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监督公务员为啥难？孙玉良：反民主的某些官员用权力筑起高墙

文｜孙玉良

这篇文章，谈谈一个扎心的问题：人民监督公务员，为什么总是“写在墙上、挂在嘴上、卡在路上”？举报渠道不少，制度条文不缺，口号喊得震天响，可真到动真格的时候，普通人却常常像撞上一堵看不见的墙。比如刘晓灵举报石家庄市新华服装集团总经理吴砚田，因为涉及时任河北省省长程维高的妻子，反而被判“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付出了坐牢792天的巨大代价。他在监狱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再也不告了，惹不起，不举报了”。而为了扳倒程维高，举报程的郭光允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被非法羁押期间饱受折磨。直到程维高倒台，这些真相才大白于天下。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不是不让你监督，而是让你“正确地监督”；不是没人接话，而是对某些人、某些事没人敢负责。

把事实摆出来，并不复杂。我国宪法白纸黑字写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监督。党纪国法也反复强调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但现实里，很多“监督”像走迷宫。信息公开，要么“依申请公开”，要么“涉及隐私不便公开”；投诉举报，要么转来转去，要么石沉大海；舆论监督，一不小心就被扣上“情绪化”“不理性”的帽子。制度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技术性消解”了。你找不到明确的门，敲不响该敲的鼓，最终被告知：程序已经走完，结果不便告知。

冲突点就在这里：权力来自人民，但某些官员却把权力当成私产；监督是义务，却被当成麻烦；批评是善意，却被视为敌意。反民主的地方，不在文件，而在心态。有的干部嘴上讲法治，手上玩程序；口头谈服务，实际设门槛。权力一旦习惯不被打扰，就会本能地排斥监督；一旦觉得自己“代表正确”，就会把不同声音当成噪音。阻挠人民监督的高墙不是一天砌成的，而是一次次拒绝解释、一次次回避回应、一次次用“合规”挡住质问慢慢垒起来的。

这堵墙的代价，最终由谁承担？不是官员，是社会。监督不畅，错误就难以及时纠偏；问责不力，风险就不断累积。小问题被拖成大问题，个案被发酵成情绪，信任被消耗成怀疑。基层治理最怕什么？不是意见多，而是意见进不来；不是声音大，而是没人听。监督被堵，舆情就会绕道；渠道被封，情绪就会外溢。到那时，再谈“稳定”，成本只会更高。

再看利害关系，清清楚楚。真正干净、愿干事的干部，其实最需要监督。监督是保护伞，不是绊脚石；是刹车，不是方向盘。可偏偏有些人把监督视为“风险源”，把透明当成“自找麻烦”。结果是什么？好干部被一刀切的“怕担责”氛围拖累，坏行为却在缝隙中游走。监督越难，投机空间越大；规则越模糊，寻租土壤越肥。这不是在护权力，而是在害权力。

关键变量不在口号升级，而在执行落地。信息公开能不能真公开？不是“能不能”，是“愿不愿”。投诉举报能不能有回音？不是“忙不忙”，是“敢不敢”。问责追责能不能见真章？不是“有没有法”，是“用不用法”。当监督成本高于沉默成本，理性的人都会选择闭嘴；当说真话要付出代价，社会就会学会低头。这不是人民不想监督，而是机制在劝人放弃。

说到底，人民监督公务员难，不是人民能力不够，而是某些反民主心态的官员，用权力筑起了高墙。他们怕的不是错误被纠正，而是权力被看见；不是规则被执行，而是例外被取消。在这些人的权力指挥棒下，监督被程序包裹，被流程稀释，被权力慢慢拖死。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态度问题；不是能力问题，是立场问题。可历史早就反复证明：权力越透明，越安全；监督越充分，越稳定。把墙拆掉，阳光进来，问题反而少了。继续筑墙，迟早会把自己困在里面。那些倒台的大大小小贪官，如果能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最后会犯下那样的大罪走进监狱甚至被判死刑吗？做官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挡住人民的眼睛，而是经得起人民的目光。