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飞行员劫机叛逃中国，被中国判8年，释放却说：无比感谢中国

1985年12月19日，一架印着CCCP字样的苏联客机，意外降落在中国黑龙江甘南县的冰天雪地中。

这不是一场意外事故，也不是一次军事演习，而是一场由副驾驶精心策划的劫机事件。

时间回到1985年的寒冬，黑龙江甘南县的农民们如同往常一样，早已进入“猫冬”模式。

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多，长吉岗农场的副场长刘国忆正和办公室主任黄敏闲聊，无意间瞥见东北方向的麦地里，一片白花花的影子格外刺眼。

“你看那玩意儿，咋那么像飞机？”刘国忆的一句话，让两人瞬间绷紧了神经。

彼时的中苏关系，还处在“冰冻期”的尾声。

刘国忆和黄敏不敢耽搁，立刻召集了农场工人和当地民警，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麦地里赶。

越靠近，那架飞机的轮廓就越清晰——机翼上的苏联民航标志赫然在目，机身因迫降有些受损，庞大的身躯静静地“趴窝”在冰封的土地上。

没人见过这样的场面：异国客机、冰天雪地、不明来意，空气中弥漫着意外、紧张与不安。

此时的机舱内，早已是一片混乱。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中，发动机早已停止运转，机舱里就像一个巨大的冰窖，38名乘客裹紧了衣物，眼神里满是恐惧与迷茫。

而机舱门，被机长死死锁住——在当时的苏联宣传中，中国被塑造成“敌人”的形象，这些乘客和机组人员坚信，一旦走出机舱，就会被“逮捕”“关押”。

就在双方陷入“大眼瞪小眼”的僵持时，驾驶舱的门开了。

一个满脸大胡子的男人，顺着舷梯缓缓走了下来，他便是副驾驶阿利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

他冲着现场的民警比比划划，嘴里不停念叨着俄语，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听懂。阿利穆拉多夫索性用手比出了一个开枪的姿势，又指了指天空，再指了指自己。

众人瞬间明白了——这架飞机，是被这个男人“弄”过来的。

他们立刻意识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留下民警和工人在现场看守后，两人撒腿就往回跑，必须第一时间将这件事上报给齐齐哈尔市公安局。

劫机的人，其实并没有多么复杂神秘的背景，他叫阿利穆拉多夫，是一个出生在阿塞拜疆巴库市的普通人。

当然嗯，他在普通中人中也算优秀了，因为，他有着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苏联民航飞行员。但阿利穆拉多夫生性倔强，不愿意为了迎合领导而送礼、说奉承话。

在工作中，他认为领导的安排存在不公，便直言不讳地提出异议，甚至多次与领导发生争执。

可在当时的苏联体制下，领导的权威不容挑战，他的“耿直”就是“叛逆”与“挑衅”。

为了报复这个“不听话”的下属，领导们想出了一个极其狠辣的办法——给阿利穆拉多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

熟悉冷战时期苏联历史的应该知道，当时，苏联存在一种“惩罚性精神病学”，专门用来对付那些思想“有问题”、不听话的人。

阿利穆拉多夫后来在审讯中坦言，他前前后后被领导强制送进精神病院5次。

一个技术过硬、热爱飞行的飞行员，仅仅因为不肯低头妥协，就被当成“疯子”一样对待，这让他彻底陷入了绝望。

从1980年开始，他开始四处上告，一封封申诉信从雅库特寄到莫斯科，寄到苏共中央，他希望能讨回公道，告倒那些整他的领导。

这一告，就是5年。

然而他并没有成功，他的领导安然无恙，反而换来了更残酷的报复——他被撤销了飞行员的职位，失去工作后，家庭也随之破裂。

到了1985年，阿利穆拉多夫失去了工作、家庭，被体制彻底抛弃，他对这个曾经热爱的国家，彻底失去了希望。

绝望之下，阿利穆拉多夫萌生了“逃亡”的念头。他的第一目标，是当时被苏联宣传为“自由灯塔”的美国。

他偷偷溜进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希望能寻求政治避难，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美国人不愿因为一个普通的苏联飞行员，惹上不必要的外交麻烦，直接将他拒之门外。

