瘦弱妇人天天咳到天亮。

川岛芳子的一生，总结起来并不复杂——信错了国，选错了道，沉溺在迷药与谣言里，把锦绣年华活成一段惊悚故事。她当年靠着“美艳”二字撬开情报机关的大门，却终究没逃过命运的结算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