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8元保号”和“大王卡”，运营商逐步取消低价话费套餐？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办理低价话费套餐的精力成本正在显著提升。

当你试图在三大运营商的App里寻找那款传说中的“8元保号套餐”或“19元大王卡”时，会发现仿佛置身于一座迷宫，入口消失了、客服语焉不详、甚至被告知“该套餐已下架”或“仅限特定受邀用户”。

低价套餐的静默退场，实际上是通信巨头们为了维持财报上的增长曲线，对存量用户发起的一场“温和挤出”。

消失的低价区，从看不见到办不了

哪怕在两年前，还能在互联网渠道轻松申请到各种免流卡、大王卡，但如今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虽然工信部并未明文禁止低价套餐，但三大运营商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不主动、不拒绝、不推广”。即不主动展示低价套餐，不拒绝用户通过强硬投诉办理，但不推广和维护低价入口。

这背后的依据，直接指向了运营商面临的巨大财务压力。

虽然中国的5G用户渗透率已经突破65%，但运营商最核心的指标每用户平均收入却在低位徘徊。

中国移动艰难维持在48-49元区间，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则在45元上下挣扎。

这就好比一家餐厅，客流量已经塞满了屋子，翻台率也到了极限，但大家点的都是“9块9的特价菜”，老板怎么赚钱？

取消低价套餐，就是运营商为了强行拉升客单价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更深层的依据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边际成本递增。2025年随着5G-A网络的全面铺开以及6G预研的启动，运营商的资本开支依然维持在高位。5G基站的功耗是4G的3倍以上，每一比特流量的传输，背后都是燃烧的电费。

在这种背景下，那些长期占用号段资源、信令资源，却每月仅贡献8元、10元收入的用户，在运营商的财务模型中，已经从可争取的长尾用户变成了负资产。

当提速降费撞上国资考核

为什么运营商要在这个时间点，逐步清退低价套餐？

过去十年运营商的KPI是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为了抢人头，送油、送米、赔本赚吆喝都在所不惜。

但如今国资委对央企的考核风向标发生了质的改变，从做大转向做强，核心指标锁定了“净资产收益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

在这种考核体系下，拥有1亿个低价值用户，不如拥有5000万个高价值用户。低价套餐用户不仅拉低了整体每用户平均收入植，还占据了大量的客服资源和网络并发连接数。

取消低价套餐，就像是把筛子的网眼弄大。一部分极度价格敏感的用户可能会销号，但这部分流失对利润影响微乎其微；而剩下的大部分用户，因为换号成本太高，只能被迫接受消费升级，从8元跳到29元，甚至59元。

运营商赌的是用户的“迁移成本”远远高于“涨价成本”。

此外2025年修订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禁止低于成本价销售”的条款，也意外地成为了运营商的“尚方宝剑”。原本是为了防止恶性价格战的条款，现在被用来作为下架超低价互联网联名卡的合规理由。

需求侧的错位，被遗忘的“沉默大多数”

低价套餐真的没有市场了吗？恰恰相反，低价套餐的市场需求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在激增。

对于很多普通消费者而言，他们并不需要5G的千兆速率，也不需要每个月100G的流量去刷高清视频。

中国有近3亿的老年人，他们的手机主要功能是接电话和微信语音，8元套餐是他们接入数字社会的最低门槛；年轻人习惯了将工作和生活分开，第二张卡通常只用来接收验证码或备用，保号是核心诉求；智能手表、儿童手表、家里的智能门锁，这些设备需要的流量极低，但必须时刻在线。

当运营商大笔一挥，砍掉低价套餐时，实际上是切断了这部分需求的供给。

在黑猫投诉平台，关于“诱导升级”、“限制降级”的投诉在2025年创下新高。

一位用户的评论在网上获得了高赞：“我可以为了更好的服务多花钱，但我不能接受因为你不想卖便宜货了，就逼着我买贵的。这不是升级，这是抢劫。”

在社交平台上，“如何通过工信部申诉保号”、“携号转网攻略”成为了热门教程。这种对抗性的消费关系，显然不是一个健康市场的常态。

从商业角度看，三大运营商清理低价套餐，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为了生存的必要之举。毕竟，还要投入巨资去建设未来的6G网络，还要去布局AI算力中心，这些都需要真金白银。

但是通信行业并非纯粹的商业竞技场，它还承载着公共基础设施的职能。所谓的“提速降费”，不应只是技术参数上的提速，更应是选择权上的“降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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