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晚年回忆南京保卫战，儿子唐仁和称：他不应承担完全的责任

1984年仲夏，长沙紫荆北路的老宅里，九十高龄的唐生智倚在藤椅上，轻声对身旁的三子唐仁和说：“那年风声太急，我也顾不了那么多。”这句话像穿越时空的铁屑，带着火星落进屋内，点燃了尘封多年的记忆。老人谈到的，正是四十七年前的南京保卫战。

时间回拨到1937年11月20日。淞沪会战硝烟尚未散尽，国民政府内部却陷入是否死守首都的拉锯。军事委员会的大礼堂里，何应钦摊开地图，上面满是红蓝箭头。他沉声指出：“南京四面皆险，守则兵耗城毁，弃则士气尽失。”一句话说完，空气仿佛凝固。没人愿意接下这块烫手山芋。

蒋介石最焦躁。他先前向德顾问法肯豪森请教过，得到的回答是“南京不宜恋战”，可首都若拱手让出，对国内外观感的冲击无异于当头一棒。于是他把目光依次扫过座中将领，目光停在唐生智身上。唐生智当时四十三岁，曾在北伐和淞沪一役中屡有血战的记录，资历与威望都在中上。面对领袖暗示，他只轻轻点头：“若无他人可选，我愿意扛这副担子。”

事后多年，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写道，唐生智此举是一种“借机掌兵”的豪赌。唐仁和则补了一笔：“父亲当夜只告诉母亲一句——国难当头，总有人要去守。”那时的家里，正是冬令物资紧缺，母亲没说话，只是给他多塞了件旧棉衣。

12月1日，日军大本营发出“大陆第八号令”，兵锋直指南京；同日，南京卫戍司令部挂牌，司令长官：唐生智。城内外合计约十余万兵力，却多为淞沪败退残部，三成是刚换上军装的生面孔。装备更差，标准配发的捷克式轻机枪严重短缺，连炮兵都在清点残存炮弹。唐生智在紫金山麓对记者放言：“与城存亡，与民同在。”此语上了当日各报头版，民众信心稍振。

战局发展极快。12月7日，日军第十军前锋抵达栖霞；8日拂晓，外围全部封死。唐生智原拟南北两翼同时突围，一翼经浦口渡江，一翼往句容突破，再在滁州集结。然而电台连夜收到汉口转来的密电——蒋委员长已率核心机关飞往庐山。留守将领心里都明白：中央不准备把主力葬送在南京。

尴尬的是，唐生智在9日晚临时改口，下令“主攻应以下关渡江为先”，导致各军一股脑涌向狭窄的江岸。轮渡三条，载重顶多百余人，拥挤、踩踏、误射接连发生，许多人甚至还没见到对岸就落水。唐仁和后来无奈摇头：“那条口头命令，是父亲毕生最大败笔。”

12月12日黄昏，城内弹药已近枯竭。唐生智在司令部召开最后一次军团长会议，问：“再坚持是否有意义？”副总参议冯圣法沉默半晌，垂下头说：“难以为继。”会上宣读了蒋介石先前的相机撤退电令：“战不在此毕，须保存实力。”可时机已过，当夜火光映红半边天，退路几乎被日军炮火封死。次日清晨，城墙被攻破，以平民、溃兵为主的逃亡潮涌向下关，南京陷落已成定局。

战后清算迫在眉睫。舆论咒骂声中，蒋介石只下令“暂予查办”，随后便搁置。知情者心里明白，若真要追责，错误从上到下层层累积，单把全部黑锅扣在唐生智头上，于理不符。唐生智自此迁往香港，后又寓居桂林，四顾茫然，偶有旧部来访，皆见其沉默寡言。

时光跳转到1949年。内战已至尾声，国统区军心涣散。此时的唐生智，身体每况愈下，却在关键节点与程潜、陈明仁密商和平起义。7月21日，湖南省政府电话不通，湘江大桥被撤出去路全封，长沙城头飘起了红旗。多年前的南京阴影，仿佛被这一抹新红驱散。

1964年12月，程潜在长沙家中设局，约唐生智、周世钊、陈明仁闲坐。牌局未毕，话锋转至将召开的三届人大。程潜透露张治中或列常委，唐生智骤然拍案，质问：“火烧长沙，他怎配？”情绪来得太猛，在座几人面面相觑。过了良久，程潜轻声劝道：“咱们都有过，党国自有权衡。”唐生智沉默，眼神却飘向远处灰暗的天井，似又看见南京城上空盘旋的轰炸机。

晚年病榻旁，唐仁和听父亲琐碎地回顾那场战役。“临危不乱，临难不苟，这八个字我做到了。”老人抿着嘴，“可疏散不力，是我的错。”他没提蒋介石，更没埋怨任何部下，只说自己“赔了老百姓一座城”。儿子安慰他：“责任不在你一人。”老人摆手，闭目良久，轻声道：“愿后人莫再逞匹夫之勇。”

南京的血与火早已写进史册。唐生智的一生或许难逃阴影，却也留下了另一幅剪影——当民族存亡紧要关头，仍有人甘冒大祸，硬着头皮站出来。纵有误判，纵然失策，历史的画卷终会给出位置，但是非功过，远非一句“全责”所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