美国的路走不通，正规的出国渠道也被堵死——一个被贴上“精神病”标签的人，根本不可能获得出国许可。

于是他故意“服软”，装作被磨平了棱角，不再与领导对抗，领导们以为他彻底妥协了，便放心地让他官复原职，继续担任副驾驶。

1985年5月，他居然被恢复了飞行员的职位。但只有阿利穆拉多夫自己知道，他从来没有妥协过。

恢复飞行员职位，他开始秘密策划劫机，而美国距离太远，安-24客机的油量根本不够，他便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在他看来，中国与苏联关系紧张，他这个“苏联叛徒”逃到中国，中国不仅不会把他送回去，反而会将他当成“宣传筹码”，这样他就能获得“安全”。

12月19日还是那架安-24客机，还是副驾驶的职位，驾驶舱里一共有4个人：机长、阿利穆拉多夫、领航员和机械师。阿利穆拉多夫将刀和锰钢条藏在身上，顺利登上了飞机。

飞机起飞后不久，领航员起身去卫生间，驾驶舱里只剩下3个人，阿利穆拉多夫先是假装发现客舱有机械故障，对机械师说：“你赶紧去客舱检查一下，避免出现意外。”

机械师没有多想，立刻起身走出了驾驶舱。就在机械师关门的瞬间，阿利穆拉多夫猛地反锁了驾驶舱门，同时打开了飞机的自动驾驶功能。

此时，驾驶舱里只剩下他和机长，机长瞬间意识到不对劲，一边大声呵斥他，一边伸手去按警报按钮。

警报信号成功发出，苏联空防部门也瞬间得知这架飞机出现了异常，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阿利穆拉多夫掏出了藏在身上的刀和锰钢条，顶住机长的胸口，逼迫他关闭警报信号，并且改变航向——越过额尔古纳河，进入中国领空，最终降落在黑龙江甘南县的长吉岗农场。

回到现场，工作组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机舱里那些不肯下来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机长担心没有苏联大使馆的命令，自己会承担“叛国”的责任，始终死死锁着舱门。

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机舱里没有暖气，乘客们又冷又饿又怕，而工作组能做的，就是送去物资，承诺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劝他们下飞机取暖。

可一开始，机舱里的人根本不肯接受——几十年的冷战宣传，让他们对中国充满了猜忌和恐惧，他们坚信这是“陷阱”。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整整29个小时，工作组始终没有放弃，持续喊话安抚，不断送去物资，用行动一点点化解着对方的戒备。

直到苏联驻中国的外交人员火速赶到现场，机长隔着窗户确认了使馆人员的身份，又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才终于打开了舱门。

38名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他们被立刻送往齐齐哈尔市的湖滨宾馆。

苏联派一架图-134客机来哈尔滨机场接这些人回国，中国方面二话不说，调来了两架直升机，将这几十号人从齐齐哈尔转运到哈尔滨，还在他们登机前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机长谢尔盖维奇在宴会上，代表机上所有人向中方表示感谢，苏联大使馆也对中国的妥善处理给予了赞赏。

乘客和飞机都顺利返回了苏联，但劫机者阿利穆拉多夫，还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这个男人，该如何处置？瞬间成为了中苏双方的焦点。

苏联方面的态度极其强硬，多次向中国施压，要求立刻将阿利穆拉多夫引渡回国：

“他是苏联公民，在苏联飞机上劫持苏联乘客，犯下了叛国罪，必须交由苏联严惩。”

在苏联看来，这根本不是一起简单的刑事犯罪，而是一起“政治叛逃”事件。

阿利穆拉多夫的行为，是对苏联体制的背叛，如果中国不将他送回，就相当于默许了这种“叛逃”行为，后续可能会有更多人效仿，这对苏联的统治而言，是巨大的威胁。

所以，他们必须要把阿利穆拉多夫抓回去“杀鸡儆猴”，挽回颜面。

而中国方面，却顶住了这份巨大的压力，坚持自己的立场，理由充分且站得住法理。

第一，劫持民用航空器，是国际公约明令禁止的严重刑事犯罪，任何国家都有义务打击这种行为；

第二，阿利穆拉多夫的劫机行为，最终的降落地是中国领土，按照国际法和中国刑法，犯罪行为发生地（包括降落地）的所在国，拥有无可争议的司法管辖权。

简单来说，人在中国犯了罪，就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来审判。

彼时的中国，正努力在国际上树立独立自主、有法必依的大国形象，如果因为苏联的压力，就轻易交出阿利穆拉多夫，不仅会丧失司法主权，更会让国际社会看轻。

双方的立场针尖对麦芒，一边要“人”，一边要“法”，僵持不下之际，谈判成为了唯一的出路。中苏来来回回谈判了50多次。

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了一个堪称“高明”的妥协方案。

这个方案一共有三条：

第一，阿利穆拉多夫不引渡，由中国法院按照中国法律进行审判；

第二，苏联方面可以派外交人员全程旁听审判，保证审判的公开透明；

第三，中国承诺，等阿利穆拉多夫服完刑期后，将其遣送回苏联。

1986年3月4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劫机案，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们坐在旁听席上，全程见证了审判的全过程。

法庭上，阿利穆拉多夫情绪激动地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被领导穿小鞋、5次被关进精神病院、上告无门、妻离子散，他试图将自己的劫机行为，描述成“对不公体制的反抗”。

但中国的法庭，始终保持着专业与公正。法官耐心听完了他的陈述，随后将焦点拉回案件本身：

法庭审理的，不是他在苏联的遭遇，也不是他的政治动机，而是他“劫持飞机”的具体行为。

他用暴力手段胁迫机长，无视38名乘客的生命安全，强行改变航向迫降中国，这一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国《刑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法庭当庭宣判：阿利穆拉多夫犯劫持飞机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听到这个判决，阿利穆拉多夫当场表示接受，没有提出上诉。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个判决，其实是救了他一命——如果被引渡回苏联，他大概率会被判处死刑，或者再次被关进精神病院，永无出头之日；而在中国服刑，至少能保住性命，获得一丝喘息的机会。

虽然他还是一名服刑人员，但在生活上，他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和尊重，也终于摆脱了在苏联时的恐惧与绝望。

而他怎么也想不到，这门在监狱里学会的语言，会成为他后半辈子安身立命的饭碗；更想不到，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1年底，阿利穆拉多夫刑满释放，中国方面严格履行当年中苏谈判达成的承诺，早已做好了将他遣送回苏联的全部准备——签证手续、遣送人员、前往边境的车辆都已就绪，只等他收拾好简单的行囊，便送他回到那个他逃离了六年的“故土”。

此时的阿利穆拉多夫已经45岁，收拾行李时心里五味杂陈：他既恐惧回到那个曾将他逼入绝境、五次关进精神病院的地方。

可就在他准备踏上遣送车辆的前一天，充满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那面飘扬了74年的镰刀锤子红旗，缓缓降下，俄罗斯三色旗取而代之，苏联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这下，该往哪儿“遣返”？

阿塞拜疆已经独立，不再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与曾经的苏联判若两国；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却也早已是一个全新的国家，有着自己的法律与秩序；

而那个当初在谈判桌上态度强硬、一再要求“必须引渡”的苏联，早已在历史的浪潮中烟消云散。

就这样，45岁的阿利穆拉多夫，意外地、“幸运”地，成了一个无国可遣、无人可管的自由人。

上世纪90年代，中俄关系逐渐升温，两国之间的民间贸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倒爷”贸易，正搞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

阿利穆拉多夫，恰好完美契合了这份需求。他精通俄语，熟悉俄罗斯的风土人情、市场规则；

后来，阿利穆拉多夫在接受采访时，曾多次坦言，自己这一辈子，最感激的国家，就是中国。

但他感激的，从来不是那六年的牢狱之苦，那是他劫机行为应得的惩罚；他真正感激的，是在1985年那个特殊的节骨眼上，中国顶住了苏联的巨大外交压力，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简单的政治筹码，草率地交还给苏联。

一段隐秘的历史，一个跌宕起伏的人生，一场微妙的大国博弈，最终落幕于时代的浪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